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亮馬橋的白紙抗爭者:壓抑多年的表達衝動,終於得到了釋放

聯合新聞網 陳莉雅
一名不願具名的抗爭者告訴《轉角國際》,在這之前不少人對中國還抱有很大的幻想,但疫...

採訪/陳莉雅(獨立記者)

2022 年 11 月 24 日,新疆烏魯木齊因強力封控措施導致火災難以救援,造成 10 死 9 傷,隔天不少民眾上街頭抗議,高喊「為人民服務」等口號,相關影片通過網路廣為流傳,一次性地匯聚散落在中國各地,深有同感的的悲傷與憤怒。為此各地區開始出現零星抗爭。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兩天之內,零星抗爭演變成大規模的抗爭浪潮。11 月 26 日中國南京傳媒學院的學生,在校園內哀悼烏魯木齊大火的死者,同時舉著白紙。此一行動後續被網友取名爲「白紙革命」。開始是悼念,後來演變成現場抗爭與表達訴求。

對於疫情期間的強力封控政策、以及中國政府多年來的高壓治理感到不滿的民眾聚在一起,在街上高喊口號,將壓抑多年的表達衝動,一次性釋放。截至 11 月 28 日晚間,中國境內已經有超過 10 個城市爆發抗爭行動,其中每個城市也有多處抗爭行動,海外也有多個城市包含倫敦、巴黎、東京、巴西和雪梨也出現抗爭。

抗爭者當中有不少是年輕學生,也有一些封控期間導致生計大受影響的工作者、商家們,有人直言數個月沒有收入,生活完全過不下去。

一名不願具名的抗爭者告訴《轉角國際》,在這之前不少人對中國還抱有很大的幻想,但疫情期間通過切身經驗,真實地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經驗,

「三年來,我們逐漸認清自己的處境,包括(封控政策)對個人生活的侵擾,被權力支配的感覺。最後你會發現你連發聲的資格、權利都是沒有的。」

抗爭者當中有不少是年輕學生,也有一些封控期間導致生計大受影響的工作者、商家們,有...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非本文當事人。 圖/歐新社

這場抗爭浪潮是 1989 後最大的一次行動, 30 幾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有人能想到,高壓管控下的中國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抗爭。它的意義已經超越訴求本身,重要的是,當時代發生劇烈變革的當下,民眾如何參與其中,爭取表達的機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抗爭行動爆發 3 天以後,除了那些在現場抗爭被警察帶走的人之外,各地紛紛傳出對參與者進行「事後追捕」的消息,此外,目前在上海、北京等曾出現抗爭的城市,警方開始對一般民眾(尤其是年輕的大學生)進行大規模核查——要求民眾交出手機,查看手機內的訊息與所安裝的軟體,是否有中國境內封禁的海外App。從11月28日晚間開始,社群上對於現場活動的影片與相關訊息變得非常少。

我們採訪了 11 月 27 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的參與者。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站上街頭,對他來說,他單純是想將心中的不滿表達出來,除此之外他沒想更多,同時,他也很清楚整個中國社會處在怎樣的處境當中,心中不免帶有恐懼、忐忑,因此在整場抗爭中可以觀察到,許多人是「在恐懼情緒中克制地表達訴求」。對不少參與者來說,他們沒有任何類似的社會參與經驗,所有人都是一起在黑暗的現場中不停地摸索,使得這些抗爭現場顯得有些壓抑,但同時又有一種破繭而出的生命力。

他的故事既有時代的共性,但同時也非常個人。

——以下內容為根據採訪內容整理成第一人稱口述故事——

為保護當事人,內文涉及部分個人資料細節,已模糊處理。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 圖/路透社

11月27日傍晚,我看到全國各地都有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的活動,其中也有人在表達訴求,所以我就跟朋友說,我也想參與悼念活動,接著看到有人在北京亮馬橋附近悼念的影片,就是有人在現場點蠟燭、舉白紙。

我當時覺得,我想跟大家站在一塊,想去做些事情,讓別人知道我們是有訴求的,所以就決定前往亮馬橋附近。坦白說,我當下心裡是有點忐忑,也覺得有風險,畢竟我有看到前一天(11月26日)在上海發生警察與參與者之間的衝突事件。我個人是不想看到衝突的。

我很想做一些事,但我的勇氣沒有足夠到能跟對方去拚、去打,事實上我也不希望發展成這樣,能實際到現場參與悼念、舉白紙表達訴求,對我而言就很夠了。

我跟朋友到亮馬河附近,當我們停好車,發現現場有三、四輛警車,也拉了警戒線,警察阻止我們進去,說這裡被管控了,這時候很多人開始移動到河的對面。就我所知,當晚亮馬河附近應該有三個悼念現場,但這些都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都是哪一個悼念現場被管控,人潮轉移之後而出現的。

我沒能進到第一現場,跟著人群走到在亮馬河對面的第二現場進行悼念,在現場大家一起點蠟燭、舉白紙,也一起唱著歌,像是《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亞細亞的孤兒》、《海闊天空》等。

很多人被驅趕之後都聚集在第二現場,人一多,警察就過來勸大家離開,當時大概有三個警察來拉我,也有拉其他人。

其中一個警察看到我手上有一張紙,他問我這是什麼?上面寫了什麼?我用手機的燈照亮紙張,跟他說:這就是一張白紙,什麼都沒有。我自己當下的感覺,他好像是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這時候對面的人向我們喊話說「不要走」,我們也呼應說,「我們不走。」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非本文當事人。 圖/美聯社

過一陣子,對面人潮開始移動,附近出現了在外圍的第三現場,那些都是完全沒辦法進來的人,接著越來越多人到外圍的現場。在現場,時不時會有人帶著大家唱《義勇軍進行曲》,說實話,我內心並不是很想在這個場合唱《義勇軍進行曲》,但大家唱,我就跟著唱,我就只是想跟大家待在一塊。

其實小時候聽《義勇軍進行曲》真的會起雞皮疙瘩,就是熱愛這片土地、熱愛人民,熱愛國家的心情,但這幾年因為發生很多事情,我發覺這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樣,有種被欺騙的感覺,突然間對這首歌產生一種羞恥的感覺,我不想用這首歌表達抗爭,我更想唱的其實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但這首歌在中國也是被禁的。

不過畢竟這次的抗爭活動很罕見,現場來了很多外國記者拍照,但因爲現在的環境之下,很容易被一些民粹主義搞得很煩,以前記者來報導我們都覺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現在就很麻煩,尤其如果對方是外國身份,整件事又變得不太一樣。

在河邊的時候,有個女生把白紙舉在頭上,很多人去拍她,但我當下就有點擔心,因為她是一個人,我怕如果之後有事的話,她是會被曝光的,所以我就舉白紙也去站在她的旁邊。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害怕,真出了事,能承擔就承擔吧。

原本群眾是聚集在現場,但開始有人喊說「一起往城裡走」,走沒多久,警察也越來越多,不讓我們再走,所以我們就掉頭。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我竟然成為隊伍的前幾排,當時,我看到前面竟然大部分都是女性,我直覺是萬一發生什麼衝突,感覺對女生們很不利,於是我就向後面喊,有沒有男生往前走。

繼續走到下一個路口的時候,有很多警察靠了過來,但當天現場,我其實會感覺到一種默契,就是雙方都不想起衝突,不想有肢體對抗。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非本文當事人。 圖/歐新社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 圖/美聯社

這次各地的抗爭行動,很多人都盡力表達不同的訴求,但現場的口號蠻亂的,就是誰想到了什麼就喊什麼,一直邊走邊喊。

中間有一個人,他開始喊一些比較政治性的口號,這個人情緒特別濃,說了很多四通橋的事,其實我們心裡也都清楚這個事。他在現場喊了四通橋事件中的橫幅內容。他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訴求放在政治訴求上,但當時我有感覺很多人是不願意的,因為剛剛發生了上海的衝突事件,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反而會讓矛盾激化,不能處理好本來的訴求。所以我就沒有跟著喊全部的口號,尤其是涉及到習近平的口號。

當然我覺得他敢把這些訴求說出來,是很勇敢的。不過也可以聽到現場會有人說,我們不要這樣喊了,接著就有人開始喊其他口號,想把那些口號蓋過去。同時大家也在保護那個人,盡量都跟他走在一塊,不要讓他落單。因為我們的隊伍當中,旁邊有非常多便衣警察。

走了一段時間,我感覺有便衣警察在隊伍當中引導大家往回走或回家,我們整個隊伍被沖散很多,隊伍分成好多塊。這個時候現場警力已經比之前多出兩倍以上,但當時的情況是,警察的情緒都相對克制。

後來,我走得有點累了,就坐在街邊休息,三、四個警察過來勸我讓我離開,我說我不想離開。這時候突然有個抱著狗的阿姨走向我們,開始去跟警察說話、聊天,我感覺這阿姨是怕我落單,所以一直在旁邊待著,這阿姨後來還拿食物給我們吃。

休息了一會之後,我看到有個女生舉著白紙,站在路中間,一句話也不說。不知道為什麼,我當下很受衝擊,立刻就衝過跟這個女生站在一起,接著很多人也靠上來保護那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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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讓我們回到路邊,當我們到路邊的時候,我感覺有兩個穿著迷彩服的人,可能是便衣,他們一直往我們這邊擠,想把我們擠開。我們很不爽,就跑回路中間,警察又叫我們回路邊,我們就說,「你讓那兩個人離開,我們就回去」。結果,警察還真的叫那兩個人走。

我當時問其中一個警察說,你一直說你了解我們的訴求,那你能不能說一遍我們的訴求。他根本說不了,也不敢說。這時候我收到朋友消息,說有很多警車準備要進來了,要我們趕緊走。

我們一群人走到亮馬橋那時,現場全是警察,這時候很多人聚在一起,繼續開始大喊「不要核酸、要自由」、「電影自由」等口號,我記得很多經過的車長按喇叭、鳴笛,還有車經過時放《國際歌》表示支持,現場非常激勵人心。

當隊伍一路走到使館區附近,人群中就出現意見分歧,有一群人希望往美國大使館走,但很多人不想。我自己覺得一旦往美國大使館走,事情就變得很複雜,本來對我們有利的就會變得不利了,接著有一部分的人決定往回走。

當時我已經走了五小時,身體真的很累了,接著我就跟朋友一起回家,後來隊伍去哪我也不清楚。

回到家之後,我自己感覺當晚的現場感覺很好,我們當中也有人跟警察喊話讓他們加入我們,沒有爆發衝突,好像是我們找到了一個方式去表達訴求。不過心裡多少還是很忐忑的,

我不知道如果下一次抗爭的話,不知道出現的警察說不定是外地來的,整件事會不會不一樣了。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 圖/歐新社

其實這三年疫情期間,我的感觸很多,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我是影視產業的從業人員,我還記得剛入行的時候,當時整個產業很景氣,基本上是完全不缺工作的,但在疫情期間沒什麼特別工作,很多項目直接喊停,一直處於半失業狀態,像我今年就被取消了四個項目。

這種鬱悶一直到今年二十大之後有了一次很大的打擊,當時就有種完全沒希望的感覺。之前我們做內容,無論如何都是要經過審查,反正就是要在規格面做這件事,

但二十大之後,我身邊很多人反而出現一種「釋懷」的情緒,就有種反正你做什麼都不太可能過審,一切都不重要了,還不如專心做自己要做的事。

對於上街表達訴求這件事,我內心是一直都有很渴望的,這段期間,我有很多話想喊出來,也想和大家站在一起,這是跟我的生命相關的。

我總覺得我們活在這時代,必須有人做這些事。這片土地上,太多的人是利己主義者,太多人希望免費獲得勞動果實。

但有些事總要有人要做,一定是要有人衝在前面,也一定會有代價,但這件事為什麼都要讓別人做呢?

圖為11月27日晚間,在北京亮馬橋附近的白紙抗議現場。 圖/歐新社

陳莉雅

陳莉雅,記者。過去曾任職於台灣《天下雜誌》、上海《好奇心日報》、香港《端傳媒》等媒體,長期關注兩岸三地的話題。現為 Podcast「一手故事」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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