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之計在於「生」? 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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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態下的中國，剛結束了第十三個往後五年的社會與經濟規劃（十三五）。世界固然對其內容感到興趣，但最受注目的，則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新方向；可惜的是，媒體多半以一胎化告終作為標題，卻忽略了中共施政的眉角——而魔鬼，往往就藏在細節裡。

例如世人容易混淆「全面二胎」和「全面二孩」的差異：如果你看不出來十分正常，因為一來規劃細節尚未公布、二來只有中國專家才能正確解讀。事實上，中共訂立的目標是全面二孩，也就是一家至多兩個孩子；若第一胎是雙胞胎三胞胎多胞胎，就沒有二胎的機會。

光是一字之差，已經足以讓人迷惑，何況是透過某些媒體的誘導，亦會使外人對「計劃生育」產生見樹不見林的錯覺。

如果想要進一步理解中國的計畫生育，就必須從「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現在雖簡稱為「衛生計生委」，但太過聱口，本文還是使用「計生委」代表）的政策下手。對計生委有點概念的讀者，可能認為他們即是負責追捕孕婦、強制引產的一群人。此類舉止固然違反人道、人神共憤，但真正恐怖的，乃是中共一系列無所不在、入侵生活的老大哥手段。

比如你聽過「晚婚晚育」嗎？有啊，你說台灣人大多很晚結婚，很晚生小孩，中國人應該也是吧。錯了，「晚婚晚育」在中國是一個法律名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六條：「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這裡便出現了「晚婚晚育」一詞，幾歲算晚婚晚育？中國各地可能不同，但晚婚普遍以男性25歲、女性23歲為標準；晚育大概是女性24歲。

在部分農村地區，雖可不受一胎限制（即一孩半政策，頭胎為女還可生一次），中國政府仍必須以「某些手段」阻擾可能出現的超生狀況。於是在上述的晚婚晚育之外，又加了「間隔」一詞。所謂「間隔」就是兩胎之間的差距，若農村婦女晚婚（23歲）並晚育（24歲），可透過申請並經過批准後，在30歲（也有地方規定28歲）生育第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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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現今中國晚婚晚育的狀況還算普通，但中國政府試圖控制家庭的意向依舊沒變。讓我們來看一下天津市計生委的《關於加強晚婚工作的意見》：

具體的作法像是在每年的節慶期間（元旦、春節等），舉辦各種結合計劃生育和婚姻法的宣傳活動，目的即是：

聽起來有點空泛，但這乃是共產黨輿論鬥爭的拿手伎倆，自有一套完整的運作體系，再看一下《中共濟南市委濟南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意見》即可明白：政府部分除了計生，尚有民政、衛生、公安、工商、勞動、城建、信息產業等部門共同協作；農村部分，包括農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計生協會、共青團、婦聯、民兵等群眾組織；城市部分，包括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各類經濟園區、城市居民住宅社區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等，層層把關、個個盯緊，形成一張龐大的社會監控網，才能「無縫隙覆蓋、無漏洞管理」。

光是宣傳還不夠，別忘了上述法條有提到獎勵，以《洛陽市對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成員實行獎勵扶助暫行規定》為例，只要農村戶口居符合計劃生育家庭資格，可以得到每月每人不低於50元的獎勵金；根據《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若一對夫妻對符合二胎條件，但自願終生只生育一個子女，可獎勵2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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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就有罰，超生者得要負擔社會撫養費，以「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簡言之就是多生的人占了較多的資源，所以要花錢買這些資源。

但這種使用者付費合不合理，中國人心中自有一把尺。更為人詬病的是，自2002年實施以來，每年有近兩百億人民幣入帳，乃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之一。中國不透明的審計與預算制度，讓這些錢的下落絕大多數不明，故有中國人戲稱社會撫養費的真正對象乃是計生與地方官員。

但最惡名昭彰的，當屬「一票否決制」，計生委與國務院都曾接連放話絕對不會廢除。這又是甚麼？一人一票不是民主國家的標準嗎？怎麼會稱之為惡名昭彰呢？

一票否決制即是中國官員的KPI（不只用於計生，其他如信訪、環保、安全生產、整髒治亂等）。在台北，若無法忍受柯P的KPI，公務員們或提前退休、或跳槽商社，大多都算是得以善了。但中國的官員可不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官場生死鬥的邏輯於此表露無遺。

以計生來說，像是「上級下達的年度人口和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考核未達標的」或是「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治理地區未能按期改變面貌的」官員，就會被一票否決。否決之後，視同KPI不合格，不但別想晉升，嚴重者雙開雙規所在多有。甚至，採取連坐法，即所謂一人超生，全體受罰，其所屬單位將一併懲處，長官同儕會怎麼看待對待，也就不待贅言。

由於一票否決的嚴苛，促使官員成為「酷吏」，各種KPI必須強力執行。像是流產指標，所有行政區基於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數量，但總之就是得完成一定額度的引產，造成了不少死傷。又像是結紮指標，每個單位如果未能完成任務，就會面臨龐大罰金，故而出現了偽造結紮證的對策。至於其他非法拘禁、強制帶(子宮)環、牽連家屬的情形不勝枚舉。對當事者來說，超生紀錄亦會與其就業、經商、從事公職等意向掛勾，個人或可不計毀損，但其兒女會被剝奪戶口登記、義務教育等基本權利，等於一出生就遭受歧視性待遇。因此早就成為中國民間的重大怨懟之一，亦是各界要求檢討與廢止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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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國領導人又是怎麼看計生政策的？或許可從曾任十年計生委主任的彭佩云（1988~1998）之訪談裡剖析。

首先，共產黨高層認為，中國特色的計生很「值得國際借鑑」，彭氏稱聯合國頒了一個特別貢獻獎給她：「這不僅僅是對我個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對中國計畫生育工作的肯定」；再者，共產黨高層似乎仍相信人定的計畫趕得上天意的變化，即使諸多專家提出老齡化、性別失衡、勞動力下降等人口警訊，有的還認為縱然全面放寬生育，也為時已晚，但彭氏也不作如是想，因為：

所以只能？

換言之，中共唯物論者一直都將人當作計劃經濟裡的工具：從過去農業、工業製造業，因為資源不足與發展需要，擔心過多的人口會吃垮、拖垮中國；到今日轉型服務業的中國，發現人口紅利漸失，轉而擔心過少的人口會累垮中國。人口，對中國來說，向來只是促進GDP成長的重要數字。面對中國民間世界第一的儲蓄率，要想讓人民消費以推動內需，排除通縮陰影，最穩固的方法莫過於讓家庭多養一個孩子。基於生育補償效應，可以推估在第五代領導班子的治下，GDP得保既定目標，這也就是為何在此時開放二孩的主因。

人口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中國人民要求計生解禁，其實就是要求「政府的手不要伸進家庭」。如今中國恢復成為世界第二（第一）大經濟體，最高領袖關於人民有文化，就會自覺節育的預言也已實現；但在中共高層看來，中國要繼續強大，反倒得靠補充人力。基此，計生不死也不會凋零，未來是否會出現其他「神奇的政策」（如山西計生委副主任懇切呼籲「強迫二胎」），成為新計生主軸，則是下一個值得追蹤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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