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準暴力循環的起點，然後開槍：《血色的旅途》

2016/02/27 特約作者卞中佩

暴力的焦慮循環。圖為2008年，因為Grigoropoulos少年槍擊案，而躁動... — 暴力的焦慮循環。圖為2008年，因為Grigoropoulos少年槍擊案，而躁動中的雅典街頭。圖／路透社

作者從槍口射出的觀點，劃開了槍械文明的盤根節錯——開槍，沒那麼簡單。

文／卞中佩

冷戰的結束，並沒有讓全球通往和平共榮的應許之地，在地緣政治洗牌、經濟誘因、價值衝擊、社會秩序危機的大背景下，全世界各種或大或小的衝突此起彼落。《血色的旅途》的作者歐佛頓與其說是在追溯每一種槍枝暴力的根源及背後的槍枝工業，倒不如說是焦慮近年來暴力的無所不在，以及衝突及暴力如何透過槍枝極端化。

但焦慮暴力的惡性循環和譴責暴力其實是兩種不同的邏輯。一直以來，對暴力的譴責，常常淪於擁有發言權的一方，祭出社會穩定的大纛，將所有的暴力打為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是絕對必要鎮壓的對象，但噤聲及鎮壓，變成是更大的制度性暴力。比方說，不論是台灣318的佔領立院行動，或是香港的雨傘革命及農曆新年剛爆發的小販抗爭，被譴責為暴力的說法撲天蓋地，的確制約了抗議者的行動，達到了執行國家暴力以完成社會穩定的效果。

不過，動用權力和資源優勢鎮壓暴力，不是讓執行暴力行為的一方另尋出口，就是必須不斷內化暴力的正當性，往往成為暴力惡性循環的起點，尤其零星、隨機的抗爭，因為社會矛盾累積的不滿持續放大，轉化為資源及更大的動員能力時，產生的組織系統、內聚的意識型態，稍有不慎，往往就成為自己反對的對象，動輒鎮壓異議。例如許多國家的反政府民兵組織，統治自己的勢力範圍時，往往更為肅殺、絕決。

所以，觀看暴力的惡性循環，不能僅僅用同情、悲憫的角度，只看表面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而是必須考察暴力的每一個層面、歷史社會背景，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才能終止循環。歐佛頓自己受過槍擊，也為了《血色的旅途》這本書去各個重大槍擊案現場做訪談。在歐佛頓的筆下，全世界的暴力因為社會背景、政治經濟環境的不同而有各種形式，有一個共同點是，只要有槍枝，就是暴力升級及犧牲者大量竄升，槍枝的存在，是暴力加劇的關鍵。

普立茲獎的處決瞬間。執行國家暴力亦被視為穩定社會的必要手段。圖為1968年，在西... — 普立茲獎的處決瞬間。執行國家暴力亦被視為穩定社會的必要手段。圖為1968年，在西貢街頭，處決越共阮文歛的前南越國家警察總監阮玉鸞。圖／美聯社

把槍枝視為暴力的魔杖，當然是個極大膽的論點。因為不論是擁槍派或反槍派，都會認為不是槍枝殺人，而是而是人使用槍枝殺人，所以什麼個人心裡因素或社會環境讓兇手犯下暴行，才是重點。擁槍派從這個前提出發，指出社會上的瘋子不可能消失，人民擁槍才能拔槍自衛，反槍派則強調槍枝管制才能防止瘋子濫殺無辜，並且得從緩和社會矛盾著手，降低衝突的因子。

歐佛頓這本書除了親身經立即採訪所得，還有大量的旁徵博引。他關照美國特種武器和戰術部隊（US 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SWAT）在全國廣佈後，國家暴力升級造成民眾對於警方的不信任及必須擴大自己對抗警方濫權的武力，使得國家與民眾間的暴力升級；也會承認對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基層社區來說，槍枝是對抗國家配合企業圈地的唯一依靠，而也讓國家暴力驅離更加殘酷，使得仇恨難解；並引用無數醫學、學術報告，證明擁有槍枝讓擁槍者產生生理心理的暴力反應，最後促發悲劇。這些內容都指向一個論點，就是嚴格的槍枝管制政策、縮限軍火工業的遊說能力、以及否定槍枝拜物文化，將會是降低全球暴力不斷的解方。

這樣的推論看起來太快，這裡補充另一種思路。

人類歷史上，小從家庭、社區，大到城邦、國家乃至於國際關係，因為性別、長幼、階級、族群或國家的異同必然會出現價值與利益的矛盾，不能否認一點，暴力的存在，往往是讓矛盾暫時不至擴張成為衝突的重要機制，不論是國家暴力的威脅，或是兩族群間各擁對等武力而達到的恐怖平衡，沒有對暴力的恐懼及警惕，就沒有和平，暴力與和平之間反而是辯證關係。而人類文明的進展，恰恰好是將各個層面都靠著和戰恐怖平衡維持的互動模式，慢慢地轉化為別的運作機制。

比方說為了解決歐洲封建王權的專制，設計一套權力分立以制約政府專權，並採取民主制度避免決策時產生國家與人民的對立。但問題是，維護秩序所需的國家暴力雖然已經不明顯，但仍然存在，新權貴精英也能利用制度漏洞尋租，相應的就會產生與國家與精英互別苗頭的暴力機制需求。

守護者。美國的擁槍文化，即是最為顯著而矛盾的槍枝故事。圖為2015年跨年前夕，紐... — 守護者。美國的擁槍文化，即是最為顯著而矛盾的槍枝故事。圖為2015年跨年前夕，紐約市區的值勤員警。圖／美聯社

美國的擁槍文化就是一個例子，事實上，除了憲法第二條擁槍權這個神主牌，美國保守派擁槍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對抗濫權的政府，在一個政府權力被三權分立的制度限制並且還有媒體第四權發達的國家，對於政府的不信任還是極其濃厚，而且擁槍派也拿得出政府戕害自己權力的顯例。就像去年內華達州、今年奧勒岡州的民兵持武器對抗聯邦政府，甚至佔領聯邦建物的事件，就是牧場主認為土地及放牧權利長期被政府侵害，必須起身抗暴。這的確的確又掉入和戰恐怖平衡的邏輯。

但如果真正釐清歷史，就可以發現，雖然美國聯邦政府的確佔有美國西部許多土地，但這是美國19世紀西擴時聯邦政府與白人拓墾者合作驅趕印地安人而來，而後到了19世紀末，對殘殺印地安人的反省及當時環境保護的觀念興起，聯邦政府開始設置印地安保留區及國家公園，持槍民兵現在主張的，就是這些土地的使用權甚至所有權。

如果爭議的核心是土地，擁槍權、擁槍文化其實都是建立自己正當性的煙霧彈，這裡不該是擁槍民兵與政府的對抗邏輯，而該有更細緻的制度及過程，去讓印地安人、環保團體去談目前土地使用方式對少數族群及環境保障尚且不足，從制度否定掉持槍民兵捍衛土地的正當性。看起來武力對峙是能讓雙方各退一步，使衝突快速弭平，但事實上卻是成本最高的，因為如果國家或社會沒有能力從制度處理這個事情，未來當然就會變成印地安人也得持有武裝，以對抗白人牧場民兵對土地的鯨吞蠶食。

總之，槍枝的確是問題的表象，的的確確也如歐佛頓所說，因為有了槍增加了說話的底氣，而使得衝突反而更容易爆發。承認當前制度的缺陷，不讓缺陷用和戰恐怖平衡拖著，會是解決暴力根源及槍枝威脅的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