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的回魂咒:當皇家海軍重返波斯灣
2015年底,正當各國勢力仍討論著是否以「正義之師」的姿態,介入大敘利亞地區的戰亂與葉門問題時,英國皇家海軍卻悄悄地計畫著重回巴林、重回波斯灣、重回這塊她再熟悉不過的東方彼地。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為了打擊印度洋的海盜,開始擴張其在波斯灣的勢力範圍,除了做為帝國通往印度的重要樞紐,也在殖民帝國的競爭中,維持著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優勢。於是,自1820年開始,英國先後與眾多部族政權簽定保護與停戰協定,確認了英國在波斯灣地區的霸權地位,也保證了這些部族政權免於外來的威脅和彼此間的殺伐爭戰。
然而1920年代之後,隨著石油在波斯灣地區的發現與輸出,波斯灣在帝國版圖中的位置,再也不僅是單純地緣政治的考量,更是提供重要戰略能源的寶地;而為加強帝國的控制,英國也選中了波斯灣西岸的戰略要地——巴林——以協助巴林進行現代化改革(包含建立官僚體系、基礎建設...)為名,交換在巴林建設皇家海軍基地的權力。
以安全為名駐軍波灣的英國,不僅是提供軍事力量的「對外保護者」,對內更深度介入了巴林內政與情治系統的運作,有力地「守護」了巴林政府,度過1950—60年代前期,席捲中東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革命風潮。
包括巴林在內,對於波灣各國來說,二戰後的英國雖然衰敗,但仍是可靠的國際強權——但帝國的「強權」頭銜,對戰後的不列顛人只是徒具外表,在財政困窘、國力衰退的現實下,昔日「日不落帝國」的「日暮」,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最終,1968年1月,困窘不堪的英國工黨政府,才總算宣布:
自1971年起,英國海軍將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
在1968年的決定中,英國政府宣布將終止與巴林與其他部族政權的「保護關係」,並關閉在巴林首都東邊的朱菲爾(Juffair)海軍基地。
這項決定——豪無疑問地——讓巴林政府陷入巨大的恐慌;但現實中,倫敦政府早已無法負擔持續駐軍波灣的龐大經費。這不僅反映了二戰之後,不列顛無力維持殖民帝國的昔日榮景,一蹶不振的現實頹勢,更無法在冷戰的戰略新局中,有效地防止共產主義對波斯灣地區的擴散。
尤其1960年代中後期,高漲的波斯灣左翼革命運動在阿曼與葉門,像是旋風一樣地席捲波斯灣地區時,亦鼓舞了鄰近國家的人民運動,不論是民族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都視掃除不列顛帝國主義為最主要的目標;更甚者,那些受帝國主義扶持的部族政權,也被他們視作為「人民的敵人」,企圖透過革命將政權推翻。
此時,旅英的波斯灣國家留學生們,包含來自伊朗與巴林的學生,在幾位中東研究學者支持、以及英國新左運動思潮的影響下,1970年代也在倫敦組成「海灣委員會」(Gulf Committee)發行如:《海灣通訊》(Gulf Newsletter)、《海灣快報》(Gulf bulletin)...等專刊。這些刊物除了定期更新波斯灣的政治發展,更重要地,也支持波斯灣國家的去殖民與民族獨立運動——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在阿曼揭竿起義的「杜法爾(Dhofar)武裝革命」。
1967年以阿「六日戰爭」,為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帶來巨大的挫敗(Naksa),並震撼了中東地區許多民族主義者的反思。這波反思,刺激了大部分民族主義者「左轉」擁抱馬克思主義,讓「阿拉伯新左翼」(the Arab New Left)因應崛起;而杜法爾革命也是這波馬列浪潮下的產物,除了呼應在南葉門的共產革命之外,更將其行動視為反抗帝國主義「越南化」(Vietnamisation)波斯灣的先鋒,而得到了來自蘇聯與中共的支持。
當杜法爾的僵持戰事,使得英國深陷阿曼戰場之際,英國社會與知識界亦針對英國的波灣政策展開檢討。軍事泥沼、政治挫敗、再加上財政無以為繼的沉重負擔,種種壓力之下,才讓英國政府最終決定:撤出波斯灣。
不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英國政府在1971年撤出了波灣駐軍,但帝國兩百多年以來的「耕耘成果」,可不是說放就放的;作為代替撤軍且能夠維繫區域安全的選項,英國政府離開前夕,也提出了九個波灣部族政權的聯邦計畫,並允諾提供相關軍事訓練與武器的協助。不過,由於部族政權之間對於未來首都設置、以及聯邦內部相關權力分配等議題有所歧見,英國提出的聯邦計畫也只好無疾而終。
英國人黯然退場,波斯灣的巴林與卡達,於是在1971年8月宣布獨立;隔年,包含阿布達比與杜拜在內的另外七個部族政權,也才成立了今天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不過對長期仰賴英軍保護的巴林政府來說,皇家海軍的離開,不僅為區域安全留下疑慮,少了西方保護者的巴林政權,更暴露在「被左翼運動顛覆」的恐懼之中。
在前幾年解密的英國外交檔案中,可以清楚發現巴林政府以及海灣各政權對英國撤軍的疑慮與不安。當時,巴林與其他海灣部族,甚至希望能說服英國改變撤軍計畫——假使英國能繼續駐軍波斯灣,他們甚至願意共同分攤英軍的駐紮開銷。雖然這一大膽的計畫,最終未及實現,但取英軍而代之的,卻是更為強大的新興霸權——美國。
1971年8月巴林獨立後,英軍原先對朱菲爾港的駐軍權也同步終止;但此前巴林就已經秘密地與美國簽署了基地的租借協議,讓英軍前腳剛走,美軍後腳就順勢接管了巴林基地。這項協議讓美國海軍得以正式向巴林派遣常駐軍隊,以維持一支能在冷戰中遏阻共產主義進入波斯灣的力量;同時,在美國政府1970年代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 policy)下,美國也透過軍援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維持波灣各政權所冀求的區域秩序。
雖然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改變了美伊關係,終結了雙柱政策,但蘇聯隨後對阿富汗的入侵,卻讓美國卡特政府正式宣告「進入波斯灣」:任何危害波斯灣穩定的勢力,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直接的挑戰。
不過時過境遷,冷戰過後,美軍在歷經入侵伊拉克、反恐戰爭的挫折後,對「守護中東」的態度也日漸消極。當2011年革命風潮席捲中東地區時,華府對於「人民革命/民間暴動」的態度定位也顯得猶豫不決,波灣各國對「安全」的疑慮,也因此再度浮上檯面。
於是,曾經的「海灣守護者」——英國皇家海軍——此時也重新成為各國邀請的戰略夥伴,再一次地「班師回朝」、重返波斯灣。
2015年10月底,英國外相韓蒙德(Philip Hammond)出訪巴林,並在米納薩爾曼(Mina Salman)海軍基地的開工典禮上亮相:在此,巴林政府將投資一千五百萬英鎊打造全新軍港,以迎接英國皇家海軍的「歸來」。這座緊鄰美軍第五艦隊軍港的基地,將作為皇家海軍新型的「伊莉莎白女王級航空母艦」與艦隊主力「45型驅逐艦」的海外基地,預計2016年夏天就將啟用。
韓蒙德也表示:
韓蒙德的發言,公開了英國政府對波斯灣與中東地區全新的戰略調整。此一歸化,不僅反映了歐巴馬政府「重回太平洋」的戰略,在中東地區所留下的戰略「空缺」外,更回應了英國保守黨政府近來「打擊極端主義」的政策主張:韓蒙德認為,極端主義是「我們當代最大的挑戰」(great challenge of our time),而英國政府將採取任何方式打擊極端主義——重返波灣、駐軍中東,在此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之一。
韓蒙德也認為,雙方的合作除了穩定區域安全外,也讓英國政府能藉此機會,「幫助」巴林改善人權與法治問題;不過這樣的說法,在巴林反對派與人權運動者眼中,遠超出給予一張空頭支票所帶來的可笑:2011年後,巴林政府逮捕異議人士的行動,飽受國際人權組織與英國人權運動的批評;但與民間的義憤填膺相比,英國政府反倒一聲不吭、全面靜默。
一位曾參與2011年示威、並在隨後入獄的巴林異議分子表示:當美國政府拿人權議題作為是否與巴林政府進行軍購協議的籌碼時,米納薩爾曼軍港的興建,便成了巴林政府給英國當局始終「尊重巴林政府」的最大報酬。
於是,波斯灣正諷刺地重現「歷史」於「現在」。皇家海軍的返航,迎來的不僅是當權者念茲在茲的「安全保障」,她更招喚著歷史洪流中,帝國主義的殭屍背影,以及那些對抗帝國主義而逝的靈魂。
「蘇伊士運河以東」與「女王在朱菲爾的船艦」(Her Majesty’s Ship Juffair, HMS Juffair),對巴林人民來說,早已是埋藏在陳封英國外交檔案中的詞彙,遠遠地被靜置在倫敦西邊的英國國家檔案館裡;孰料,2015年的秋天,這些字句,卻又再成了不列顛回魂波斯灣的霸權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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