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新疆警察檔案》：拘留營「快捕快訴」監獄化控制

2019 年冬季的某日清早，我自喀什客運站出發，乘車前往塔里木盆地南緣某座綠洲。

這不是我第一回走這條路，但局勢艱困，層層安檢與上頭說變就變的管制政策，我不知道探訪計畫能否不受阻，只能姑且一試。車程不短，冬季乘客稀少，我索性和同車的幾個乘客聊了起來。

其中兩位同行的年輕漢族男性，看上去頂多二十出頭，其中一位特別耐不住沉默，用手機放著流行音樂，和司機天南地北地閒聊，我偶爾搭個話，扯扯天氣食物，心思卻飄向遠處的荒地：一百多年前的西方文獻與上個世紀末的民族學研究材料皆有記載，喀什出城往英吉沙的半途，向著沙漠切行，可通往一連串維吾爾傳說中最著名的聖人墓群。

我很想走進沙漠，親自造訪這些聖地；可透過近年的衛星圖像，我也知道在沙漠的邊緣，新建有許多其他的處所。

車間的話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位話多的年輕人正在抱怨新疆的情勢，「整個城市感覺特別壓抑」，每個關卡都要刷臉、滿街的攝像頭與監控點，「到哪都搞得像監獄一樣！」我對他的抱怨感到好奇，「咋啦？第一次到新疆？」「嗯，第一回。」他跟他的同伴都是。

「第一次來新疆就到這麼遠的地方？」我心裡這麼想。

途經幾座維吾爾聚落，一路磨話待旅途過了大半，一切才變得清晰：這兩位同行的年輕人是公安，要前往眼前的這座綠洲報到。發話抱怨的那位，也是說出自底的這位，老家在長沙，站了三天火車才到烏市，舊崗在深圳，自願調過來新疆，問他為什麼，他說薪水高啊，月薪補貼什麼的加一加得有個八千，新疆怎樣都比高消費水平的深圳來得強，不過「就是氛圍難受」。他的夥伴來自重慶，始終抱有戒心，不願多說些什麼。（為保護當事人，原籍地有略作變更）

整座城市戾氣沉重，自綠洲外沿進城到郊區的客運站，一共得通過三個安檢哨口，

日前《BBC》與多家國際媒體取得一批自新疆警察機關外洩的資料，並發佈了一連串的調查報導，這批《新疆警察檔案》（Xinjiang Police Files）揭露了 2018 年間，警務單位的大量收押紀錄、影像以及內部指導文件（完整摘要可見轉角編輯撰寫的〈學員不聽勸阻予以擊斃：《新疆警察檔案》曝光的「教育指南」〉）。

嚴格來說，《新疆警察檔案》沒有告訴我們更多新的事情，但它像是一批 2018 年的時光切片，鮮明而牢固地證實了過去幾年，記者、學者，乃至於去年普立茲獲獎報導所談論的，自 2017 年起在新疆所發生諸多的事實。

我不禁想起那兩位至南疆綠洲赴任的年輕警察，他們後來被派往了哪裡？是便民警務站，還是這批外洩文件中所揭示的，實質上就是監獄的拘留營？光是街上的氛圍就受不住了，更何況是長時間輪崗守在營裡？更別說是失去自由的維吾爾人們呢？

▌「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與監獄

自 2017 年起，中國政府針對新疆突厥裔穆斯林所施行的監禁措施，包括所謂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以及監獄等兩種體系。就法規面向上，兩種體系的意義全然不同：拘留營是習近平示意自治區政府後，自治區政府立訂行政規章，授權給地方政府執行的行政處罰手段，當局可任意對中國公民施行，而不受任何監督、審理與申訴（關於拘留營的法律定位，請參考筆者拙作〈再教育營會停嗎？中共新疆「一把手換人」的民族改造下一步〉）。據早前 ICIJ 取得的《新疆電文》指出，一般「學員」的常規「培訓」期約 2 年；若表現不佳、未通過評估，則可能延長，一如前自治區書記陳全國於近期外洩文件中所示：「5 年的再教育可能都不夠」。

請注意，如此長時間的監禁，尚不包含通過「教育培訓」之後「勞務轉移安置」的部分（亦即外界調查所指出的工廠強迫勞動）。而被送入監獄體系的當事人，則有經過刑事上的起訴、審理、判決、發監服刑等法律程序。早前人權組織調查報告曾指出，被收進拘留營的學員，仍有可能被起訴、判刑，轉送監獄，成為國家「合法」長期監禁的犯人。

然而，透過官方的新疆法院工作報告以及當前披露的《新疆警察文件》可知，在實際操作面上，拘留營與監獄兩者的差異已日益模糊：號稱「教育培訓」的拘留設施內部管理監獄化，而被檢方起訴、送入監獄的犯人數量也於近年急遽擴張，這兩個現象可說是一體兩面，目的均在於殘酷地壓制維吾爾社會。

▌拘留營「監獄化」

依據《新疆警察檔案》，警務內部文件使用了多種名詞來指稱入校的「學員」，包括「收押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等，日常起居的處所被稱為「監室」，入校前一概得進行訊問。為何具刑事意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等會出現在官方所謂的「教育培訓機構」？這是中國政府始終避而不答的問題。

以疏附縣的教培中心為例，校內依人員分類而監禁於不同的區域，其中以常規的普管類、嚴管類、強管類為關押大宗，另有部分特殊身分人員，包括公職人員、未甄別類、已判刑類，此外還有不同政府部門「推送」搜羅而來的人員。

相形於關押的緣由，管理機構更在乎的似乎是警務人力的配置與效能：保安、協警、民警、特勤、特警的排班，槍枝彈藥的分配（制高點特警配有班用機槍與 88 狙擊步槍），突發事件的因應措施（處置流程的第一步驟——讓黨幹部撤至安全區，切實呼應了「讓領導先走」的優良黨的傳統）。

由檔案可知，「校方」毫不在意關押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亦在在顯示出拘留營體系與監獄的模糊分野：

▌快捕快訴，塞滿監牢

與此同時，另一套監禁體系——監獄——的容納人數也大量增加。

2019年《紐約時報》的分析報導、2021年人權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 的報告皆引用官方數據指出， 單 2017 年，遭新疆檢察體系所批准逮捕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人數、提起公訴人數，均大幅上升：逮捕人數（22.7 萬人）是該區前一年（2016）人數的 8 倍，被起訴人數（21.5 萬人）則是前一年的 5 倍，新疆人口數量佔中國全國人口不及 2%，但該年新疆檢察機關簽准的逮捕人數卻佔了全國逮捕數量的 21%；而新疆法院的刑事案件結審數量也隨之增加（14.7 萬件）。

儘管近兩年各項數據已下降，但每年遭新疆檢察機關以刑法起訴的人數仍有約10萬之譜，如 2018 年有 13.3 萬人因刑法而定罪入監。

司法體系行使職權本無可厚非，但顯著的量變加上時序與自治區政府的「應收盡收」政治方針相呼應，這著實令人不安。此外，無論是檢察或司法體系，皆屢屢在工作報告宣示其職權將全面為政府的去極端化政策服務，如以「引導取證，強化捕、訴銜接」、「快捕快訴」、「強化政治責任和政治擔當……強力震懾敵對分子」等，作為訴審的運作方針，教人懷疑新疆近年增量的司法審判會不會僅是長期拘禁就地合法化的過水程序。

正如《新疆警察檔案》所示，大量經法律程序審理、入監服刑的「罪犯」，獲罪原因包括「非法收聽講道」、「曾從事伊斯蘭經文傳教和研究」、「在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下蓄鬍」等，卻被判處10年以上的重刑。

再者，當官方打著「職業培訓」名號大肆搜羅監禁突厥裔穆斯林時，大批具備專業才幹並具社會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亦開始失蹤。自 2018 年起，外界陸續獲知，多位少數民族知識骨幹已在監禁條件下走完了法律審理程序、獲判重刑。例如筆者曾介紹的維吾爾人類學者熱依拉·達吾提教授（راھىلە داۋۇت，Rahile Dawut）、詩人帕爾哈提·吐爾遜（پەرھات تۇرسۇن，Perhat Tursun）等：2020 年，帕爾哈提判處 16 年重刑，罪名未知；熱依拉則是在人間蒸發近 4 年後，於 2021 年首次由政府單位證實，她已獲刑入獄，罪名與刑期未知。

▌刑上加刑的依司馬伊力

然而，經法律程序獲判入監並不意味著監控的終點，入獄的維吾爾人們無論在行為或思想上，依舊受政府的嚴厲管控。

據「新疆受害者資料庫」提出一份出自官方《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判決書，現年 58 歲的維吾爾族農民依司馬伊力·斯迪克（Ismayil Sidiq），於 2017 年被檢方以「宣揚極端主義罪」起訴，後為新疆英吉沙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

隔年，據獄方所述，服刑中的依司馬伊力試圖使用簡易的方式，實踐他的伊斯蘭信仰：他試圖在監獄內以自我淨身的方式替代穆斯林的禮拜，包括以「寫思想彙報的紙擦鼻涕」、「以要小便為由用衛生紙擦拭其生殖器」，並遭舉報、被獄方認定其「從事變相宗教活動」，審判書指出依司馬伊力對於自己被獄方舉報，感到非常不滿，他認為「維吾爾族人應該團結，不應該舉報自己民族的人」。

因此，依司馬伊力再度遭到檢方起訴，控以「破壞監管秩序」及「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等罪；奎屯人民法院審判後，合併兩罪共判 13 年有期徒刑，加上其原剩餘的 9 年餘刑期，合併判決為有期徒刑 20 年。

按照刑期，依司馬伊力要在 2038 年 5 月 28 日才得以重獲自由，那時候的他將已 74 歲。

▌聯合國高階官員的「走走看看」

5 月底（23−28），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自廣州入境中國，陸續到訪烏魯木齊與喀什，並於離境前發表聲明。措辭上，她行禮如儀地使用官方所稱之「職業教育培訓中心」（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一辭，來指稱各類的拘留設施。

巴切萊特自承她無法評估教培中心的全貌，但有就新疆反恐措施「缺乏獨立司法監督」、「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權利的影響」等議題，向中方提出關切；而當局則向她保證，教培中心已全數拆除。她也隨之鼓勵中國政府主動檢視過去幾年的新疆政策，是否有不符國際人權規範之處；未來，她的辦公室將與北京共同成立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以協助中國在人權事務上持續進步。

巴切萊特此行並非臨時起意。打從 2018 年以來，她持續就維吾爾議題與中國政府交涉，希望在具有實質意義的條件下造訪新疆，然而訪中行前，她卻改口稱此行「不是調查」，也未有任何國際媒體記者獲准同行，外界亦不清楚聯合國與中國於此事所達成的條件為何。

關切、鼓勵、支持、協助，在喀什造訪了一座監獄與一座前拘留營的巴切萊特，措辭正面，試圖自本次造訪找尋積極的人權意義，卻避談早前大量研究與調查報告的質疑，也並未明確承諾未來將採取何種作為回應外界對於此行的質疑。

當前她的言行，並無法獲得維吾爾研究學者們與海外組織的認同，也嚴重滯後於外界對於維吾爾族處境的關注——畢竟數批外洩檔案以及監獄數據，都是 2019 年前就已經發生的事。如果一個堪稱友善的造訪，尚且需談判超過四年，發佈一個真正具實質意義的調查行程，究竟還需要等候多少時間呢？

經歷過智利右翼極權政府迫害的巴切萊特，絕非人權事務新手，她和中國政府間極可能有著未公開的談判與妥協，然而就目前局勢看來，這更像是出於維繫聯合國與中國對整體人權議題對話可能的考量，而稀釋了對於維吾爾族處境的考量。儘管有呼聲，但檯面上並沒有明確的跡象可看出，聯合國有想要扭轉這一局面的企圖。

人們所感受到的肅殺，職志被迫中斷的維吾爾知識份子們，差異日益模糊的拘留營與監獄，被殘酷地拆解的社會與家庭，維吾爾人們的遭遇，所被迫耗費的生命，都不是諸般精巧的積極言辭，所能夠支撐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