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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金基德的告發:被謀殺的韓國民主

2016/01/07 野島剛

《一對一》揭露的是南韓民主的假面:「當暴力組織和國家權力掛勾,聯手起來對付平民,...
《一對一》揭露的是南韓民主的假面:「當暴力組織和國家權力掛勾,聯手起來對付平民,國家的諜報機關甚至殺害一般的老百姓,即使是民眾合法的抗議行動也遭到嚴厲鎮壓。軍人和警察光明正大在做違法的事情,這些行為阻礙民主主義的正常發展。前人付出了無數的犧牲,好不容易到手的民主主義,卻因為沒有正當地使用權力,反而讓民主退步。」 圖/《一對一》劇照

韓國導演金基德為了電影《一對一》的宣傳來日,他在東京接受了我的專訪,當時他的情緒似乎對什麼感到憤慨,那是對韓國?還是日本?我不太清楚。

然而,他的憤慨很顯然地是創作電影的動力來源,光憑他一個人就能夠讓全世界對韓國電影刮目相看,這是需要相當龐大的能量。

從投入電影拍攝到現在,他固定推出帶有強烈社會批判色彩的作品,而且在國際影展上也囊括了多項知名大獎。新電影《一對一》是揭開韓國社會裡高唱民主主義萬歲的假面具,他帶著什麼樣的期許和對世人的警示呢? 

這部電影的起頭,是有一位女高中生「敏珠」被七位神祕男子聯手用膠帶綑綁,不幸窒息死亡。但是,至於她為何會被殺害?片中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為了復仇,有另外七位組織了恐怖分子集團「影子」,將參與殺害少女的政府機關人員一一綁架,命令他們:「去年5月9日發生了什麼事?把你幹的好事全部給我寫清楚!」。如果拒絕的話,就嚴刑拷問,讓對方痛苦不堪。但是,觀眾可別以為這是一部痛快的復仇劇,因為事情並沒有因此圓滿落幕,這就是金基德的風格。

在看似荒誕無稽的情節裡,其實潛藏著血淋淋的現實,這種如履薄冰的平衡感,是他作品的最大魅力所在,也是拍片時最難掌握的部分吧!尤其是聽到這樣錯綜複雜的故事,竟然僅花十天就完成拍攝,讓人瞠目結舌。

圖為世越號罹難後,對於政府後續處理感到不滿的家屬。 圖/路透社
圖為世越號罹難後,對於政府後續處理感到不滿的家屬。 圖/路透社

採訪的一開始,我詢問了電影裡少女敏珠之死的意義,導演的回答簡潔有力:「雖然故事是圍繞著一位被害少女,但意義不僅僅如此而已。她的名字「敏珠」在韓文裡和「民主」的發音相似,現在韓國的民主主義正遭受到破壞,而這部作品就是批判這個現象。」

恐怖團體「影子」的七位成員,有領取微薄月薪的汽車修配工,或是被地下錢莊追債的人,都是一些生活悲慘的社會底層。恐怖團體的首領應該是被害少女的家人,他本身是住在防空壕的退伍軍人。

一般而言,我們對韓國的印象是像三星這樣子高獲利的大企業,經濟發展幾乎要超越日本的發展大國,這和電影裡影子集團的七位成員的生活狀況,有很大的落差。針對這樣的矛盾,導演做了下列的說明:

我想要拍攝的是,即使是在經濟強國的韓國裡,有一群被壓抑,躲在陰影下生活的人,面對韓國社會的扭曲和動搖,卻仍拼命抵抗的主角們。在韓國,那些坐擁權力的人以個人的慾望為優先,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他們的錯誤政策導致了貧富差距拉大,引發了社會大眾的憤慨。

日本人對韓國的普遍認知,是韓國人對於自國的發展和文化感到非常驕傲,時常帶著不服輸的精神,和外國有強烈的競爭意識。但是,金基德的電影顛覆了這樣的印象,觀眾並不認為韓國人是幸福的。

在經濟強國的韓國裡,有一群被壓抑,躲在陰影下生活的人;不管是有錢人或窮人,實際上...
在經濟強國的韓國裡,有一群被壓抑,躲在陰影下生活的人;不管是有錢人或窮人,實際上在心理是處於爆炸前的臨界點,就像是不斷吹氣的氣球,彷彿隨時都會爆炸。圖為去年11月,南韓面臨近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主樣抗爭點為反對朴瑾惠政權提出的新版歷史課本,以及有利於企業跟大財閥的勞工法。 圖/路透社

「韓國的自殺率相當驚人,在世界上的排名很前面。自殺率高是反映了韓國人存在於內心的巨大苦痛,也許大家在報章媒體上看到的都是韓國光鮮亮麗的一面,可是不管是有錢人或窮人,實際上在心理是處於爆炸前的臨界點,就像是不斷吹氣的氣球,彷彿隨時都會爆炸。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想法,應該有不同的觀點。」

電影裡,展開復仇行動的七人集團,每一次綁架殺人嫌疑犯的政府人員後,除了加以制裁,也會將他們的服裝改為軍隊迷彩服或黑道份子的風格,動機令人匪夷所思。這樣一來,復仇者和被報復者身穿相同的服裝,像是角色扮演一樣,要傳達給觀眾的訊息是什麼呢?

要瞭解韓國歷史,就不能夠忘記5.16光州事件(1980年)和5.18軍事政變(1961年)。

「當暴力組織和國家權力掛勾,聯手起來對付平民,國家的諜報機關甚至殺害一般的老百姓,即使是民眾合法的抗議行動也遭到嚴厲鎮壓。軍人和警察光明正大在做違法的事情,這些行為阻礙民主主義的正常發展。前人付出了無數的犧牲,好不容易到手的民主主義,卻因為沒有正當地使用權力,反而讓民主退步,真是一大諷刺。因此,我透過影子集團的服裝來呈現。」

實際上,金基德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有社會批判寓意,本部作品的主題是韓國的民主主義,但是上一部作品《聖殤》(Pieta;2012)則是描寫在韓國社會蔓延的高利貸問題,對拜金主義的社會風潮敲醒了警鐘,電影在韓國造成了話題,票房也有不錯的表現。甚至,拜這部電影所賜,韓國著手制定「Pieta法」,對徵收不當利息進行取締。

我在《聖殤》裡描寫了資本主義下,金錢讓人發狂,破壞社會的和諧,以結果來看,似乎對社會產生了一些變革。但是,《一對一》帶給韓國社會的衝擊,並沒有想像中的大,我試圖在片子裡赤裸裸地描寫韓國的真實面,但是大家都事不關己,對這個問題冷感,這就是韓國的現實。

資本主義下,金錢讓人發狂,破壞社會的和諧——相較於《聖殤》這部作品在韓國社會激起...
資本主義下,金錢讓人發狂,破壞社會的和諧——相較於《聖殤》這部作品在韓國社會激起的共鳴,揭開韓國社會裡高唱民主主義萬歲假面具的《一對一》,得到的回應不大。「大家都事不關己,對這個問題冷感,這就是韓國的現實」金導演說道。 圖/《聖殤》劇照

即使如此,在金基德的作品裡,像《空屋情人》(3-Iron;2004年)是犯罪者反而是經常做善事等,讓善與惡相互交替。在這部作品裡,原本應該是展開正義行動的「影子」集團,卻逐漸走火入魔,被「惡」慢慢吞噬了。我想在金基德的價值觀裡,善與惡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吧。

「這也是我的告白,首先我自己本身就是這樣子的。我的內心是矛盾的,善與惡的界線變得模糊曖昧,彼此拉鋸,恐怕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糾結吧。如果可以透視人的內心,應該是善惡並存,善惡的相互交替,似乎深植於每個人的DNA裡,我們誰都可能是被害人或加害人,我們誰都可能成為《一對一》裡的登場人物。」

韓國電影裡的北韓形象,普遍被塑造為惡的一方,因此在韓國的權力機構裡,容易把過度的暴力正當化,這部電影也不例外,似乎只要高呼「滅共!」的口號, 對敵人的一切作為都會獲得原諒,卻因此導致了權力的失控。

金基德在貧困的山村裡長大,世世代代都接受反共教育,他在年輕時也是,而他從軍隊退伍之後,投入了拍電影的世界。

「小時候,我讀的課本裡曾經出現小孩被共產黨虐殺的故事,在當兵時,北韓也被視為絕對之惡,被教導一定要有拯救北韓人民的正義感。但是,自從我退伍之後,北韓是善是惡我變得難以區分,而且我覺得北韓是一個令人手足無措,焦躁不安的地方,這樣的變化有點奇妙。對我而言,真正的惡,不是顯現在外表的國家,而是存在於個人內在裡的某種東西,北韓被各國列強孤立,被很大的勢力包圍住,試圖要阻斷他們的退路。可是,一群佔優勢的人將他們包圍,在明確知道誰是贏家的賽局裡,反而是擁有巨大力量的一方讓人心生畏懼」。

南北韓分裂後,世世代代都接受反共教育南韓,在電影的產製裡常將共產黨塑造為惡的一方...
南北韓分裂後,世世代代都接受反共教育南韓,在電影的產製裡常將共產黨塑造為惡的一方,似乎只要高呼「滅共!」的口號, 對敵人的一切作為都會獲得原諒,卻因此導致了權力的失控。

這十年左右,金基德在國際上經常獲得知名的國際電影大獎,《援交天使》(Samaria,2004年)獲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銀熊獎,《空屋情人》(3-Iron,2004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獎,《阿里郎》(Arirang,2011)獲得第64屆坎城電影節「一種關注」最佳影片,《聖殤》(Pieta,2012)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在今日的韓國,能夠如此席捲世界的亞洲電影人,大概是台灣導演侯孝賢和中國的賈樟柯吧,日本的話,從黑澤明、小津安二郎就後繼無人了。

「當我聽到日本片商將要上映《一對一》,還擔心會不會害他們賠錢(笑),基本上日本和韓國的觀眾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硬要說不同的地方,應該是日本觀眾能夠客觀地接納電影。日本觀眾不會隨著韓國的狀況而情緒化,能夠單純就電影本身給予支持,我覺得這是很幸福的事。我的電影在有一千萬電影人口的韓國內,電影觀眾的動員人數不曾超過一百萬人。但是,我的忠實觀眾遍布在東亞,歐洲,美國等地,我認為電影是超越國界的最佳表現方法。」

那麼,你對於日本社會的現況有什麼看法呢?我最後問道。

「我來日本很多次,去年也在日本進行拍攝工作,穿梭在東京的巷弄裡等,花了一些時間走走看看。我覺得日本社會的狀況似乎越來越糟糕,能夠明顯感受人在萎縮時的心理狀態。從幾年前開始,日本就出現足不出戶封閉自己的社會問題,在韓國也急速地出現這樣的現象。」

「而政治家登高一呼說經濟景氣如果變好,一切就能夠解決,這樣的政治伎倆在日本和韓國都一樣。對於國家推動的某項政策,一旦出現了反對意見就極力打壓,這方面也很相似。像是前陣子,日本國內罕見的大規模抗議安保法案的遊行隊伍,本還應該有更多的討論空間,但是在議會上卻仍然強行通過,這樣的氛圍和韓國很相似。」

在他眼中,日本和韓國還是面對類似的情況,那,台灣也如此嗎?

南韓律師團體抗議政府將歷史教課書統一為「國編」。 圖/歐新社
南韓律師團體抗議政府將歷史教課書統一為「國編」。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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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剛

資深媒體人,作家。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台北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 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兩個故宮的離合》(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以及《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的台灣新形象》等多部作品。 目前為《轉角國際》跟《鳴人堂》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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