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慰安婦》：當國族的仇恨敘事遭遇挑戰

不同於日本軍在中國戰場綁架的中國籍慰安婦，「跨境」是殖民體制下，台籍與朝鮮慰安婦受害歷程的常態。

以歷史角度觀察，台灣與朝鮮慰安婦是在殖民與戰爭雙重體制下的受害者。2013年出版《帝國的慰安婦》一書的南韓世宗大學教授朴裕河，便嘗試從另一角度，提出朝鮮與台灣慰安婦問題的雙重困境，卻因而遭慰安婦提起捏造歷史事實與名譽傷害訴訟。

朴裕河於1991年因金學順的公開現身，始而關注慰安婦問題。然而，她自承，因對南韓慰安婦聲援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對協）長期以來將慰安婦形塑成南韓「國族仇恨敘事」主體感到遲疑，朴裕河並未積極接觸這份議題。一直到2000年前後，朴才開始接觸慰安婦，並展開檔案研究。

在《帝國的慰安婦》中，朴裕河明確指出：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慰安婦有高達95%來自殖民地人民與日本人，另外5%來自戰場上的綁架與強迫。換句話說，殖民是太平洋戰爭下慰安婦問題的核心之處。

朴裕河認為，如果要認識二戰慰安婦問題，不能忽視殖民體制下的政治運作邏輯。在這份基礎上，通過訪談與資料爬梳，她大膽在書中論證，慰安婦不盡然皆為「受迫」，其中有一部分極有可能遭遇「欺瞞」。

朴裕河的論點確實在一定意義上站得住腳。事實上，根據台籍慰安婦阿嬤與韓籍慰安婦的證言調查，當時有許多人是受到原鄉人民的「職業介紹」而遭「欺瞞」，踏上了慰安婦的命運。

這樣的事也不只發生在殖民地，日本人本身亦投入慰安婦的招募事業。

舉例來說，1943年6月，日籍人士青地鷲雄赴爪哇島經營Akebo食堂（あけぼの食堂）。美其名是提供飲食服務，事實上皆有女士作陪。隨著軍隊「特殊娛樂」需求漸增，日軍於1943年委託青地鷲雄正式經營「慰安場所」，並將場所改名為「櫻俱樂部」（桜クラブ），一直營業到1945年9月。戰後，青地以BC級戰犯罪名起訴，死後卻合祀於靖國神社^註1。

朴裕河的說法儘管看似合理，卻徹底違背自90年代以來便積極聲援慰安婦，以挺對協為首的後援陣營。對挺對協來說，慰安婦是「殖民體制壓迫」下的產物。換句話說，他們絕對是「受迫」成為日本軍的慰安婦。特別是，這項主張也是挺對協形塑以「對抗日本」為核心的國族論述內涵。

於是，儘管朴裕河並未否認慰安婦在政治時空底下「集體受迫」的狀態，仍因細緻拆解個人如何「步向」戰爭，而遭到挺對協批判，甚至吃上毀謗名譽與篡改歷史的官司。

2015年2月，南韓法院裁定朴裕河必須刪除書中34處文字，包含此文所摘錄的論點。姑且不論南韓法庭的適切與否，朴裕河的論點明確引發長久以來，日韓各路人馬面對慰安婦議題爭論的焦點：

當朴裕河的論點被視為對南韓國族傷痕敘事的背叛，值得討論的是，長久下來，無論是朝鮮半島或台灣，日本從未明確針對其「殖民體制」帶來的傷害進行和解。

是殖民經歷殘酷地將台灣與朝鮮，從戰爭罪的原告席上給拉了下來。無論是自願，被騙或被強拉進入慰安系統，在二次大戰的語境下，台灣、朝鮮與日本並未「交戰」，反而處在「同一國家」的框架之下；換句話說，即使戰後台灣與朝鮮隨即失去「日本人」身份，然而台灣與朝鮮在戰爭下的受迫卻成為「國內問題」，而非「國際」語境可以回應。

於是，我們也看到身為「前軸心國成員」的台灣、朝鮮在遠東國際法庭上站上被告席次。以日本軍之名犯下戰爭罪的承擔，台灣完全逃不掉；但在殖民體制下引發的戰爭壓迫，諸如慰安婦、台籍日本兵問題，卻無法在國際上尋得法源支持。

50年的殖民地身份，逼使台灣人吞下太平洋戰爭時期遭遇到的所有艱難。這亦是造就慰安婦在法律上長期失語的根本原因。

於是，當「挺對協」耗費20年努力經營、那單一卻穩固的慰安婦形象遭到朴裕河的挑戰，乃至面臨瓦解危機之時，日本的戰爭責任從來不在於「慰安婦是否自願或是被騙」。真正的癥結點在於，殖民體制與戰爭雙重結構下的「慰安設置」本身即是一種對於「性」的剝削與壓迫。日本的國家責任核心在於「發動戰爭」下的「種種相應設計」。

因此，受傷的人不僅是殖民地人民與戰場上的生命；日本國民本身，在部分意義上，亦是日本帝國戰爭體制下受困的人。

如日籍知名反戰學者吉田裕教授，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一書指出：實際上，特攻隊的隊員經常在任務前展現苦惱，並因對死亡的恐怖與生存之嚮往而動搖。像是書中，作為飛行隊第六十五戰隊長的吉田穆，在戰時為陸軍特攻基地從事隊員教育工作，他回憶道：

無可諱言，從行為事實而言，完成任務的特攻隊隊員，應是日本帝國二次大戰戰爭責任的承擔者之一；然而，如果回到當時的政治社會脈絡，在國家總動員的強制體制下，多數人「身不由己」，步向罪惡那端的「景況」卻總是不為人知。

關於戰爭對人心傷害的恐怖真實與扭曲，因而掩埋在大審的訴訟與國仇家恨敘事的疾呼之中。「人」作為一個個體，受到政治如何「扭曲」的困境，始終未曾被完整指認。徒剩來自各路人馬堅壁清野的對峙。關於每一個尋常百姓是如何被推上戰場，在戰爭實境下的躊躇與困難，全數失語。

在國際間喧囂的對峙語言，漸漸淪為政治對抗的工具，距離正義與和解的目標，也就越來越遠。回過頭，當朴裕河自認無非是在學術立場上說出實情，並試圖挑戰挺對協所主導的僵硬敘事的當口，身為學術工作者的她，也掉進了挺對協長久下來面對傷痕敘事的政治陷阱——慰安婦的問題，從來不在於誰是自願、誰是被迫、誰遭父母賣身；問題在於，戰爭是一種將對社會進行全面動員，強制帶上各種對抗處境的政治設計。

是殖民與戰爭的雙重結構，造就了河床淑與裴鳳歧顛沛流離的命運；也是殖民與戰爭，導致了台灣秀妹阿嬤被強徵到廣東、滿妹阿嬤遭客家籍男子欺騙轉送至海南島；台灣首位挺身而出的鄧高寶珠阿嬤，於1938年17歲時，遭日本軍一路自廣東、香港、新加坡最後送到緬甸，擔任慰安婦。

在韓國國族敘事與日本戰爭責任對抗的政治過程中，關於戰爭與殖民作為傷害源頭的討論，仍舊等待著成為焦點的時刻來到。

因為，並非只有太平洋戰爭底下的日軍才有慰安系統。只要進入戰備狀態，便有性壓迫的可能。

（接下篇：〈當代慰安婦：用少女像，交換下一場戰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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