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之後...德國未來領導人的「中國微分手」難題

文／尹子軒（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蘇民皓（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汽車外交」，長期以來都是中德關係的代名詞。的確，汽車貿易是推動兩國友好的重要齒輪，如果説歐盟市場是德國汽車業的基本盤大錨，那麽中國對德國汽車工業的需求就是德國富饒的根基引擎。可是，這台車子現在似乎要朝著相反方向駛去。

2021年德國將迎來大選，進入倒數階段的梅克爾政府，眼下抗疫政策得到大多民調支持，同時也順道推動了一下歐洲整合；看似華麗退場，但也為下一任總理留下諸多權衡難題。比如，如何權衡德國本土派與歐洲派的利益與需求？在對中外交政策成主流議題的情況下，目前執政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也必須思考該以什麽模樣回應選民訴求。

9月初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柏林，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會後強硬抨擊中國漠視人權，並就新疆、香港及西藏等問題作出毫不留情的質詢。梅克爾與她平衡多方利益、忠於德國但許多時候並非歐盟導向的外交路線，似乎也將一同邁入黃昏。

尤其近年左翼政黨綠黨（die Grünen）強勢崛起，極有希望取代社民黨（SPD）成為第二大黨，從最近北萊茵－威斯伐倫（NRW）的地方選舉，綠黨得票率大增便可見一二。綠黨因著進步主義立場和強烈抗中立場受到青年垂青，基民盟未來一年的方針必須盡力平衡經濟發展與人權、民主價值，並積極通過歐盟整合完善群體軍事實力。

新的德國領導人將和現在的梅克爾一樣，與歐盟一同面對中美兩大「系統性對手」。届時新手上路的德國總理將背負著梅克爾的巨大政治遺產，不難想象他／她將面臨的困局：是要積極和將在2022年尋求連任的「歐洲改革派」法國總統馬克宏合作，走「歐盟路線」？還是延續梅克爾忠於德國的保守路線？

從目前的德國政壇取向來看，似乎前者發生的機率居多。

▌梅克爾路線後繼無人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外交路線，長年以來受到基民盟黨內批評「過於軟弱」，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洛特根（Norbert Röttgen）尤其是梅克爾路線的強力批判者之一。

作爲美－歐跨大西洋合作框架的擁護者，洛特根一直相信德國需要面對其他國際力量抱持強硬立場，包括作為歐盟系統性對手的中國。洛特根在德國外長馬斯及王毅日前的會面後指出：中國出言恐嚇德國實屬出言不遜，捷克問題亦不容中國干涉，德國必須挺身而出，抵抗國際霸權。相信近來德國、法國及英國共同回應「支持馬來西亞於南海問題回擊中國」的決定，也正中洛特根下懷。

洛特根的意見之所以不能忽視，原因在於洛特根是基民盟的未來接班人之一。雖然2021年聯邦議會選舉看起來仍相距甚遠，但在梅克爾原本屬意的接班人克朗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又稱AKK）2020年初落馬後，基民盟黨魁之戰實際上如箭在弦。

當中主要競爭者有：被稱為「梅克爾保守主義接班人」的北萊茵－威斯伐倫邦長拉雪特（Armin Laschet）、前基民盟副主席梅茨（Friedrich Merz），以及洛特根。然而從這三人的競爭中可以看出，梅克爾左右逢源的政治路線實際上已經來到盡頭。

先將時間線拉回2018年10月30日，基民盟在黑森州地方選舉遭遇失利後，梅克爾隨即對外宣佈放棄連任總理一職，並在2019年中表示未來不會出任歐盟任何職務。梅克爾隨後轉移培養嫡系接班人AKK擔任基民盟的未來領袖。AKK在2018年2月接過基民盟常任秘書長一職後，同年參加黨魁選舉，順利擊敗梅茨及衛生部長史潘（Jens Spahn），政途看似一帆風順。

可惜的是，她在任期內犯下兩大不能逆轉的過錯：第一，她未能獲得黨內同仁信任；第二，基民盟的左右定位未明。2020年初，圖林根邦地方選舉讓AKK的能力不足暴露無遺，「無法降伏邦臣的女王」最終辭任黨魁一職，並宣佈放棄參選聯邦總理。

AKK接班的半路夭折，彼時也被德國輿論認為是梅克爾路線延續的一大挫折。事實上，梅克爾路線已走到了盡頭，目前聯邦政府看似令人滿意的支持度不過是梅克爾個人魅力的餘溫。梅克爾明確支持敘利亞及利比亞難民到德國尋求援助，為德國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一定程度上被認爲破壞德國人本土工作機會，於傳統保守選民之間不討好，固然不是新聞。但同時，由於基民盟坐鎮保守派大本營——巴伐利亞——的基本盤，卻無法有效地回應如同性婚姻、環保議題等進步議題，也令原本支持梅克爾難民政策的部分青年人卻步。

此外，AKK過去在處理網路選舉宣傳的傲慢態度，亦是梅克爾路線的失分之處。從AKK本人到梅克爾、乃至整個CDU／CSU的選民群體，對於「新世代」政治不適應（畢竟這個黨的主要傳統票源都以中老年人為主），也凸顯了CDU／CSU對年輕票源的不敏感。

在梅克爾左右不定的模糊路線已不可行的現況下，新的基民盟領袖在外交上也將面臨路線選擇難題：要固守傳統保守派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德國優先」立場？還是要在外交上尋求和歐洲盟友的合作？目前三位候選人都有了比梅克爾更明確的表態。

梅茨在2018年的選舉中以482票比517票敗於AKK，形勢可謂不相伯仲。作為梅克爾路線的批評者之一，梅茨熱切擁護跨大西洋合作平台，認同北約的重要性，於國防政策上與洛特根的立場相似。不過，梅茨比梅克爾更為討厭川普，多次出言指責川普破壞兩國互信；而作為北萊茵－威斯伐倫選區的榮譽英國脱歐事務顧問，梅茨更著重於德法之間的合作關係，認為兩國必需加強合作，應對歐盟未來挑戰，更重要的一點，梅茨反對共產主義入侵國際舞台。

相反地，拉雪特是傳統的德國保守主義者，亦反對如同性婚姻等進步議題。比起梅克爾，拉雪特的政治立場更為親近俄羅斯，亦不反對與中國在戰略性產業——如5G問題——上合作。

早於去年11月，梅茨及洛特根向基民盟提出質詢，要求「禁止華為參與當地5G發展」；拉雪特表明反對以上態度，認為此舉會拖延德國科技發展，長遠而言百害而無一利。但就算是最接近梅克爾的拉雪特出任聯邦總理，面對黨內右派（洛特根等人）與綠黨進步派的夾擊，德國的外交政策也勢必不能再複製梅克爾路線，更遑論倘若接班人為梅茨或者洛特根了。

▌德國的「印太計劃」：梅克爾最後的外交遺產

德國政府於9月3日發表國情白皮書，公開宣佈「印太政策準則」（Leitlinien zum Indo-Pazifik），銳意重返亞州舞台，明確說明德國在印太地區的潛在利益，並規劃出英國脫歐後的德、法分工，協助歐盟鞏固國際力量。由於這是德國第一次提出「印太政策準則」，過往德國在國際舞台上也多試圖保持低調沉默，此消息可謂「平地一聲雷」，不但敲醒了中國對德關注，更是對許多遠東所謂公知的一口悶棍。

其實德國有關政策的轉向，實有跡可尋。早於今年5月，梅克爾在基民盟智庫（Konrad-Adenauer-Stiftung）晚會上就德國國防及外交政策發表講話，並進一步說明德國與歐盟的合作關係。梅克爾在會上表示：德國不能再為經濟利益而忽視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雖然德國希望與中國加強經貿合作，但在面對這個法律結構不一、民主自由未見成熟的龐然大物時，德國需要堅持歐洲價值，並以香港作為例子，強調保護人權的重要性。

同時，梅克爾亦指出德國有意重返非洲，希望連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解決利比亞內戰等人道災難，並推動歐、非兩地合作，改善氣候及環境問題。　

儘管這些公開談話仍停留在籠統的紙上談兵階段，但表露的立場均與梅克爾一直秉持的、渴望左右逢源的立場有著根本性出入。

這正是梅克爾試圖拋出的最後政治遺產：牽頭德、法合作引擎，共同推動歐盟外交政策整合進程，以利德國長遠利益——儘管這個過程依然帶有明顯的「德國印記」，且存在諸多現實層面的實踐難度。

「印太政策準則」只是德國重返亞洲地區的試金石，詳細影響仍有待觀察。雖然德國在文件中清楚提出，與歐盟成員國互相協調，加強與亞太區內國家合作，才是維護多邊主義的不二法門。然而此舉對於外交手腕的要求相當之高，因爲縱然德國多番強調人權價值實屬不可多得，但對於德國的外交政策原則而言，一切政治合作仍需建基於經貿合作之上，兩者互相不能凌駕對方。

首先，雖然德國嘗試分散投資，提出與東盟（ASEAN）其餘成員國簽訂貿易協議，減低對中國依賴，但產業結構一時三刻無法改變，而貿易協議談判亦需一定時間，德國的經貿架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以巴伐利亞邦的經濟狀況為例，汽車製造業是該地區內的傳統核心產業，BMW及賓士兩大德國車廠都在區內擁有製造設施，倘若中德兩國霎時剎停汽車貿易，邦內失業率可能節節上升，不但邦長索德（Markus Söder）難以向選民交代，亦可能削弱CSU未來的選情，影響執政聯盟的政治力量。

再者，如果說人權價值是中歐關係的其中一個衝突點，實際上歐盟與東盟不少國家亦存在著和中國類似的結構性矛盾。歐盟早前取消與柬埔寨的貿易協議安排，正是建基於柬埔寨無法解決國內人權問題，而東盟中不少成員國如泰國、寮國、印尼、緬甸等，都各自面對著不同程度的民主崩壞，如何在原則框架下尋求經濟合作空間，是德國與歐盟的一大難題。

第三，德國、法國乃至於歐盟在軍事領域的合作，亦是德意志重返國際舞台的決定因素。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今年6月5日宣佈從德國撤軍9,500人，相關舉動嚴重影響德國及北約已經所存不多的互信，使得德國和歐盟不得不行動，倘若未來北約合作全面瓦解，歐洲如何應對未來國防挑戰？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洛特根就對此感到遺憾，並對此決定感到大惑不解。

美國與德國一直在北約的軍費負擔問題上爭持不下，美國認為德國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國之一，應當肩負更多責任，雖然德國已是北約第三大軍費資助國家，但金額上仍比美國少了近13.5倍。

川普的指控不是無稽之談，德國需要加強軍費支出是不爭的事實，但德國也並沒有怠慢。儘管德方至今尚未達到承諾的軍費支出標準，但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數據指出：德國於2020年的軍費開支已上升至493億歐元，增幅近10%，已成為全球15大最高軍事投資國家。況且，德國的軍事定位一直在於研究與開發（R&D）軍事科技，多於培養軍隊編制。

此外，德國在歐盟「永久合作框架」（PESCO）負責「危機應對行動核心」（Crisis Response Operation Core）等緊急前線維和工作。2016年，德國政府發表的軍事白皮書中清楚列明，德國應配合法國乃至歐盟等軍事發展計劃，積極開發人工智能、數據國防及武器技術等。其中，公私營合作（例如：德國政府與軟體公司SAP SE的戰略合作關係）亦是可行辦法之一。

只是實際軍力上的差距，仍決定了如果德國想全面重返國際舞台，帶領一個更爲軍事化的歐盟，成爲對抗中美惡鬥的第三極，依然有著極大的進步空間。

無論如何，中德這對轎車已經不在相同的平行線上駕駛，正當布魯塞爾公開宣稱中國是「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之時，意味著任何歐盟成員國都再難獨善其身；作為歐盟大老的德國，也更難辭帶領歐盟，突破中美兩國對峙困境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