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支聯會「拒交資料被捕」事件：掃蕩外國代理人的國安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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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9. 8 香港】

香港支聯會「拒交資料被捕」事件：掃蕩外國代理人的國安恐懼？

「港警想逼迫公民交出大量資料....我們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香港最大的泛民派組織「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與多名成員，因為拒絕向國安處提供組織活動的相關資料，以確保不受國安法的人身安全威脅，結果在8日清晨包括鄒幸彤在內4人，遭到港警突襲上門拘捕。長久以來在香港舉辦六四紀念晚會的支聯會，被港警認定為「外國代理人」，要求提供組織所有細節資料，但支聯會否認指控、並質疑國安處濫用權力，對所有公民團體追殺打壓。

支聯會是香港1989年成立的組織，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初衷是支持中國的民主社會運動、聲援天安門學運。在六四事件之後，支聯會也是香港年年舉行六四遊行、維園燭光紀念晚會的主要團體。

儘管隨著時代的變遷、中國與香港的矛盾加劇，支聯會於每年6月的維園集會聲勢也有降低趨勢，到了2014年的「雨傘革命」後，支聯會與香港六四紀念也開始被新一世代視為「他國事務」，就香港在地的觀感而言，1989痛苦的歷史共感自此明顯分裂。不過反送中以來，支聯會也是響應抗爭者、投入運動的重要團體，到2020年港版國安法正式上路後，也自然成為港府的眼中釘，尤其是支聯會特意以舉辦六四紀念活動作為一種底線試探，很快就成為港警擴大威嚇壓制的對象。

2021年8月25日，港警國安處以觸犯國安法為由，認定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是收受外國資金、外國指使的組織，要求限期繳交支聯會的相關組織和成員資料。但支聯會堅決否認，一方面警方沒有提出任何指控證據，另一方面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也強調，支聯會從1989年成立以來始終是以香港人自行組織運作，無涉國外的干涉介入。

面對國安處的限期提交資料，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9月5日公開表示，不會向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國安處想透過逼迫公民社會團體交出大量資料，令所有公民社會網絡的人處於恐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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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處開出的期限的9月7日，支聯會也親送回覆信函給警察總部，重申「警方無權要求支聯會提供資料、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的立場，與此同時支聯會常委梁錦威，也尋求法律管道，向香港高等法院針對此案申請覆核，希望判定港警提出的要求無效。

但儘管支聯會強調，法律上不能僅憑「懷疑你是外國代理人」就勒令要求提出所有資料，這是權力的濫用擴張；但港警方面就國安法的認知，只有主觀認定有嫌疑，就只能依照國安法的規定配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直白表示：「不繳資料？當局定會採取法律行動，而且行動會好快，好迅速，和好有效率。」鄧炳強更意有所指，說「很可能不久將來變成刑事案件。」

支聯會的拒交堅持，也已超過了港警開的期限，就在今天9月8日清晨，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常委梁錦威、鄧岳君以及陳多偉等人，就分別於自宅中被警方突襲登門拘捕，根據警方說法，逮捕的原因是「未遵從《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 附表5的規定提供資料」。

截至中午為止，4人被捕後尚未有進一步的後續消息，若依據港警的說法，未按時提交資料的罪名，可能面臨罰款10萬港元及監禁半年。不過早在今年6月4日就被以「煽惑罪」拘捕過的鄒幸彤，對於這次再被抓捕的風險也有心理準備，而先前公開向港人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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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6歲的鄒幸彤除了是支聯會的副主席，也因其律師背景曾協助中國農民工上訴以及12港人案家屬等維權案件。鄒幸彤最初是在2010年加入支聯會當義工，並且在2016年當上副主席，她過去多以處理幕後工作與支援、協調等工作為主，不過就在戰友如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人陸續被捕後，她不得不走向幕前，成為支聯會的主要面孔。而也因為支聯會被視為泛民主派的背景，亦成為警察眼中釘，鄒幸彤也由此被推上風口浪尖。她在今年接受《BBC》採訪時就表示：

支聯會是於1989年5月21日在一場支持六四學生運動的遊行中創立，目的是希望可以支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其五大工作綱領也明確列出：「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當中，其「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早前更被中聯辦主任直接點名是影響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對外界而言，支聯會最為人熟悉的記憶莫過其六四主辦單位的身份。在六四運動之後，支聯會每一年都會舉辦號稱持續最久、規模最大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也在2014年籌辦了六四紀念館，傳承六四記憶。不過隨著疫情爆發以及《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六四紀念晚會也頻頻受阻擾，例如警方在今年和去年皆以疫情為由不批准集會舉行。

儘管如此，鄒幸彤在今年6月3日仍表示將以個人名義到場紀念，聲稱「不能以紅線代替底線」。於是，她在六四當天一早便遭警方以「涉嫌宣傳或公佈未經批准機會」逮捕，並於8月5日獲釋。不過在獲釋一個月後，鄒幸彤此次又因拒絕繳交支聯會資料給警方，再度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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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支聯會早已清楚其立場與背景遲早會遭警察對付。回到2020年8月——即國安法於6月30日正式生效一個多月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就告訴《明報》，內部正在盤點名單資料，將銷毀內容保護隱私；同時，李卓人也表示不會轉移資產，並且會盡快加速手上的工作，包括電子化六四紀念館裡的資料。不過就在2021年4月，李卓人遭判於2019年8月18日與8月31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入獄14個月後，隨後也有成員陸續宣布退出。

自今年6月起，香港政治與公民社會環境愈發緊縮嚴峻，屢遭打壓——六四與七一集會無法舉行、《蘋果日報》關閉、多個公民組織解散等等——支聯會也在7月時宣布，支聯會其中的7位常委宣布辭職（留任的7位常委包括鄒幸彤與李卓人等人），並且在7月底會全面遣散所有職員，以保障員工安全。

8月中旬，也有消息傳出因應日益嚴峻的政治風險，支聯會內部也多次商討是否解散，唯始終難有共識，目前相關解散議案也將在9月25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商討。

同一時間，警方國安處人員在8月25日也開始出動，去信支聯會多名常委，指稱：警方在調查後，有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同時，警方引用《國安法》43條實施細則第5條，要求支聯會交出資料。在此條文下：警務處處長可以在保安局局長的批准之下，向外國政治組織或台灣政治組織或外國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組織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間，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含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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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支聯會與國安處在法律的理解與詮釋上，亦出現根本落差：前者認為警察濫權，並無提及支聯會身為「外國代理人」、勾結危害國家安全與支聯會關係等具體證據，就直接將其標籤為外國代理人、當成嫌犯調查；而後者除了給予嚴厲譴責，也僅是一再重申，若沒有按時繳交資料便是違法。

然而具體而言，支聯會到底為何會被標籤為「外國代理人」，或許也可以從親中媒體看出端倪。《大公報》和《文匯網》以李卓人和鄒幸彤曾參與的外國活動為例，指稱他們是外國代理人的罪狀，例如：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以視訊方式參與美國眾議院聽證會，而鄒幸彤則在2012年和2018年出任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之執委及公司董事、在2017年獲安排與「台獨」政黨「時代力量」立法委員林昶佐等人會面等等。

面對在港外國代理人的指控，鄒幸彤回應國際特赦組織是一個以會員為本的國際組織，並不屬任何國家的代理，再者，鄒幸彤也指出即便她以個人身份參與的活動被視為與外國有關，這亦不代表整個支聯會都是外國代理人。

儘管如此，包括鄒幸彤在內的4位支聯會成員都在今天一早被逮捕。不論是聲援六四抑或此次拒絕繳交支聯會資料，鄒幸彤也一再展現了其堅定信念，甚至也試圖以「幽默」的方式來看待自己被逮捕的風險。例如，在今早被逮捕之前，她在自己的臉書上發文調侃：「還沒刷牙換好衣服，等下的口氣會不會臭死國安？」但與此同時，她日前被《立場新聞》問到若真的被捕，是否有任何話想跟香港人說時，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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