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要花多少錢？日本「老後年金」爭議下的非典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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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日本金融廳提出一份報告書，當中試算若要充分支應晚年生活費，則每對夫婦除年金之外，需要再存約2,000萬日圓（約新台幣584萬）。金融廳原意是希望以對晚年生活的危機感，刺激民眾對投資理財的重視，但所捲起的這股不安，卻轉為質疑政府的年金政策。即便政府拒收該份報告書試圖止血，掩耳盜鈴的做法反而引起更多不安，讓年金成為了本次選舉攻防焦點。

在熱烈的選舉攻防與大眾情感之外，恐怕還是必須回頭冷靜地檢視，除了「老後2,000萬」的聳動數字外，日本的年金政策，究竟面臨哪些考驗？又有哪些可能的對策？

▌穩健理財，快樂晚年？

日本的公共年金分成「國民年金」與「厚生年金」兩種，「國民年金」規定滿20歲以上的國民都必須加入，保費採定額制。但若工作單位有加入「厚生年金」，則從「國民年金」轉入「厚生年金」，每月保費為勞工繳交薪資之9.15%，雇主亦須提撥同額保費，薪資越高，保費越高，退休後也領得越多。此外，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若受加入「厚生年金」的配偶扶養（年收在130萬以下），則免繳國民年金保費。

在政府試算中的「典型日本人」，是丈夫加入厚生年金，領取平均薪資，於工作40年後屆齡退休，妻子則為專職家庭主婦。退休後夫妻的國民年金與厚生年金合計約為21萬，支出則為26萬，每個月估計會有5萬赤字，乘上平均餘命就是報告書「2,000萬」的來源。

金融廳報告書的真正目標，是希望這些「典型日本人」，不要只儲蓄，還要積極進行投資。目前相關制度主要有個人小額投資免稅制度（NISA），以及自行選定有認證的金融商品後，每月定額投資，到60歲後方可贖回，但可享扣除額與免稅優惠的「個人型提撥年金」（iDeCo）。報告書中主張，應擴大政策適用範圍，並積極鼓勵民眾投資，以解決「2,000萬赤字」問題。

政府事後則辯解，即便不特別投資，一般企業應有另外提供退休金，再加上數據顯示，目前65歲以上夫婦家庭的平均儲蓄額為2,484萬（約新台幣725萬），實際上仍應足以安享晚年。至於試算中未納入的長照、傷病、安養等支出，則由商業保險或子女來承擔。

▌增加中的「非典型日本人」

根據iDeCo統計，截至2019年5月為止共有125萬人加入，當中有84%是厚生年金的被保險人。而根據法律規定，員工在501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有義務讓每週工時20小時以上、月薪達8.8萬、且預計聘僱超過一年的員工，加入厚生年金。換言之，厚生年金的被保險人，是以大企業的正職員工或是公務員為主，他們既是政策上所設想的「典型日本人」，也是實際加入iDeCo，每月定額提撥投資的主要群體。

但這次年金政策之所以引起社會廣泛焦慮、不安，並不只是在於報告書所強調的，所謂「典型日本人」的消極理財問題。而是作為報告書試算前提的：「丈夫受大企業終身雇用的單薪核心家庭」，退休後倚賴「國民年金＋厚生年金＋企業退休金＋儲蓄＋子女照護」的此一「典型」，正在減少當中。而「非典型日本人」該何去何從，才是更大的問題。

首先，根據報告書的數據，即便是符合「典型」，順利工作到退休的正職員工，處境其實也在惡化。除公共年金外，另設有退休金制度的企業，從1992年的92%，在2017年降到80.5%；而勞工在工作35年後，可領到的企業退休金平均金額，在2017年也較1997年下降了近四成。而65歲以上的高齡者獨居比例，在2017年達到了26.4%，不僅年金只剩下一人份，照護的支出也會提高。

而日本的非典型勞動（派遣、約聘、部分工時等）比例，根據日本政府的勞動力統計，在2019年已上升至38.5%。而當中以45~55歲以及55~64歲人數最多，各佔約兩成，這些勞工都將在未來10~20年間步入退休。他們不僅收入普遍較正職員工低，也無法領取企業退休金，更難以加入保障較優厚的厚生年金。但國民年金在2019年的給付額，是每人每月65,008日圓，若按照報告書試算，一對退休夫妻每月需要26萬，生活恐難以為繼。

這樣的憂慮也反映在報告書的調查當中。對於退休生活感到不安的原因，在60~79歲間，「金錢」僅佔第四位，但在20~59歲間的所有世代，「金錢」都佔據首位。而當問到為何從未投資有價證券，高居首位的原因也很單純：「沒有足夠的資金」（73.2%）。至於要如何度過退休經濟危機，延後退休持續工作（41.3%）與節約支出（40.9%）仍是主流。

簡言之，金融廳推銷晚年保本投資，若是針對政策所預設的，經濟、工作與家庭都有一定基礎的「典型日本人」，並非沒有道理。但對於公司無退休金制度、工作、收入不穩定、單身、獨居、無法加入厚生年金的各種「非典型日本人」而言，這份報告書先提醒了他們，老後將面對嚴峻的經濟困境，但所給出的建議——「投資」——對只能選擇工作到老，省吃儉用的他們而言，就像「何不食肉糜」一樣刺耳。

▌年金問題的解決之道

實際上為維持年金永續性，從2004年起設有「實質調降」給付額的「總體經濟調整」制度。假設根據某年度薪資與物價指數，年金調幅應為1%，此時若將調幅調整為0.5%，實際上是減少了0.5%的支出，但給付金額仍然增加，可避免民眾反彈。但由於日本長年處於通貨緊縮，要薪資與物價俱漲並不容易，15年來僅於2015年與2019年啟動兩次。

有鑑於此，許多學者及會計檢察院（主計機關）均指出，若要考量財政健全性，當薪資與物價下滑時，也應下調年金的給付額。但在日本高齡者的人口數與投票率，均遠高於青壯年的情形下，朝野均將「調降給付金額」視為禁忌。而真正的大問題，並不只在於年金會不會倒，而是將來會有越來越多人，就算領到了年金，仍遠不足以支撐退休生活。

慶應大學權丈善一教授就指出，年改的重點，是如何讓所有勞工退休後，均能獲得足以維生的基本收入。可能的改革做法，包括將厚生年金的強制加保範圍，擴大至中小企業以及非典型勞工。設置給付額上限，以抑制對高所得者的給付。因應退休年齡普遍延後，在保險費率、年數以及給付機制上重新試算，提供高齡勞工更友善的選擇。

▌艱難的年改之路

但若擴大厚生年金的強制加保，由於雇主也需提撥同額保費，必定會引起工商界的大反彈。而會受給付上限影響厚生年金的高所得者，可想見大多是大企業高幹或是高階公務員，其反對並不容易化解。當國民年金的最大繳費年數與給付額提高，也將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加稅恐難避免。權丈教授批評，年改非做不可，但在政治上又極端敏感，必須萬分謹慎，實在不宜再操作為推銷金融政策的工具。

目前執政的自民黨與公明黨，反覆強調年金不會破產或調降，也會研擬補助經濟弱勢；右派的維新則主張年金應以民眾自行提撥為主；而在野的立憲民主黨主打社會保險應設有合計費率上限，超過部分由政府負擔；國民民主黨則訴求補助弱勢與擴大厚生年金範圍；共產、社會民主兩黨提出廢除「總體經濟調整」制度，確保實質給付不縮水。

各黨的政見都要花錢，至於錢從哪裡來？執政黨主張應如期在今年10月調漲消費稅，大部分的在野黨則主張應對營利事業、資本利得、高所得者調高稅率。這場突發的年金議題風暴，最後究竟對選戰會有多大影響，值得關注。

金融廳在報告書的開頭寫道：「少子高齡化已是世界普遍趨勢，期望能喚起對此一議題的普遍關注。」雖然最後報告書的效應大出金融廳意料之外，但這場政治風暴，確實充分顯示出了年金改革的必要性、複雜性與困難度。雖然制度不盡相同，但同樣面臨少子高齡化下年金難題的台灣，對於危機與改革均先行一步的日本，也必須認真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