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移民？生與死的分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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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難民你第一反應會聯想到什麼？是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沒分沒文的流離失所者，只能靠接濟度日，並且成為社會的負擔？還是穿戴整齊，手拿智慧型手機的中產階級，甚至花了幾千美金，向仲介買了一趟非生即死的逃難旅程，僅只是渴望千鈞一髮之後能在新大陸安家立業，把所賺不多的錢寄回故鄉，幫助那些來不及走或無法離開的親人們? 我想第一個畫面可能會比較符合一般大眾對難民的印象: 可憐、貧困、沒有技術、沒有資源，而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被動地等待、等食物、等庇護、等移民官決定是否遣返。於是當我們看到那些自稱為了逃離戰亂的難民們，左手拿信用卡、右手拿iphone，並且抬頭挺胸有規劃地朝著心中想望的那一塊安全淨土走去的時候，這些人也就自動地被排除在難民的框框之外了。於是乎人們有了這樣的結論: 因為這些人看起來不夠可憐，所以他們不應該是難民，他們頂多就是一群設法佔我們便宜的移民罷了，因為在接收國^註1，他們可以享受比較好的社會福利，過上比較好的生活。

這樣的論調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就像有人說：有手有腳的遊民（街友）們是因為懶惰、遊手好閒，才會在公園裡等社工發便當；這些貪小便宜的人，根本就是在浪費社會的資源。我們總是忘了去追問事件背後的原因，好似個人的悲慘都與你我，或是我們身處的環境無關，然後我們在念兩句、嘆口氣，轉個身後，又是自己的光明世界。

試問，如果這些人有家可歸，那麼他們為什麼會選擇淪落街頭？如果有手有腳就可以找到工作，為什麼還是那麼多失業的人？許多遊民之所以露宿街頭，並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不健全的社會安全網，或是產業結構的轉變。難民之所以成為難民，也與個人財富的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無關，而是因為他們的基本人權和生命財產，在母國（ｈome ｃountry）無法受到保障，他們逼不得已只好向其他國家或相關機構尋求庇護。這樣的特殊性使難民（refugee）和移民（migrant）有了分別。基於人道考量，接收國有提供身為難民的外國人庇護／保護的責任，於是漸漸發展出認證難民的程序並制訂相關法規^註2去規範接收國對難民的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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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近代主權國家對於外國人的去留跟境內行動，擁有最終決定權（因此我們出國需要申請簽證，直到移民官在護照頁上蓋上准許入境的印章的那一刻，我們才得以合法地入境他國）；但當這些外國人是因為生命或基本人權受到威脅，而成為必須向他國政府尋求庇護的難民時，主權國家在基於人道考量及道德責任上，則必須對尋求庇護者提供特殊待遇，以達保護的目的。以保護難民權益為主要目的的國際難民法，便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誕生^註3。譬如：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的簽署國必須遵守「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即不能將抵達國境的難民驅逐，或是遣返至會對其生命跟自由產生威脅的地方；「不予以刑罰」（non-penalisation）原則，即難民不會因為沒有旅行證件，或是非法入境而受到刑罰處置 （但是一位未持有護照的移民，是會被強制遣返回國或吃上官司的)。這些原則都是建立在收留國提供尋求庇護者「保護」的基礎上，因此普通的移民法並不適用於難民處置，而是必須透過難民公約或是難民法來規範。

由上述可知，因為身分的不同，移民或難民之於接收國所產生的權利義務也因此有了分別，而這樣的差別待遇對難民來說往往就是生與死的分際。有些媒體與政府官員選擇用「移民危機」，暗示此次大量湧進歐洲的中東或非洲人口，是受「經濟」因素驅使，「選擇」移居歐洲作為逃離貧窮的途徑; 接收國則可因為大部分的人不是透過合法移民管道登陸，因此不給予保護或是不准入境。另一方面，卻有另一群人堅持用「難民危機」來形容此次事件^註4，認為「移民」這樣的字彙，不僅忽視了個人因為戰亂或貧窮所受的苦難和遷徙的迫切性，也推卸了接收國對難民應該提供保護的責任。

然而，既然沒有人會反對主權國家有管制移民的權利，而主權國家基於人道考量對難民提供庇護的責任也合情合理，那為什麼此次大量向歐洲遷徙的人口會引起如此多的論戰？其爭議點就在於，究竟這些逃離母國的人，是因為不得已的原因（如：戰亂、政治迫害）被迫離家尋求保護的難民？還是出於自由選擇，為了改善自身經濟跟社會條件而遷徙的移民？^註5

為了規範不同的權利義務，並把有限的資源適當地分配給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難民和移民的分界是必要的；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資訊媒體的發達、社會階層的流動，以及近代戰爭型態的改變，難民公約中對難民的定義^註6，已不足已反映全球化下人口移動的複雜性和近代戰爭型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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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公約的歷史背景與人口移動的複雜性

難民公約產生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先是為了庇護因戰亂所產生大量流離失所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受到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以及在冷戰架構下，因政治見解或屬於特定社會團體而遭受迫害的人。在如此背景之下，難民公約對難民的定義容易與「政治公民權利受到違反」、人民「受強迫或非自願」的「離開母國」等因素的因果關係產生連結；又因公約裡沒有明確提及因為經濟、環境、發展等其他因素導致基本人權受威脅的人，因此才會有輿論表示逃貧並非構成難民的要素。

然而，貧窮和饑餓不也是使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原因之一嗎？而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迫害？比起大規模的戰爭或種族屠殺（起迄時間點明確、短期的、有明顯暴力特徵的），社會、政治、或經濟上的歧視也同樣地威脅一個人基本人權的保障，最後被迫選擇向外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弱勢的種族、宗教或性別，長期在社會或經濟上被邊緣化，導致生活失去保障，因而決定出走他鄉，難道這不是一個政府失能的表徵，構成必須前往他國尋求庇護的正當理由嗎？當慢性的歧視或不公義取代了從前顯而易見的大規模戰爭或屠殺，當政治上的邊緣化限縮了一個人在經濟上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可能，單用政治或經濟因素的二元論來區分難民與移民，不僅簡化了人口移動的複雜性，更忽略了難民形成的根本原因——因為政府失去提供保護人民的功能，人民的需求與權利，如安全、自由、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質等^註7便不受保障。而難民公約中所指出的「迫害」，只是政府失能所產生的現象之一，卻不是難民形成唯一，也不是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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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難民」成了一種奢侈品

當沒有合法文件又處於弱勢的難民，被擁有主導權的媒體和政客描繪成為侵占資源的非法移民或罪犯時，國族主義和排外浪潮也就應運而生。不少政府順勢高聲疾呼地加強移民管制，一方面在移民入境的程序上設下層層壁壘，另一方面又創造出，「被拒絕的尋求庇護者」、「經濟難民」，以及「非法難民」等過渡身份，讓尋求庇護者在尚未被正式認可為難民前，活在無法可依循的灰色地帶，其生活和權利因此失去保障。難民的詮釋權被少數政客或媒體所操弄，後者往往是出於政治利害的盤算，並非對他者的同理心和人道立場；而所謂政治難民或經濟移民的辯論在很多時候只是為了模糊焦點，而非為了保障基本人權的考量。

由於大家對於難民的誤解和政治操弄，於是只有符合大眾期待的難民才得以享受居留、庇護、與家人團聚的權利——擁有破碎家庭、悲慘經歷、困苦無依的窮人往往比擁有高學歷、財富、專業知識的中產階級更容易取得難民身分。在移民政策越來越緊縮的歐洲國家，難民地位成了一項奢侈品，只有少數符合資格的人才能擁有^註8。比起因為難民身分受到拒絕而被遣返回國或被拘留的下場，更多的人寧願冒險透過非法的途徑，在接收國過著不見天日的日子，變成所謂的非法移民；因為就算成為非法移民，生活也比在原生國來得有保障，就算不是衣食無虞，但至少不必朝夕活在生與死的掙扎中。

沒有父母願意把孩子寄託在怒海中浮沉的橡皮艇上，除非大海比陸地來得安全；如果有人寧願以生命當籌碼，翻山越嶺遠渡重洋地離開自已的家園，那麼這些人當然有勇氣在異地冒險求生。這是一場生與死的賭注，輸了就是失去包括生命的一切，而對贏的人來說，真正的挑戰卻才正要開始，一旦啟程就沒有回頭路；途中面臨的風險或許是被流彈波及、飢餓、受凍、被強暴，甚至直接被遣返回國，然而他們仍願意放手一試，只因為啟程離開故土是經過算計之後，機會成本最低的選項，路途再怎麼危險都比待在故鄉來得安全。

當我們再一次看到那些攜家帶眷，好不容易跨過邊境的人們，無論他們是富貴還是貧窮、成人或是幼童、男人或是女人，請記得，他們大部分的人所逃離的，是一個讓他們寧願付出生命代價，也要離開的苦難國度。或行走、或搭船，有錢一點的可以向人蛇集團購買五星級逃難之旅，窮一點的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擁擠脆弱且容易翻覆的橡皮艇上。無論如何，當下的他們只盤算著一件事: 活命要緊，至於活下來之後該怎麼過日子、沒有合法身分要如何工作、語言不通要怎麼適應新環境、失去至親的創傷要多久才會癒合......，這些疑問對一位連生存都成問題的人來說，似乎都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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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