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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人的世界史》安保抗爭──日本戰後最大的一場社會運動

2015/07/29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文/涂豐恩

1960年6月15日,超過了十萬人聚集在日本國會山莊的外頭,將它團團包圍。人群中有許多年輕的學生面孔,他們站在第一線,隔著圍牆及鐵門,和警察對峙著。

突然之間,有人破壞了國會山莊南邊的大門,衝破了封鎖線。

消息很快傳開,附近的群眾立刻蜂擁而上,闖進國會外頭的廣場。年輕的學生們手上拿著旗幟和木棍,拼了命的往前衝,另一方的警察則戴著頭盔,揮著警棍,並且派出兩輛強力的噴水車,想把抗議的群眾阻止在外。

原本嚴肅的國會殿堂,頓時成為了民眾與警方大亂鬥的戰場。在激烈推擠中,許多學生受了傷,有些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但有更多人,繼續衝撞著警方的防線。他們朝警方丟擲棍棒、石塊,甚至將警備車推倒,放火焚燒。

混亂之中,有個女孩子失去意識,被同行夥伴抬了出來。她穿著白色的上衣,深藍色的褲子,頭上的鮮血直流。她叫樺美智子,是位東京大學的三年級學生,那年22歲。在這場衝突中,她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犧牲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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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擷自東京大学

樺美智子死亡的消息傳回了抗爭現場,引起群情激憤,也震撼了參與抗爭的學生。學生們都說,這正是警方使用暴力、執法過當的證據;警方卻宣稱,樺美智子是在人群中意外跌倒而身亡。

隔一天,樺美智子的朋友們在東京大學校園內,為她舉辦了悼念儀式。那天飄著細雨,但許多人撐傘湧到了現場,主辦單位掛起大型布條,抗議政府「虐殺」學生。人們說,不能讓她的生命白白犧牲。

兩天之後,日本的七間大報社,包括《讀賣》、《朝日》和《產經新聞》,刊出了一份聯合聲明。聲明中,他們譴責暴力,對6月15日的流血事件表達憂心,並且重申民主和國會尊嚴的重要性。不過,報社的發言,究竟是站在學生這一邊,還是站在警察那一邊,其實頗為曖昧,一直以來,他們對政府的批評並不多。

6月15日那天來到國會大樓前的人們,都是為了抗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而來的。這份條約在1951年第一次簽定,當時美軍剛剛要結束二次大戰之後對日本的佔領。

根據這份條約,美國與日本將結為軍事同盟。雖然按照二次大戰後的規定,日本自己不能擁有軍隊,也不能對外發動戰爭,但是它將提供美軍駐紮的基地,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前線。

表面上看來,安保條約讓日本和美國成為盟友,可是說穿了,美國是老大,日本只是跟班,雙方的關係並不平等。同一時間的其他東亞國家,像是南韓與臺灣,也和日本一樣,扮演起美國小弟的角色。他們要共同對抗、聯手防堵的,則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

安保條約第一次簽訂時,就有許多日本民眾表達過反對意見。在二次大戰後的日本,不少人對於共產主義抱著好感,反倒對佔領過日本的美國,心理有些厭惡。除此之外,二次大戰才結束不久,人們對戰爭的記憶還鮮明,很多人只期望和平的日子,對軍事同盟這類的事情實在難以苟同──沒有人想再捲入另一場戰爭了。

只是,當時的國際局勢並不容日本說不,在二次大戰中吃了敗戰的日本,此時姿態很低,很多事情只能任憑美國決定。當年的安保條約,也就在這種情況下簽訂了。

過了將近十年,美日雙方政府高層又開始交涉,打算在前一份安保條約的基礎上,另外簽一份新條約。根據新條約,日本在雙方的軍事同盟中,將扮演更主動的角色,不但要提供基地給美軍使用,要是真有戰爭發生,更必須積極地協助防禦。日本政府說,這象徵著表示日本可以走向「獨立」,不再只是美國的附庸。

但這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說法,很多人並不買帳。修改安保條約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了國內的反彈。人們不懂,日本已經當了美國這麼多年的小弟,難道還要繼續當下去嗎?社會上因此出現了反對的聲浪。

不過,如果只是這樣,還不足以讓民眾走上街頭、包圍國會。

 圖/維基共享
圖/維基共享

在安保條約的問題浮現兩年以前,執政的日本首相岸信介,早就已經由於施政問題,一再引發社會上的不滿。比如兩年前,他曾經打算修正「警察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大幅提高警察執勤的權限。岸信介對外宣稱的藉口,是要藉著修正法條,加強公共安全與秩序的維護。

但很多人的眼中看來,所謂公共安全什麼的,根本只是藉口。岸信介的舉動,說穿了就是在擴張政府權力,企圖打壓反對的聲音。

岸信介是個很奇特的政治人物,他是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曾經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被認定為甲級戰犯,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後來在軍事大審中,他意外沒被追究責任,逃過一死,最後還當上了首相,成為日本政壇的「不死鳥」、昭和時代的「妖怪」。

不過這位政壇不死鳥,卻在打算修正警職法的時候,碰了一鼻子灰。

在很多人眼中,岸信介本來就是個觀念保守老舊的政治人物,他熱愛權力,政治手段高明,但卻沒什麼進步的理念,對民主或人權也漫不在乎。修正警職法一事,似乎正坐實了外界對他的懷疑和批評。

當時有許多知識界的人士串連起來,舉辦大規模的抗爭,並且積極與在野黨合作,阻止法案的通過。

這是一次成功的社會運動,不但成功擋下了警職法的修正,更為將來的抗議行動提供了基礎。經過這次演練,反對岸信介政府的團體間已經建立了默契,知道如何溝通、協調和合作。所以,當簽訂安保條約的消息傳出,他們很快就又集結起來,成立了名為「安保改定阻止國民會議」的組織,準備再一次挑戰岸信介的施政。

在這個大組織下,有許多目標各不相同的小團體,有人代表婦女,有人代表勞工,也有人是和平主義者,還有一些人是以守護憲法為職志。雖然理念各不相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安保條約。

在眾多團體當中,行動最為積極、甚至激進的,就屬「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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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擷自想い出の東京教育大学

顧名思義,全學連是個由學生組成的團體,因為年輕,成員們大多還充滿著理想與熱情,做起事來衝勁十足。擔任全學連委員長、負責帶頭的學生名叫唐牛健太郎,那年才二十二歲,還是個北海道大學的大學生。

在反對安保條約的活動中,全學連一直在站在第一線──他們這場運動中的鷹派。

早在1959年11月,全學連就率領了一萬多人,展開突擊行動,衝破了國會的大門,和警方發生激烈衝突,成為反對安保條約行動中的第一波高峰。

這次抗爭成功引起了外界的關注。然而,很多人並不贊同全學連過於激進的舉動。日本政府在當天發表聲明,嚴詞批評全學連玷污了國會殿堂;就連全學連的盟友都出面譴責,擔心暴力抗爭的社會觀感不好,可能引起反效果。隔天,警方派人搜索了全學連的總部,發起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也遭到逮捕。

不過,面對批評聲浪和官方追殺,全學連沒有退卻。

1960年的1月15日,全學連的成員接到消息,知道岸信介準備搭機前往美國,親自與美方洽談安保條約的修正。他們在半夜衝到機場示威抗議,大批人群塞滿了出境大廳,學生們拿起機場餐廳的椅子,組成路障,打算阻止岸信介出國,結果在機場與警方發生嚴重肢體衝突。

但抗爭沒有成功,在大批警力出動的情況下,岸信介還是按照他的計畫,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相較於全學連激烈的抗爭,其他團體採取的手段明顯和緩許多。有人發起連署活動,收集簽名,也有人發動遊行請願,向國會施壓。只是在全學連眼中,這種過於溫和的行動,不可能達到任何成果。當外界批評全學連激烈的行動策略,他們反唇相譏,說秩序井然的遊行活動,只是大拜拜,跟進香團沒有兩樣。

其實,當時日本社會對於安保條約,並不存在一面倒的意見。根據1960年3月的民調,支持和反對的安保條約的比例,大概各佔了兩成多。不贊成的人,多是出於反戰的心理,而贊成的人,則是認為與美國合作有利經濟發展。

更重要的是,有高達五成的人,面對詢問,只回答「沒意見」、「不知道」。換句話說,反安保運動面對的敵人,與其說是熱情擁護岸信介的支持者,倒不如說是社會上的冷漠與無知。

當然,隨著反安保團體的努力宣傳,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對政府的決定抱持懷疑。但諷刺的是,真正讓反安保勢力到達顛峰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直以來主導著安保條約修正的岸信介。

岸信介(1896-1987)。 圖/維基共享
岸信介(1896-1987)。 圖/維基共享

1960年5月19日,日本眾議院正要舉辦投票,決定是否承認新的安保條約。

那是個漫長的一天,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一直沒有取得共識,會議從早上一直開到了半夜。各個抗爭團體,包括全學連,都在當天發動緊急動員令,在國會的外頭,群眾聚集越聚越多,抗議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岸信介所領導的執政黨,看來是準備利用人數優勢,在投票時強行通關。反對黨的議員,態度也很強硬,沒有打算輕易放水,他們佔領了國會主席台,不讓議長上台,盡全力杯葛會議進行。

面對這種僵局,岸信介堅持貫徹意志,不能有所退卻,法案一定要通過。對他而來,安保條約已經不是一條普通的法案,而是關乎他的尊嚴,更是他的政權能否維繫的關鍵。

當天晚上十點多,和他同一陣營的國會議長清瀨一郎,派出了五百名警察進入議場,強行趕走反對黨的議員,並且在他們缺席的情況下,宣布開會,進行投票。

凌晨十二點多,投票程序完成,新的安保條約正式宣布通過。

但是這個令人意外的、徹底破壞民主機制的舉動,立刻引起群情譁然。

隔天的報紙上,出現對於岸信介政權的批評,指責他不顧民主程序,侵犯國會權力。反對安保的聲浪,隨之迅速高漲。就連在岸信介所屬的自民黨內,也傳出了不滿的聲音,和他不同的派系的政治人物,更打算趁這個機會打擊岸信介。

岸信介的舉動,點燃了民間的怒火。從那天開始,反安保的抗爭規模越來越大,聲勢越來越強,人們不只要質疑國會決議的正當性,更要求岸信介主動下台負責。根據當時朝日新聞的民調,在國會事件一週後,岸信介政府的支持度跌到了只剩12%。

向來最活躍的全學連,帶領著大批學生,直接包圍岸信介的官邸,高喊「打倒岸信介」。在民眾情緒最高昂的時候,甚至有人喊著「殺死岸信介!」、「殺!殺!」。

但岸信介彷彿是覺得這樣還不夠。在強行投票事件發生幾天後,他召開記者會,態度依舊強硬。面對洶湧而來的批評,他說:「電影院和棒球場都客滿,比上街抗議的人數還多,我不認為民眾有什麼意見。」

幾天之後,他再一次面對記者,仍然強調:「現在外頭抗議有很多聲音,但我想要傾聽沉默的大多數(声なき声,直譯為無聲之聲)。」顯然完全沒有把反對者放在眼中。

岸信介的發言,有如火上加油,激發更多人走上街頭。後藤新平的外孫、知名作家鶴見俊輔,就發起「沉默的大多數協會」,反擊岸信介在記者會的發言。

東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丸山真男,也在報上發表文章,支持國民對公共事務自發性的關心,他把這場抗議活動,看成日本民主能否更加健全的一場試煉。他說,這是日本民主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卻有是前有未有的契機。

換句話說,到了這個時候,反安保抗爭已經不再只是關於安保條約本身,而成為一場保守與進步的對抗,威權與民主的抉擇。

 圖/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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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月份起,反安保的抗議活動進入了最高峰,全日本參與的人數超過上百萬,而且來自各行各業,有男有女,幾乎成為一場全民運動。他們情緒高昂,高聲表達對政府破壞遊戲規則的不滿。

光是在6月4日當天,日本全國就有超過五百萬人參加抗議活動。日本鐵路公司的成員,選擇以罷工表達他們的不滿,造成上千個火車班次,不是停開,就是誤點。不少商店也在全國商工聯合會的領導下,休店一天,以示抗議。農民、勞工、護士、家庭主婦,甚至是高中生,全都站了出來,他們舉著牌子,抗議「暗黑國會」,呼籲「日本不能嫁給美國」。

面對罷工罷市帶來的混亂,日本政府沒有絲毫讓步,反倒指責罷工違法,並對外表示「遺憾」。

但是讓日本政府頭痛的問題還在後面。

6月10日,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哈格第(James Campbell Hagerty)搭乘著飛機抵達日本。他此行的目的,原本是代表美國政府和日方協商,安排之後總統艾森豪訪問日本的行程。沒想到,在機場外頭迎接他的,卻是一群憤怒的民眾。

哈格第的座車,才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就被團團圍住。當時從機場到東京市區還沒有高速公路,所以抗議人們很容易就聚集起來。人們不顧車子裡頭坐著美國來的外賓,拿著石塊和棍棒就開始攻擊。

坐在凱迪拉克轎車內的哈格第臉色很差,負責外賓安全的警察隊更是緊張,萬一出了什麼差錯,他們可擔當不起。

眼看現場即將失控,美方連忙派出了一駕直升機,把哈格第從地面接走,讓他得以脫身。

當時哈格第的兒子也坐在直升機上,根據他的說法,就連直升機在起飛之際,民眾手中的石塊也不斷砸過來,有些甚至直接命中了直升機機體。

為了給美國一個交代,日本警察逮捕了曾在當場指揮群眾的學生,並且搜索了相關組織,結果引發更大的不滿。搜索隔天,全學連就帶領著群眾,包圍了東京的警視廳。

這場混亂的迎賓活動,讓岸信介的政府灰頭土臉。美方對於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更是大打問號。也是因為這場抗爭,美方才意識到:原來在日本國內有這麼強烈的反美情緒。

即便如此,岸信介等人還是不打算低頭。因為在他們看來,抗議群眾不過是一群暴民,政府不能屈服,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予以鎮壓。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內部討論中,大家都口徑一致,認為這事件並不單純,是國際共產主義者在背後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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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等人的推測並非毫無道理。反對安保條約的人群中,的確有許多人對共產主義抱著同情態度;在整場抗爭中扮演要角的全學連,與日本的共產主義者關係也很密切。而日本反對黨的領袖淺沼稻次郎,前一年才剛剛訪問北京,與中共高層會面,並且發表演說,強調「美國帝國主義是中日人民共同的敵人。」

當反安保運動在日本風起雲湧之際,中國也曾經大力聲援。1960年5月9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人,在政治領袖的帶領下,高呼:「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從那一天起,在中國各地的大都市,包括天津、長春、成都、瀋陽、重慶、杭州,反對安保的示威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出現,毛澤東更透過人民日報表示,宣示「統一戰線」的決心。

從國際局勢來看,日本與美國走的越近,對於中國的威脅就越大,當然不能不採取一些反制行動。相形之下,當時臺灣的獨裁政府,跟同屬保守威權的岸信介政府,可就算是相親相愛了。

不過,把一切問題源頭都推給共產黨,只是表示岸信介政權錯估了情勢,也或許因為如此,他們讓自己在外界看來更加麻木不仁。抗爭的人群當中,固然有共產主義份子,但成員卻是來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遠比岸信介等人宣稱的更為複雜。有些人的想法很簡單,只是純粹出於對岸信介的厭惡;也有人想的很遠大,想讓安保抗爭變成一場「世界革命」的起點,掀起更大規模的運動。

在機場抗爭的隔一天,三千多名大學教授發起遊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上街過好幾次。美國大使館和首相官邸的外頭,都聚集了大批群眾,國會外頭抗議的民眾也沒有散去。反安保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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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6月15號,發生了那一場震撼人心的流血衝突,帶走了樺美智子的生命。

在6月15日的突擊中,除了喪命的樺美智子,有幾百名學生因為受傷進了醫院,其中有幾十位甚至到了重傷的程度。

學生受傷的原因,除了與警方的衝突以外,還有一些受到了支持岸信介的右翼份子襲擊。他們舉著「維新行動隊」的旗幟,拿著木棍和鐵棒,加入了混戰,負責維護秩序的警察,對於右翼團體的倒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未太積極制止。

眼看情勢動盪,岸信介曾經幾度想出動自衛隊(相當於日本的軍隊)鎮壓群眾,甚至一連下了幾次命令。但是職掌自衛隊的官員赤誠宗德,堅持軍隊不能與國民為敵,拒絕了岸信介的要求。如果不是這樣,安保抗爭中或許將有更多人流血,甚至有更多人犧牲。

樺美智子的父親是位大學教授。在事件過後兩天,抗議群眾在國會南門外頭架設了臨時的紀念場所。他和太太,帶著鮮花到了現場,和眾人一同悼念逝去的女兒。

眼看學生在國會前濺血,東京大學校長茅誠司也發表聲明,強調學生固然應該為激進的行動負責,但真正的問題,出在破壞民主規則的政治人物身上。他說,如果不是對現狀感到絕望,學生何須採取這樣的行動?他也呼籲,國會應該儘快亡羊補牢,回歸民主法治與責任政治的精神,才能讓社會恢復平靜。

以東大校長在日本社會的地位,他的發言自然特別受到重視。沒想到聲明一發佈,日本政府毫不領情,甚至狠狠回擊。擔任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的松田竹千代,跳出來指責東京大學忘記了自己作為教育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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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生們抗議「虐殺」的聲音還未稍歇,國會外頭氣氛仍然緊繃的時刻,安保條約卻在6月19日默默地「自動生效」。

原來,按照日本法律規定,對外簽署的條約,只要眾議院表決通過,就算上一級的參議院尚未表決,三十天後也會自動產生效力。從岸信介動用警察、強行表決的那天算起,這一天正好是第三十天。

抗議群眾不是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局。安保條約自動生效的前一天,全學連、沉默的大多數協會,和其他團體再次發起大規模抗爭,主辦單位宣稱,當天有包圍國會的現場有數十萬人,像是最後的奮力一擊。

日本各地也有不同的聲援活動。在大阪,學生們佔領的市內主要的幹道御堂筋,有人高舉著牌子,上頭寫著:「美智子上天堂,岸信介下地獄。」

只是,儘管抗議聲依舊不絕於耳,卻也無法改變什麼。

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一切已經難以回天。在國會外頭的廣場上,有人哭了起來,有人憤怒的大聲怒吼。抗爭領導人之一的島成郎,當時擔任全學連的書記長,多年之後,他回想那一刻的情形,只記得一種無法壓抑的嘔吐感不斷襲來,讓他忍不住蹲坐在地上。

三十多天的激烈抗爭,在那一刻看來,只像是一場空。

隔一天,岸信介政府出面發表談話,宣佈安保條約生效,談話中不忘補上一槍,強調反對安保的,只是社會上一小撮的國際共產主義份子,不能代表民意,並且再次重申:譴責暴力。幾天後,美日雙方正式批准、交換了條約。

反對的聲音還在努力。在野黨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安保條約生效,甚至不惜要集體辭職。他們說,法案表決的過程缺乏正當性,根本違憲。遊行和罷工也還在繼續,很多人不願意輕易離去。

可是抗爭已經在退潮。

美日雙方交換安保條約的同一天,飽受批評的岸信介,也召開記者會,宣布辭職下台。岸信介一走,更讓許多人失去了抗議的目標,民眾因為憤怒而累積的能量,失去了著力點,也開始迅速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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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轟烈烈的安保抗爭,就這樣失敗了嗎?曾經走上街頭的幾百萬人,難道都不算數嗎?

在運動的最高潮,曾經有東大的學生懷疑地詢問他們的老師丸山真男,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據說丸山真男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圓圈,又在圓圈中畫了好幾個小孔。他說,「安保條約就像那個大圓圈,而人們的行動就是這些小孔。」彷彿是在說,只要反對的聲音還在,不論多麼微小,總是能夠造成一些改變。

身為日本戰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對於抗爭一直是樂觀的,就算到最後依然如此。他總是認為,民主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而是不斷追求的過程,需要用行動一次又一次地定義,是一場永久的革命。它必須一直是進行式,而不能變成完成式。

他也說,真正的公民,應該像是佛教裡的「在家修行」,不用剃髮,不用出家,不用把政治當成職業,只要多數人對政治事務保持關心,讓政治走入日常生活,而非把持在少數專業政客的手上,就能維繫民主制度的運作。從這個角度看,安保抗爭喚起了大家對政治的關心,並不能算是失敗。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丸山真男這樣樂觀。

6月19日凌晨,安保條約自然生效的那個剎那,丸山真男說自己只是看了一下手錶,心裡想著「時間過了啊。」

同一時間,他的朋友、社會評論家清水幾太郎則是帶著家人,在國會大門的外頭嚎啕大哭。他對安保抗爭有著很深的寄望,面對這樣結果,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挫敗感,無法不感覺到徹底的失敗。

同樣的挫敗感,也在全學連內部開始發酵,而且逐漸演變成彼此攻擊的理由。為什麼幾百萬人上街頭,卻沒有辦法得到想要的成果?全學連成員間的矛盾,隨著抗爭的落幕,變得越來越尖銳,社團內部的主流派,也成為檢討的箭靶。

他們被說是缺乏領導能力,戰術和戰略都十分混亂,甚至連抗議的目標都搞不清楚──全學連內部,對於抗爭目標向來有兩個不同的聲音,一個認為關鍵是要把岸信介拉下台,另一個則認為真正的敵人是美國帝國主義。全學連內的非主流派,大聲指責主流派從一開始,就把大家帶往了錯誤的方向,註定失敗。

安保抗爭創造了全學連歷史上的最高峰,卻也讓它走向分裂與崩壞。有人無法忘懷抗爭的激情,需要燈光,需要舞台,卻又無法找到同等規模的舞台,只能不斷用越來越激烈的手段,想要吸引外界的注意,甚至走向了近乎恐怖主義的形式。結果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感,甚至恐懼,反倒更快地加速邊緣化。

安保抗爭到底改變了什麼?

在岸信介下台之後,新的首相池田勇人上台。他與岸信介同樣屬於保守的自民黨,可是作風不一樣。他喊出了口號,號稱要讓十年之內讓日本人的薪資成長一倍,因而開啟了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年代。

人們說,自民黨依然威權,可是在安保抗爭後變「軟」了,不在政治上和民眾硬碰硬,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導向經濟發展。之後自民黨繼續執政幾十年,而民間的抗爭力量,則是日益萎縮。這究竟是政府的勝利,還是群眾的勝利,一時之間似乎很難說的清楚了。

抗爭也改變了每個參與的生命,不論是往哪個方向。他們其中有些人,在激情過後,突然感覺到了對於知識的巨大匱乏;還有一位名叫吉本隆明的思想家,在事件過後,有好長一段時間都無法重振精神。

從5月19日開始,三十多天內流下的眼淚與鮮血,經歷的推擠與衝撞,讓很多人都短時間內,都還沒辦法找出理解的方法。而這一場日本戰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因為它是如此激烈,如此複雜,召喚的情感如此巨大,註定會在幾十年後依舊引起爭辯和討論,無論它究竟是成功或失敗,是荒唐,還是偉大。

本文授權轉載自「故事」:《大人的世界史》安保抗爭──日本戰後最大的一場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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