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閉嘴的法律國家：新加坡人可以「不聽話」嗎？

「新加坡人就是怕輸、怕死、怕政府？」新加坡以其繁榮、開放的金融發展為傲，躋身高收入國家，但在天秤的另一端，其嚴苛的法律、由政府管制一切生活環境，也讓新加坡有「保姆國家」（nanny state）的印象——政府宛如人民的父母，一手包辦從住宅到生活的一切大小事務；政府也會訂定各種界限，而人民只要相信政府、聽政府的話就對了——這讓新加坡人有時也會以此自嘲「新加坡人就是怕輸、怕死，也怕政府！」由此延伸的另一問題也在於：「不聽話」的新加坡人會發生什麼事？抑或，新加坡人可以不聽政府的話嗎？

不聽話有各種可能的結果，而如今多被外界所關注和討論的是：一、政府或將祭出各種法律對付；二、若事關政府、高級領導人如總理的聲譽，總理本人或將以私人身份親自提告。

例如，新加坡在10月4日通過《防止外來干預法》（FICA），旨在打擊境外勢力干涉國家內政，不過遭批評賦予內政部更大權力，藉此打壓異議人士。2019年，新加坡也在爭議聲浪中通過《假新聞法》（POFMA），外界認為此法賦予當局監管社交平台甚至私人聊天群組的更大權力。在現時脈絡下，這兩部法令實屬合理與必要，但關鍵也在於此法賦予執法單位多大的權力和詮釋權，是否會變相扼殺原本就有限的公民活動和公共討論？此外，新加坡過去不乏有總理控告平民誹謗的民間訴訟案，在此大環境與氛圍之下，也會在公民社會裡造成一定程度的寒蟬效益。

就以上種種現象與疑問，本次的重磅廣播訪談三位新加坡來賓，分別是當地獨立媒體《網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主編許淵臣（Terry Xu）、移居台灣的社運人士鄞義林（Roy），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

其中，許淵臣和鄞義林都曾被總理李顯龍控告誹謗罪成，儘管社會上有聲援他們的聲浪，但同時也有人認為他們就是不聽話的「異議份子」和「troublemaker」。這當中，他們是否會將自己視為「異議份子」？以及，他們如何看待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誹謗罪」？而副教授莊嘉穎也將在本集一起探討，新加坡總理控告平民的脈絡究竟從何時開始，以及這些法律將對公民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網路公民》主編許淵臣：為什麼要告我誹謗？

《網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成立於2006年，是新加坡少見的獨立媒體，致力於報導社會和政治新聞。按照許淵臣的說法，當地過去的一些議題都是在《網路公民》報導之後，其他相對親政府的主流媒體才會接著跟進。事實上，工程系背景出身的許淵臣當時是在因緣巧合之下加入《網路公民》，到後來成為主編，他笑言自己並非新聞出身，只能靠著邊摸索邊學習的方式運營下去。

當中，讓許淵臣惹上官司的是一篇關於李氏家族如何就處理李光耀故居而起糾紛的報導。《網路公民》在2019年8月刊出《總理夫人何晶奇怪地分享了一篇和家人斷絕關係的文章》（PM Lee's wife, Ho Ching weirdly shares article on cutting ties with family members），該篇報導由許淵臣和另一名馬來西亞作者所寫，其中部分內容引述李顯龍弟弟和妹妹針對李顯龍的指控，文內質疑李氏家族的財產使用方式。

隨後，李顯龍控告許淵臣和另一名馬來西亞作者誹謗。新加坡高等法院在今年9月1日宣布李顯龍勝訴，法官指出辯方無法證明文章內容是否有根據，判決許淵臣賠償李顯龍21萬新幣（約新台幣432萬），另一名作者則需賠償8萬新幣。法官在判決書上提到：

面對判決結果，許淵臣坦言按照網站的立場，他認為自己是在「引述」李顯龍弟弟和妹妹的說法：

他認為李顯龍不控告「媒體公司」或「親弟妹」，而選擇控告「自己」的方式，有可能是希望透過第三方自證清白，同時也是針對獨立媒體《網路公民》而來。而就在許淵臣的訴訟案結束不久後，《網路公民》也在9月14日因為沒有申報資金來源而被撤銷執照。

根據許淵臣的說法，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政府便有意識地開始控制新聞媒體機構，以利於政府的執政形象，例如該國的媒體機構幾乎都由政府控制，抑或與政府有關聯。而這對公民社會造成的影響，在於民眾普遍接收到的資訊只有分明的「好」與「壞」——即政府說的「好」，以及反對派和社運人士等就是搗亂社會秩序的「壞」，而缺少了中間多元的價值光譜。

從許淵臣的角度而言，獨立媒體的營運生存本不易，再加上政府如今擊出《防止外來干預法》，因此《網路公民》的停運也意味著：新加坡不會再有任何「監督政府」的獨立媒體。

▌新加坡社運人士鄞義林：我希望新加坡人開心一點

早在許淵臣之前，鄞義林也曾被李顯龍控告。原本在新加坡經營部落格的鄞義林常年關心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他在2014年撰寫《你的公積金款項去了哪裡？城市豐收教會審訊的其實》，質疑政府的管理問題，惹怒當時兼任政府投資公司經理的總理李顯龍，因而成了前總理李光耀2015年逝世以後，第一位被整治的網友。儘管鄞義林當時願意撤下文章並道歉，不過依然被李顯龍控告誹謗。

新加坡政府指控鄞義林涉嫌影射李顯龍挪用公積金公款，隨後鄞義林代表自己與李顯龍對薄公堂，最後在2016年被判誹謗罪成，需賠償李顯龍新幣15萬元（約新台幣307萬）。這讓鄞義林當時面臨破產，再加上當地無人願意聘雇的情況下，最後選擇移居台灣生活至今。今年4月，他靠著群眾募資順利籌得款項，償還李顯龍。

對鄞義林而言，儘管當初被控告，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激進的社運人士，而是一名單純希望新加坡可以變得更好的普通公民。他坦言，「我（當初）寫這個部落格的出發點是新加坡可以是一個比較開心的地方。如果我們可以去分析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如何調整薪資來維持生活，讓新加坡人開心一點。」

不過，在被控告之後，他開始反思自身過往經歷，也有了機會開始思考國家的運作機制，例如他稱自己過去也被政府「洗腦」——只要相信政府就對了——認為為何人民要無端批評政府？如今，回想起當初和李顯龍在庭上辯論6小時的經驗，鄞義林稱他希望自己站在庭上辯論的例子，可以讓人民相信自己是有權利的：

▌誰是異議份子？

相較於其他國家，新加坡是少有在位領袖以私人身份控告平民的例子。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指出，這沿襲自英殖民時期下的法律，儘管過程中條文有被修改，但基本上仍給予當權者、有財力者較多的保障與法律優勢。而縱觀新加坡的歷史脈絡，確實也有政治人物以「捍衛名聲」為由動用相關法律，但這反向地也造成公民社會裡的寒蟬效應，除了會讓毫無資源與財力的一般民眾不敢多言、擔心惹禍上身，也會在社會裡形塑和建立「當權者就是對」的印象。

這種對權威的保障也一直沿用至今。新加坡在2019年通過《反假新聞法》和在2021年通過《防止外來干預法》，兩者便賦予執法單位更多的權力控制民間。以《防止外來干預法》而言，假設執法單位認定某人或某組織與外界有「合作」（collaboration）關係，並且造成社會分裂、削弱民眾對於當局的信心等，則有可能構成犯罪。然而當局並沒有對「合作」給予明確定義，換言之，「合作」的詮釋權可以因此變得非常廣泛和模糊，進入讓外界難以拿捏界限。

《德國之聲》報導，該法也賦予新加坡內政部長更大的權力，包括未經審判便能拘留相關人士。新加坡內政部長對此辯護和捍衛，表示與新加坡面對的巨大境外威脅相比，「授權內政部長發布指示的新法更像是玩具槍」。內政部長強調，新法案並非限制新加坡人與外國人的正常外來，而是防止境外勢力的干預與破壞，但他也並未在國會上明確指出哪一些境外勢力已對新加坡內政構成威脅。

事實上，《防止外來干預法》不僅在新加坡引起爭議，也引來國際社會的批評。其中，「人權觀察」組織亞洲部副主任在一份聲明裡表示，這項法令將對「社區活動人士、獨立媒體、反對派構成人權災難，因為它將權力交給政府，並以模糊不清的指控來懲罰任何被認為與外國有聯繫的人。」此外，國際特赦區域研究副主任也告訴《BBC》，這項法令讓新加坡政府「又多了一個打壓批評政府的人士、消除國內異見聲音的工具。」

也因此，所謂的「異議人士」究竟該如何定義？當被問到是否將自己視為「異議人士」之時，許淵臣的說法是：

而對鄞義林而言，他也道出了這之中的複雜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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