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母國家新加坡：嚼口香糖，真的會被鞭刑？

在新加坡的幾百個日子裡頭，有個名為「算命先生說我會在新加坡發光發熱」的臉書粉絲專頁總能讓我捧腹大笑，經營專頁的是個在新加坡臉書公司上班的台灣女生。有一次，她拍了一張她從台灣帶了大批口香糖進獅城的照片，讓網友們感到相當震驚——

根據李光耀的回憶錄，當他還是總理時他發現口香糖造成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有人會用嚼過的口香糖去黏住信箱口、鑰匙孔，甚至是電梯按鈕，那時候是1980年代，新加坡正大量興建高層組屋，口香糖這種東西的特性，讓原本象徵新加坡走向現代化與完美國家的工程，變得骯髒不堪。甚至在地下鐵系統啟用時，也曾發生過零星幾次有人將口香糖黏在車廂門的感應處，造成地鐵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修復成本。

1992年1月，時任總理吳作棟遂而公布禁令——全國禁止販售口香糖，也不得進出口口香糖。如果違法販售口香糖，根據《食品販售法》（SALE OF FOOD ACT）第283章第56-1節，得處以兩千元新幣以下的罰款，相當於四萬八千元台幣；而若違法進出口，則可能被判二或三年以下的牢獄，或是罰款十萬（兩百四十萬台幣）或二十萬（四百八十萬台幣）以下的罰款，視詳細情況違反哪條細項而定。

1999年美國與新加坡展開貿易談判，直至2003年的最後階段，兩項仍待解決的議題就是伊拉克戰爭與口香糖禁令。最終，新加坡允許開放醫療用途的口香糖進口，在符合醫藥法規的規範下，由牙醫師或藥師提供給病人。

換言之，新加坡從來沒有禁止過在其境內嚼食口香糖。而通常小量攜進新加坡的個人用途口香糖，也不會被海關禁止攜帶。

李光耀在2000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曾不諱言地告訴記者，新加坡就是一個保姆國度（nanny state），政府管制一切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從幾歲結婚到買賣口香糖都要管，

走在新加坡的觀光市集裡頭，一些紀念品就直接以"Singapore is a fine city"為主題，挪用了"fine"的雙關，既表示良好、也表示開罰。新加坡的好，是建立在政府全面性的規範之下。

如果仔細查看新加坡路邊架設的禁止標誌，有時還真會嚇一跳。譬如地鐵站內不准抽菸、不准飲食、不准攜帶榴槤、不准溜滑板、不准溜冰、不准玩滑板車……琳瑯滿目的「不准」，不禁令人好奇到底執法狀況如何，抑或是說說而已？

若你離開新加坡灣區，走到中部老城區或是更西部的地區，便會發現一樣有老人家隨地吐痰、有人亂丟菸蒂，或是路上隨處可見垃圾。其實新加坡的執法並非那麼嚴格，而大多是仰賴「檢舉」，新加坡人說：「法律寫那麼多只是要告訴大家做什麼事都要尊重彼此、想到別人。」

根據教育學者左林（Levan Lim）的觀察^註1，新加坡人習慣「被動」，在新加坡的社會中，人們需習慣遵循明確的規則跟界線。因此，由政府來訂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變得相當重要。當然，這也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換言之，這是一個建立在互相尊重之上的社會，如果沒有人特意去檢舉你，也不會有台灣民間流傳的——「一嚼口香糖就被抓去鞭刑」。更何況本來就可以嚼口香糖。

「保姆國家」又被學者稱作「父輩領導」（father leadership）^註2。類比上來說，政府宛如父親，駕駛著這一輛名為新加坡的車，父親在過去總是把方向盤操控得很好，乘客們也很樂於信任父親的駕駛技術與方向感。不過，當父親希望家庭成員們一起選擇行車路線時，問題就來了。

新加坡社會像是一個在工作上班的成人，但是仍然和家長住在一起。仍然有人煮飯給他吃、有人幫他繳帳單。因為打從新加坡獨立以來，幾乎新加坡政府包辦了一切，從住宅到公積金^註3如何使用，都是如此。

但有時候這種包辦也挺可怕的，大抵上人們都會說新加坡是一座不斷在建造中的城市。有時候忽然之間街角巷弄就多了一個工程，但是很少人知道那個工程是在做什麼，有一天突然就做好了，原來是把公車站升級、把舊座椅換新，或是蓋了一個新的社區活動中心。反正政府提供的，就去使用就行了。

正是這個包裝在現代化工程說詞背後的大小工程，讓新加坡從甘榜快速成為組屋森林。同樣的手段，發生在政府說要重建組屋、就重建組屋，組屋裡頭的居民只得接受政府的安排，到別的地方去住。

新加坡政府每每頒布都市計畫，就是一整區的大改造，然而居民鮮少能夠反抗，或是舉手說不。

我坐在回家的143巴士上，一位老伯跟一個中國留學生解釋道。

不過由於推出的都市計畫總是很漂亮，充滿著華麗的進步想像，贊成的人總是比反對的人多。

又比如說新加坡最老的生態園區——裕廊鳥園（Jurong Bird Park），在1971年開幕，當時政府認為要豢養老虎大象等大型動物過於昂貴，所以決定先建一個鳥園，而非動物園。因為，養鳥實在便宜得多了。

我因為朋友有免費的入場參觀券而有幸拜訪，這是一個很受在地人與外國觀光客歡迎的鳥園。不過，它即將要搬走了。最快在2020年，鳥園將會遷至新加坡北部的萬禮（Mandai）地區，與一個規劃中的熱帶雨林公園聯合成一個園區，這會比較靠近現在的動物園和河川生態園，而原本在裕廊的這塊地就會歸還給政府。

也就是說，新加坡中部將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態觀光樂園，這聽起來很令人振奮。

不過即將成為鳥園新場址的那塊地，本來是荒野一片嗎？當然不是。那裡原先是一個鳥類保護區，繁殖外國鳥種以供國內外的鳥類專家與學術工作者參訪，這個1994年開幕至今的鳥類保護區，面臨了政府要收回土地的窘境。

創辦人之一的張先生，現齡73歲，他感到十分錯愕，他對亞洲新聞台記者說：「這裡被規劃成農業科技園區，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很安全。我讀到萬禮的新規劃時，我覺得我們的保護區應該會和他們很合。」

政府執意要收回土地，以建設他們能夠促進觀光業的生態樂園。最終的協商結果是，鳥類保護區將要移至另一個只有一半大小的土地。然而那裡容不下多達三千隻的禽鳥，張先生必須得尋求國外買家，找尋是否有人能夠照顧好他的鳥兒們。

資深的媒體人、也是前南洋理工大學的副教授喬治（Cherian George），曾將新加坡比喻為一個「空調國度」（air-conditioned nation），意指新加坡的一切都彷彿由新加坡政府這個中央空調來調配設定著。

喬治在2000年前後指出，新加坡極權式的規劃勢必會在接下來的十個年頭中顯得不合時宜，新加坡需要「新政治」。他的專書《新加坡：一個空調國度》中，引述了李光耀被記者問到「最偉大的科學發明是什麼？」時，回答「空調」的這段對話——

喬治寫道，大部分歷史學家絕對不會同意李光耀的空調說。李光耀曾談及自己從英國留學歸國時，對於新加坡悶熱氣候的不習慣。喬治懷疑，如果當年沒有了空調，李光耀是否仍能展開他的「新加坡故事」^註4？他說，李光耀的一席言論，講述著他對於新加坡炎熱氣候的執著，也透漏著似乎他自己從未將自己當成屬於這裡的人，而是一個來自北方的、那樣氣候溫和的人，受限於這座島嶼之上。

這個被中國人戲稱為「李家坡」的國度，對於喬治而言，是他的國家，但顯得既熟悉又陌生。李光耀曾經說過：「人民想要的是能夠提升生活品質、降低生活成本的政府」，而非需要一種「高尚的政治原則」——比如「民主」。

2009年，南洋理工大學拒絕了喬治的「終身聘書」申請，他被告知他的批判寫作「被認為」將會對於南洋理工大學的未來造成「名譽上的危機」。

接下來2009年至2012年間的數次年度評鑑中，喬治聲稱他從未被點出有任何研究或教學上的缺點，反而是學校方面建議他去「多與政府接觸」，或是「調到南大中比起新聞教育較不政治敏感的系所。」

最後，喬治被逼著離開南洋理工大學，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2014年12月，南洋理工大學校長接受《海峽時報》採訪，指出喬治的離開，是因為「他的學術能力不足，而非政治原因。」

※ 本文摘自《安娣，給我一份摻摻!透視進擊的小國 新加坡》（遠足，2016）

《安娣，給我一份摻摻!透視進擊的小國 新加坡》

作者：萬宗綸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6/12

內容簡介：新加坡國土小歸小，卻蘊含無限大的可能性；獨立建國短短50年，但鎔鑄各族移民們帶來的悠長歷史文化；一句「SiNGLISH」便能劃分你我、說華語運動展現李氏政權的務實性格；小印度、小泰國、小緬甸、中國城乃至甘榜馬來，不只為滿足觀光獵奇想像，也是獅城內在微縮的種族模型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