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他鄉是故鄉：台灣的越南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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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離開胡志明市，搭車前往機場的途中，計程車司機抬頭望著後照鏡，對著鏡中的我們丟出這個問句，我和同伴無奈對望，支吾地說：「對。」在越南旅行這一個月來，這類問題出現之頻繁，恐怕只有「陳水扁」能和它比拼。

我們的表情或許在鏡中因尷尬而扭曲，讓司機笑了出來：「我的朋友說，因為越南新娘很便宜，那你們台灣女人是不是很貴？」

這趟旅程最後一次面對這種好奇，我們已耗盡幽默感，只好選擇靜默以對，頭轉往窗外藍天：一架飛機正道劃過天空，我不知道它是否朝著台灣飛去？機上是否坐著將一輩子許往異鄉的新娘？

胡志明國際機場，人多擁擠顯得紛亂繁忙。電腦螢幕上顯示，這個下午飛往台北的班機就有四、五班，台越間航線忙碌。而機上載送的，大多是台商和越南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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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二○○二年，據說那一年每天平均有一百五十位越南新娘搭機往台灣移動。這些數字的意義，在機場內外具體呈現著：到處都是準備離境的越南女性，皆蓄著長髮，有人任其灑在肩上，也有人紮起了髮，她們著輕衫，行李多而沉，在候機艙排排坐著，或低語聊天，或正站在公共電話前以彆腳的中文通話，從腳邊置放著的是台灣百貨公司的袋子看來，不是到台灣旅遊，而是準備「回」台灣。

我突然想起旅途上認識的那位在台灣留學的越南女生，憤怒地對我們說，在台灣讀書時，總因為國籍，而被誤認為她是越南新娘，甚至嘲弄她來台灣只是為了嫁人。而她在台灣認識的越南朋友，則常遭受到移民署公務員偏頗的問話，「他們總會問在台灣有沒有男朋友？有的話，是不是就是嫁來台灣。」、「回越南找得到工作嗎？」

越南計程車司機問我台灣女人是否很貴這句話，讓我再次對越南女孩們的憤怒產生共鳴。自從半個月前，踏上越南的土地後，這種感受就如影隨形。而我在南越的芽莊（Nha Trang）遇上台灣來的娶親團時，內心尤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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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莊是南越著名的旅遊景點，以沙灘海浪著稱。我們在芽莊登上一艘往海島開去的船，船上有一群人喧嘩萬分，引人側目。我和伙伴很快發現，我們是唯一聽得懂這群人吵些什麼的乘客，因為他們說的是我們許久未聞的母語，他鄉相遇，自然就認起了老鄉。我們這才知，他們是傳說中的「娶親團」，趁婚禮舉行前，作夥來到這個充滿觀光客的海灘遊覽。

團裡一位直率爽朗的王姓大姐，就是婚友社的負責人。略微圓潤的身形，讓她看來和藹可親，但短髮俐落又襯得她眼睛神氣，顯然就是個義氣又能幹的女強人。她一手張羅著婚友社繁複業務，終年不得停，直說這個行業正熱門，簡直忙不過來，「想要娶越南老婆的男人，多的是。」唐伯伯的兒子就是其中一位，這個越南新娘團都是唐伯伯的親戚，陪著他們父子來越南「挑老婆」，不但一下子就看中，而且馬上就結婚了。

王大姐解釋台越婚姻市場活躍的原因。年過七十的唐伯伯不無憂慮地說，兒子年紀很大了，還交不到女朋友，都是因為個性太木訥，而且台灣女孩子比較「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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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年，也就是我去越南旅遊的這一年，「外籍新娘」正是個熱門議題，不僅越南人討論，在台灣也成個「現象」，諸多著作和紀錄片問世，也舉行了相關的研討會和討論會。像唐伯伯這樣的觀點——「台灣女人勢利」，並非台灣女性都能認同的。一位參與討論的女性便抱怨：台灣男人在台灣娶不到老婆，無非以自己個性問題為藉口，並批評台灣女人不如外籍新娘來得「乖巧聽話」，父權心態顯露無遺。她們直斥：「男人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

或許如同這些時代女性所展現的姿態，讓「跟不上」的台灣男人不適應，尤其鄉下地區或弱勢的男人，更不覺得自己能有太多選擇——他們只想要個順從婚姻的聽話老婆。東南亞女人，幾乎成為唯一選擇。

王大姐說，迎娶外籍新娘，可以是種「吃好，道相報」的事。左右鄰居相互介紹拉攏，組成一個相親團，或者是以親找親，因此，一整個村莊的男人娶越南同村莊的女人為老婆之事時常可見。至於如何選擇自己的新娘？婚友社大姐沒說，但我想起《外籍新娘在美濃》這部紀錄片中的畫面：相親的女子排排坐，任由男方挑一個。男方會挑漂亮的，但他的家人會挑「可靠」的，沒兩天就能下聘結婚，像是買輛車子般簡單。王大姐又說，新加坡人也娶越南新娘，而且比台灣人更精明，他們選擇回新加坡再洞房，因為怕越南新娘留在越南等入籍時，會跟別人「亂來」。這是現實的婚姻交易市場，不論時代多進步，性別加上國籍的枷鎖，「物化」成為必然。論斤論兩，保證貨色。

飛機飛上了天空，隔著雲朵，仍看得見藍色的南中國海。當我們離開芽莊回台灣時，唐伯伯的兒子還不能馬上回來。他必須待在越南一陣子，因為他的新娘必須通過一些程序，才能離開越南，並在台灣居留三年後，才成為真正的「台灣人」——包含她必須先拋棄越南這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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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看待外籍配偶時，動輒以婚姻買賣交易視之，而污名化看待；我們以為它悖離了這個個人主義世界的自由價值，卻幾乎忘了我們上一代以前，媒妁之言是常事，毫無自由戀愛可言。直到今日，許多門當戶對的觀念仍未被動搖，子女的婚姻總是交由長輩決定，不能有意見。在傳統文化觀念中，婚姻從不為了愛情，而是為了財物的「生產」，以及人力的「生產」。

在人類學研究中，婚嫁時常伴隨社會財物的交換和分配，不同族群文化有各自的禮俗，你送檳榔我殺豬，都是資源和地位的重新分配。在越南南部某個農村，就有許多女孩嫁來台灣，那些家庭在當地的地位立刻不同，有錢蓋洋房，但面對其他想循此路的親戚時，卻拒絕他們求教：「我們現在是台灣的親戚了，身分地位和你們不同。」似乎攀上台灣，就位高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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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台灣的農業社會時代一樣，越南女人「早」婚，並且認為應該多生育。但是，為了限制人口成長，當時的越南政府主張一家最多只能生兩個小孩，如果超過，第三個小孩以上將不准申報戶口；若是公務員家庭，就開除這個家長的公職。但是，在越南的山區卻還是相信多子多孫多福氣，我在那兒總能看到才十幾歲的新娘，左牽右抱好多個小孩。因為，女性的價值，在於「生產力」。

對於台灣男人來說，到東南亞找新娘，無非也是為了「生產力」，不論是繁衍後代或是增加勞動人口。對外籍新娘來說，卻是人生的選擇——儘管對遠嫁來台灣存疑，也不甚願意，但以當地教師薪水一個月才三十塊美金的收入，或許是一種更好的生活追求。

只是，他們可能也想像不到，這會是一種需要承受不同眼光、標籤，與更多責任的生活。幾年前，台灣某位立委曾說，越南新娘的身體裡有落葉劑餘毒，台灣人娶外籍新娘生下來的小孩會「劣幣除良幣」，引起社會譁然。但即使嘴巴不說，這類對「落後國家」的偏見，隱藏在社會的耳語中，也很多人心裡浮動著。

提到這類事件，都會讓許多越南人都會忿忿不平。越南朋友老羅，便曾經向我直言，台灣男人來越南娶妻，總會挑美貌健康的，然而，有些娶越南新娘的男人卻是有缺陷的，怎麼反倒質疑越南人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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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人廖雲章也跟我說過一個故事，多年前她到越南讀書時，有位母親不遠千里從越南南方農村搭車到胡志明市找她幫忙。這位傷心母親告訴她，因為家境貧寒，只好透過婚姻仲介將女兒嫁到屏東，這才知道丈夫有輕微精神障礙，甚至會性虐待。這位越南新娘平時身上沒有錢，也不太被允許出門，有一次終於在同鄉協助下逃跑，非法打工一兩個月後，回到越南，「台灣半年，什麼都沒撈到！」甚至還發現自己罹患大腸癌末期，必須變賣原有的土地到泰國治病，最後仍然失去生命。於是，這位困惑又傷心的母親，只好不停尋找在越南的台灣人抱怨訴苦，詢問該如何討回公道。可是，這到底該找誰討公道呢？

這些嫁來台灣的越南新娘，雖得到村裡的羨慕，認為家族從此可以富有，但在越南政府的立場，對這樣的跨國婚姻是抱持著懷疑和輕蔑的。越南的婦女部屢屢批評嫁到台、韓的女人「素質差」、「丟國家的臉」，他們列舉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很多越南新娘對自己的國家、文化無知，簡直是笑柄。

這類相互歧視的例子太多，我有個朋友的兒子，愛上了一位學歷條件不差的越南女孩，希望能娶她，然而女孩的家族卻極力反對：「你有那麼窮嗎？窮到要嫁到台灣？」顯然台灣人和越南人之間的婚嫁已然無法客觀看待，被成見左右。

老羅還告訴我一個越南朋友間討論的故事：某個負責批准越南新娘的公務員，看到一個老人帶著個十六、七歲的女孩來申請結婚，一問才知這個亭亭玉立的女孩將嫁給一位小兒痲痺者，深感不忍，詢問老人這女孩以多少金額嫁出？老人回答二千美金，這位公務員拿出了二千美金，讓女孩離開這段買賣婚姻。「現在已經不允許這麼做了，越南政府已定下規定，這類婚姻仲介不准雙方相差二十歲，也不能夠賣給有殘疾之人。」老羅補充。

越南受到儒家文化影響，階級清楚，對於買賣婚姻並不認同。因此，包含我在內的台灣女性，才會被當地人嘲諷：「我們以為台灣沒女人了，才來我們這裡找女人。」但對越南政府來說，跨國婚姻不只是文化上的問題，若他們婚姻失敗都會回到越南，「國家會變成婚姻的垃圾場」，他們認為，婚姻失敗的越南女子是社會的負擔。深厚的父權思想，至今仍未改變。

同時，失去婚姻的越南女子，也有可能面對失去國籍的代價——她們若在取得台灣公民身分和國籍期間離了婚，就會成為無國籍之人。這可能也是她們會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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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自己的國家，我們都成了異鄉人，努力適應著陌生的環境和語言。對於我這麼一個旅行者來說，離開，只是種短期的文化衝擊，不需要學習聽懂異國語言，說著美語、拎著美金，遊移在國界之間，是個以金錢說話的文化消費者。

不過，總有時候，我們都被迫在陌生環境裡，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以及那些被漠視的問題。當越南人問我「為什麼台灣人喜歡娶他們國家的女孩」時、當我在中越邊界遇到百口莫辯的冤屈時，這些經驗都不斷提醒著我自己：台灣人是誰？台灣人的形象是如何呈現的？如果我這名台灣女子和越南女子身分互換，是否覺得難過、痛苦、不甘心？難道不會認為這個國家全都是一群混蛋？

我常常被這種對台灣的失望感擊倒，但定居台灣十年的越南華人老羅提醒我「善」的一面，「台灣有很多人為外籍配偶、外籍勞工爭取權利，為他們說話，這些人的身影，不能夠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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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多年之後，因為越南經驗的緣分認識了張正。他說學習越語時，當地的朋友招待他一起去旅行，他毫不考慮赴約，但在漫長的車程中，驚覺正置身在「完全聽不懂」的茫然感中，這才意識到自己處在邊緣，且毫無反抗能力。「如果他們要把我怎麼樣，我也只能束手就擒。」踏入異地，人生地不熟，宛如文盲耳背的不安，對任何一個外來者皆是深刻體驗。這個深刻的體驗，也促成他辦了《四方報》。

「你去過桃園的越南人庇護所嗎？」

我搖搖頭。

「有機會你要去看看，我之前在那裡教過越南人中文。」

張正說，那個收容落難越南人的庇護所裡有許多「逃跑外勞」，每個人的故事都帶著委屈和辛酸，不是被雇主虐待就是被性侵，不知道找誰幫忙，也無從獲得支援。去越南前，他時常去那裡教中文，那裡的越南人來來去去的，中文課也只停在簡單的程度。

「某天，一個越南人一邊拿報紙鋪桌子，一邊細看上頭的新聞照片說，他很想看懂上面寫些什麼，但這輩子恐怕都學不會這些字。我忍不住想，對啊，為什麼他們非得看懂中文不可，他們的無助是因為無法掌握訊息，為什麼不能給他們一份看得懂的報紙呢？」張正說他會想起自己在越南時，渴望看到中文報紙的經驗，所以能想像，這些東南亞配偶、移工一定也很想看到自己的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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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四方報》的運作，不僅僅只是提供思鄉資訊而已。「這份報紙是台灣人架的檯子，讓這些異鄉人說話有信心，不再被當成花瓶。」張正說，有許多在越南原是知識分子的越配加入，參與編輯、書寫或分享文章，慢慢在過程中恢復自己的信心和價值，不再「失聲」。

我也是自己城市裡的異鄉人，租了個房間，過著上班下班吃飯遊樂的普通生活。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多年之久，遠超過我過往居住的城鎮，成為我最熟悉的故鄉。在這個城市的故鄉，時而有些新發現，例如租屋處樓下開了一家小店，白天賣早餐，中午賣越南河粉，老闆店員清一色都是越南人。從我好奇這家小店的故事開始，竟慢慢發覺這周遭的許多小吃店，不論賣素食或是滷味的，老闆娘都是外籍配偶，我也才發覺，她們也成了這個城市的風景。

有時候我還是會想起在那深夜火車車廂中，有口難言，難以辯解的委屈，或者想起獨自在異地旅行中，遇到的許多無助時刻。因此，看著我的城市裡的這些異鄉人，我也會好奇他們能不能說話，有沒有聲音？

被視為越南現代意象的河粉、國服，其實都不是越南原有的物品，而是來自於柬埔寨，來到越南的法國人看到攤子上賣的河粉，便以為那是越南原有的食品。我的國家，我的城市，不也如此？如果食物的意象都因移動而如此多元混雜、淬煉出新，更何況人？當外籍配偶或者移工，漸漸嵌入了這個城市，這塊土地，我們這個原就屬於移民社會的國家，也就更繽紛。屆時，不是他們沉默，而是我們一起發聲。

我期望有這麼一天，然而，顯然這條路還在走。

※本文原標題〈越南：日久他鄉是故鄉〉，節錄自《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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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

作者： 阿潑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

內容簡介：新聞科班出身並受過人類學訓練的作者阿潑，以記者的廣度和人類學的深度走讀東南亞各國，讓我們第一次對這些似曾相識的鄰國一窺堂奧。為何文明與文明、國家與國家之間竟拉扯出如此具毀滅性的仇恨？從肯認到存疑，乃至迷茫困惑，身分是一種建構，是一項浮動的、擺盪在不同光譜之間的識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