一帶一路的十年再出發（上）習近平「意外的天可汗」西進戰略

文／孫超群（The Glocal研究員）

首屆「中國—中亞峰會」5月18日至19日在中國西安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塔吉克總統拉赫蒙、土庫曼總統謝爾達爾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受邀出席。過往中國與中亞五國之間的官方交流機制，只限於由2020年開始每年進行的「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晤。

因此，此次峰會不但是今年中國首場重大主場外交活動，更是中國與中亞五國建交31年以來，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辦峰會，並確立2年一次會晤的交流機制。這在中國與中亞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峰會首日在西安大唐芙蓉園舉行的歡迎儀式和宴會，成為外界焦點。主人家習近平為遠道而來的客人接風洗塵，舉行唐朝傳統迎賓儀式，安排歌舞表演。

中亞五國歌手盛裝亮相，在中國發跡的哈薩克著名歌手迪瑪希（Dimash Kudaibergen）更以流利漢語獻唱《萬里夢同心》，盡顯吸引外國人「追尋中國夢」的國家軟實力。這峰會被視為傳遞中國展現大唐國力鼎盛、萬邦來朝、「天可汗」威武的訊息。

▌另一個十年：「一帶一路」重新出發

但其實峰會的意義遠大於此。今年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北京之所以選址西安舉辦首屆峰會，與「絲綢之路」的歷史有莫大關係。習近平在致辭開首指出，西安古稱長安，是古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並引用歷史稱在2,100多年前，「張騫自長安出發出使西域，打開了中國同中亞友好交往的大門。」引導至中國肩負此一「歷史使命」，繼往開來，以「一帶一路」倡議再次推動絲綢之路的興起和繁榮，開闢嶄新未來。

在演講中，習近平回顧過去和中亞國家攜手合作的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偉大戰略基建」 —— 橫跨天山的中吉烏公路、征服帕米爾高原的中塔公路、穿越大漠的中哈石油管道、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中歐班列等等。在過去10年的基礎上，中國和中亞國家將這合作模式推到更上一層樓。

首屆峰會的關鍵，在於中國在經歷疫情三年之後，並在烏俄戰爭極為艱鉅的背景下，如何重振「一帶一路」倡議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實踐中國的地緣戰略構想及全球安全倡議——透過「西進戰略」，與中亞國家「實現從睦鄰友好到戰略伙伴，再到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性跨越」，繼而保障中亞地區的政治和安全穩定，最終實踐「國內安全」之核心國策。

另一方面，中亞五國作為前蘇聯加盟國，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力依然揮之不去，因此該地區一直被俄羅斯視為「後花園」。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已在當地建立無孔不入的政經影響力。中俄生存在同一地緣政治空間，會否一山不能藏二虎，產生利益衝突？抑或是中俄在中亞其實有互補的合作關係，大於惡性競爭？

▌何謂中國的大戰略？重讀「一帶一路」奠基者王緝思的主張

事實上，中國的「西進戰略」並非新鮮事。橫跨1990年代江澤民以及2000年代胡溫時期，中國與中亞五國已經有著深厚的經濟聯繫。1998年和2003年修建的中吉邊境鐵路、2006年始營運的中哈石油管道、2009年落成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都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的關鍵戰略基建。

然而，縱使在江澤民年代後期，北京開展針對國內發展的「西部大開發」國策，以縮小經濟急速發展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並開始與中亞國家建立深入合作，但官方對歐亞大陸依然未有一套關於外交及地緣戰略構想的完整論述。中國外交事務的目標是甚麼？中國到底是否擁有自己的大戰略？這些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答案。

直到在「一帶一路」出現不久前，中國國際關係的學術圈子開始蘊釀探討上述問題的新論述。2011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在《外交事務》撰寫了《中國大戰略求索》一文，探討中國的外交目標及向內亞發展的戰略，引起一時議論。2012年，他在《環球時報》發表了題為《「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的文章，提出中國應該以「西進」去抗衡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與中亞、中東、南亞發展更緊密關係，認為「推動中國經濟、政治活動和國家利益的『西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他在文章中的論述被指為中國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論述支持。加上，他曾兼任中國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在多所美國大學擔任過訪問學者，因此他的觀點被視為了解中國對外政策的窗口。

王緝思明確地指出，過去30年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與國內重大事務保持著密切協調。中國對外政策是要保護其核心利益——主權、安全和發展。基於歷史之故，中國領導人對外部威脅如何引發國內動亂一直相當敏感，這種擔憂一直縈繞中國。

過去一世紀，中國經歷過大小的內部動亂，被領導層視之為「外部威脅」的結果。考慮到這現實，王緝思指出當時中國領導人重新確立對外政策目標，比如在2009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提出，中國外交工作必須「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服務」。

王緝思特別強調，中國能否繼續在經濟現代化和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世界的穩定。雖然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經濟利益偏東部沿海地區，並認為東亞很重要，但此時他警惕國家也要給予西部更多戰略關注，除了繼續中國過去數十年在疆藏西部地區的開發戰略，更要積極參與中亞以至裡海地區的事務，發展經濟新項目，通過歐亞中部直達歐洲。王緝思此一「西進戰略」，重塑了中國的地緣戰略構想。

今年4月，王緝思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講座中表達的觀點，跟十年前依然相同。其中，他反對「中美實力一升一降，是中美關係惡化的原因」的中國國內普遍看法；他以70年代美蘇關係為例子，兩國實力也是一升一降，但關係卻獲得改善。因此，王緝思認為大國關係不會因實力此消彼長而惡化，而癥結在於各自的「國內政治問題」。他聲稱「美國試圖在疆藏及港台問題上干預中國內政」，令兩國關係註定惡化。這個說法，再次鞏固他認為「中國對國內安全的關注大於外部安全」的觀點。

▌中俄戰略觀之區別：「不經意的帝國」 vs. 「雄心勃勃的帝國」

中國積極拓展其「西進戰略」，令歐亞（Eurasia）此地理概念漸漸廣為大眾注視。歐亞不只是夾在歐洲與東亞太平洋沿岸之間的遼闊內亞大陸，更是非歐美國家勢力主導的地緣政治空間，是陸權勢力的腹地，與歐美國家為首的海權國家互相抗衡。陸權學者如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及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都提出過，基於豐富的天然資源、龐大的人口以及有不少具發展潛力的國家，歐亞中央是具戰略利益的兵家必爭之地。

中俄同樣透過不同形式的區域整合（「一帶一路」及歐亞盟），擴大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尋找大國的生存空間，與海權國家對立。那麼，中俄的戰略觀在本質上有何分別呢？

俄羅斯則情況相反，今時今日特別是烏俄戰爭後，被認為偏右且具擴張性的「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在俄羅斯大行其道，該理論認為俄羅斯應負起責任，帶領歐亞國家團結，建立「多極體系」國際秩序，抗衡大西洋主義者。即使提出該理論的地緣政治學家杜金（Alexander Dugin）本身並不入流，但十分諷刺地，戰爭爆發後克里姆林宮卻朝着此方向走，視特定國家為威脅對象（視基輔政權為納粹政權），以推翻政權及吞併其領土為目標。

俄羅斯這類著重傳統軍事及領土擴張的作風，並非中國所強調的大戰略觀。這令筆者憶起《中國斯坦：中國不經意的帝國》（Sinostan : China's Inadvertent Empire）此著。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RSIS）高級研究員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及地緣政治學者彼特森（Alexandros Petersen，已在2014年阿富汗首都恐襲中喪生）為此本書的作者，他們透過10年間不斷旅行和研究，採訪中國商人，與渴望學習普通話的中亞年輕人見面，與中亞五國高官聊天，親證中國在歐亞腹地不斷擴大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