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試煉德意志（上）：「德式防疫」一言難盡的神話破除

讀者且慢開噴，這不是某國製造的假新聞。而是德國聯邦所屬的疾管研究機構羅伯科赫研究所（RKI）在2012年時，以2003年SARS為參照，針對未來可能爆發未知冠狀病毒疫情所預想的模擬情境。

其所設想的病毒特徵、傳播模式、疫情效應，都和2020年發生的實況有驚人的吻合。但這不代表德國有了先見之明，於是在COVID-19危機中，表現得比其它歐美國家亮眼。事實上，德國在2020年疫情中的表現，也不幸被自己2012年所寫的劇本言中：反應太慢、猝不及防。

先前《紐約時報》曾驚艷於歐美疫情中的「德式例外」，並列舉一系列德國抗疫成績亮眼的理由。例如：健全的醫療系統、大量篩檢、民眾高度信任政府...等。不少外媒的類似評論，都讓德國在這波疫情中，贏得了相當正面的國際觀感：政府有能力、民眾有理性、醫療系統有準備。

但本文要藉助德國自家媒體的批判角度，為讀者提供這位「歐洲抗疫模範生」一言難盡的外媒漏網鏡頭。讓我們從德國疫情的起點說起。

▌遙遠東方的病毒？鬆懈的第一道防疫警戒線

德國本土的首例確診顯得相當單純可控：1月28日，總部位於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旁的汽車零件供應商偉博思通（Webasto），傳出一名員工在公司內訓活動結束後確診。感染源是從該集團的上海分公司來德授課的中國講師，這名職員雖然人住上海，但前此曾到湖北探親。

由於這個汽車大國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此案作為首例的脈絡既合理又符合預期。既然可預期，當然也就「可防可控」——封廠、撤僑、隔離，解決。

然而在偉博思通停工的兩週之間，員工確診數卻擴大到14人。這引發了一波囤購消毒用品的風潮，也讓部分醫院湧現看診潮：不少民眾只因些小症狀，儘管沒有旅遊接觸史，都懷疑自己染上武漢肺炎而急忙要求檢驗，一時之間讓醫護人員疲於應對。

半個月後，從武漢撤回的德人平安度過隔離期，疫情也沒有繼續擴大，德國社會短暫浮現的焦慮又被壓下檯面。RKI當時評估：德國境內染疫風險為「極低」；首批病患的主治醫師在媒體訪談中表示：COVID-19的致死率和流感相近，甚至比麻疹還不具傳染性。同時也不認為此病毒會像在中國那樣於歐洲和德國爆發，「因為我們擁有非常優秀的醫療系統，能將疫情阻擋於外」。

根據德國趨勢調查（Deutschlandtrend），當時有8成以上民眾認為「政府對疫情掌握良好」，亦不擔心自己會被感染。病毒顯得相當遙遠，且無害——那不過又是一種流感罷了。

當時聯邦健康部長史潘（Jens Spahn）亦如此作想。1月中國傳出疫情之時，史潘即以所謂「審慎從容」（wachsame Gelassenheit）的姿態來面對，一再強調德國對疫情「有關注、有警覺、有良好準備」，更不只一次將COVID-19與流感相提並論，暗示民眾毋須過度反應。

2月初，巴伐利亞的疫情迅速冷卻，中國則在各地實施封城後，官方宣稱的每日確診人數突然雪崩式地下滑，這都加深了聯邦衛生部長對疫情的樂觀判斷。史潘的理由是：中國提供的資訊已較2003年爆發SARS時更加透明——WHO也證實了這一點；況且新型病毒引發的症狀甚至比普通流感還要輕微。

▌「亞裔等於中國人，中國人等於病毒」

就在偉博思通復工的同一天，有專家建議應於機場設置體溫檢測，史潘則在國會報告時霸氣回應：政府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感染者未必會發燒，這個措施「毫無意義」，只是在搏版面做秀罷了。話都還沒說完，台下議員已一片掌聲。

此刻，COVID-19對於德國社會的意義，大體而言是個該被嗤之以鼻、該被諷刺的對象：它代表民眾不理智的歇斯底里、代表少數專家的反應過度和嘩眾取寵、代表繼之前在德國搶買奶粉後現在又重出江湖大肆搜刮口罩的中國大媽、代表「亞洲人」荒誕的飲食癖好和堪憂的衛生環境、代表中國民眾自顧自地將木板釘死在湖北籍鄰居大門上的灑狗血鏡頭。

最後當然也代表著德國社會日常的種族刻板煽色腥：

《畫報》（Bild-Zeitung）作為德國擁有最多閱眾、最俗民的新聞媒體，對1月下旬疫情的反應，首先是發佈一名中國女子在餐廳喝湯的短片——被煮熟的蝙蝠死不瞑目，面露猙獰獠牙泡在湯碗裡。在德國出現首例後，該媒體的提問角度則是：我還能吃幸運小餅乾嗎？（好比假設德國發生疫情傳到台灣，而台灣媒體的報導標題是：「我還能吃德式香腸堡嗎？」）

德國公視第二台的政治諷刺節目《今日秀》（Heute-Show）為了挖苦當時民眾的恐慌、嘲諷廣為流傳的陰謀論（「病毒是比爾蓋茲放出來的，為了大賺疫苗錢」），乃鄭重揭發「真相」以正視聽：病毒是由本台隔壁棚某節目主持人在一次海灘外景中打噴嚏感染一隻海龜，隨後海龜被黑心食品商做成香腸，進了黑心香腸饕客聯邦經濟部長阿特邁爾（Peter Altmeier）的胃裡，再輾轉感染給梅克爾；梅克爾則於日前訪中行程中經咳嗽傳染給熊貓——而武漢最受歡迎的路邊小吃正是熊貓寶寶沙拉。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德國街頭開始有行人在與亞裔擦肩而過時，掩鼻掉頭而走。不同亞裔媒體人陸續在報導訪談中敘述自身遭遇：在地鐵開門準備下車時，迎面而上的乘客嘀咕道：「來了個Corona，快滾下車。」在超市排隊結帳，身旁一名顧客自己打了個噴嚏後望向他說：「我們都知道這是從哪來的。」

接著傳出有診所拒收亞裔患者，還有診所裡的病患們突然從候診室奪門而出，衝到櫃臺討要口罩，只因有一名他們認定是中國人的病患，進門之後咳了嗽。鑑於「亞裔等於中國人，中國人等於病毒」的公式，亞裔人士不敢在公共場所咳嗽打噴嚏、戴口罩時則被旁人瞋目怒視。新聞報導了一名中國女子在柏林地鐵站被辱罵毆打；在慕尼黑，同樣有中國女子被鄰居噴上一身的消毒水，並被威脅要砍掉她的頭；推特上，亞裔人士發起了#IchBinKeinVirus（我不是病毒）的推文串。

▌百姓從容，醫護惶恐

2月中旬以前，近9成表示不擔心被感染的民眾，與民調漏網的日常恐慌並存，樂觀從容的漫不在乎與歇斯底里的正常能量釋放，兩者以一種怪異的方式結合，在德國社會裡並行不悖。而這隻「不過又是一種流感的」COVID-19病毒彷彿更屬於群眾心理、種族政治的議題，需要的是政治正確的解答。

但此刻對COVID-19最合理、最具體的擔憂，則來自德國的一線醫護人員。近十餘年來，德國醫院營運普遍每況愈下，有6成醫院都掙扎於財務赤字。此問題也直接反映在醫護人力短缺與嚴重超時工作上。

去年12月底，德國醫療機構研究院（Deutsches Krankenhausinstitut）鄭重警告：全國護理人員的缺口已達1萬7,000人，76%的醫院都缺住院醫師。這意味著全國至少有3分之1的醫院恐被迫暫時關閉部分加護病床，因為就算有床位有硬體，也沒有人力去照護病患。

就在今年德國出現COVID-19首例的前幾天，全國醫師工會馬堡聯盟（Marbuger Bund）發表了一份調查結果，為各地哀嚎的住院醫師發聲：

63%的醫師每週工作時數超過48小時，其中22%超過60小時，平均每週超時工作近7小時，同時也有26%的醫師拿不到加班費，也經常要連續值班24小時。（以上數據請讀者先以德國標準來理解。雖然德國血汗情況無法與台灣相比，但這並不表示德國就值得羨慕。）這導致有59%的醫師感覺工作負擔過重，74%有職業過勞的症候，如失眠和體力透支，15%因而求助過精神科。

壓力最終的結果是——平均每5名住院醫師中，就有1人正認真考慮轉行、放棄從醫。

上述調查結果發表的當天，即有媒體就此質詢聯邦健康部，後者則僅以兩點回應：各醫院查無普遍違反勞權之情事、且監督工時實屬各邦政府之權責。換句話說，就是把皮球踢給了地方。

諷刺的是，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潘現身受訪時首度公開表示：對COVID-19疫情有「充分準備」，且「對德國的醫療系統有信心」。

▌被拖垮的臃腫醫療系統

事實上，醫療系統對於梅克爾的歷屆內閣而言，始終都是難以處理的燙手山芋，而問題的根源可以回溯到2003年的醫療政策大轉向。

千禧年前後，以社會福利國自豪的德國，正面臨許多醫療資源匱乏的國家難以想像的問題：醫療系統過於臃腫——簡單來說，就是德國的醫院太多了。

由於供過於求、客源不足，醫院普遍面臨營運危機，於是變相從病患身上增加收入。當時健保給付制是「按日給付」（Tagessätze），患者療程越長、住院越久，健保給付就越多，這也讓醫院利用各種診斷上的灰色地帶盡可能拖長療程，特別是刻意「留客過週末」的情況相當普遍。

醫院診斷不透明、強留病患的風氣，導致了醫療資源浪費與患者權益受損。同時，政界也渲染著對健保浮報濫支、醫療開銷爆炸的擔憂。於是就在朝野各黨的一致共識下，德國開始著手進行醫療系統的徹底改造。

當時認為的治本之道是為醫療系統進行大幅瘦身，而關鍵的政策切入點，則是將原先健保的「按日給付」改變為「個案固定給付」（Fallpauschale）。這套新制又稱為「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系統」，其給付的原則是：同一診斷分類下的個案，無論實際療程的長短，最後給付額都是固定的。換句話說，就是從原先的按時計費，變成吃到飽方案。如此，醫院將不會再強留病患，且不得不在治療過程中盡可能提高效率、減少浪費。

這項改革背後的政策邏輯，其實是要藉助市場經濟的力量來促成醫療轉型：政府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價目表，然後放手讓醫院互相競爭、提供符合性價比的醫療服務，如此就能假手市場機制，將所有願望一次滿足：

既能讓作為消費者的病患在醫院競爭中受益，又能形成退場機制汰除原本就多餘的小型醫院，最後當病患都集中在少數大醫院時，還能帶來規模經濟的效應：大醫院可以藉此大刷經驗值，變得更加專業化，因而提升醫療品質。

此外當然也有很現實的政治考量：政治人物苦惱於地方財政窘境，但沒有人敢冒大不諱，把過剩的醫院給直接關了，於是就繞著彎向「市場」借刀。特別是在當時流行將公共服務私有化的大纛下，這刀借得可謂大義凜然。

上述醫療改革的美好想像，結合了政治人物對風向的敏感、不分黨派地順水推舟，最後被總結成一句簡單的口號：「醫療商業化」。只是當改革實際上路之後，情況就開始歪樓了。

——▌接續下篇 〈瘟疫試煉德意志（中）：救病但救不了自己的畸形醫療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