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4. 08 盧安達】

鏡頭背後／盧安達百日：種族滅絕，盧安達大屠殺的25週年

「我選擇原諒...否則我無法重拾平靜。」這個星期日是「盧安達大屠殺」的25周年忌日，從1994年4月7日開始到7月15日為止，超過80萬的圖西族（Tutsis）在這100日內慘遭當政的胡圖族（Hutu）屠殺；25年後，盧安達已成為東非經濟發展最穩定的「模範國家」，但當年大屠殺所留下的膿瘡，卻仍以不同形式持續困擾著「重生的盧安達」。

盧安達大屠殺真正的觸發引信，始於1994年4月6日。當時，盧安達總統——胡圖族的獨裁者，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所乘坐的小客機，在首都吉加里上空，遭到「不明的防空飛彈擊落爆炸」。哈比亞利馬納總統與同行的蒲隆地總統恩塔里亞米拉（Cyprien Ntaryamira）當場死亡。群龍無首的盧安達，一時陷入集體混亂。

哈比亞利馬納任內，曾大力推動針對圖西族少數派的「種族清洗」，並觸發兩族在90年代初期的頻繁交戰；再加上墜機身死的兩位總統，都是胡圖族出身的領導人。於是一時之間，「圖西族發動暗殺」的謠言，才刺激了盧安達軍方與胡圖族激進主義者的「復仇行動」——一場遍及全國的「種族滅絕」大屠殺自此爆發。

1994年4月7日，針對圖西族的滅絕屠殺正式展開。各種無差別強暴、虐殺、處決、縱火，在短短100天內殺死了超過80萬名圖西人——瘋狂的子彈與砍刀，以每日將近1萬死的屠殺速率，快速消滅了盧安達10%的人口；也殺盡了圖西族總數的70%。

儘管當時血流成河的瘋狂，震撼了世界；但整整百日之間，對於阻止暴力，國際社會卻是毫無作為。直到流亡烏干達的圖西族武裝「盧安達愛國陣線」（FPR），在現任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的領軍下強勢重返，並於7月15日攻佔首都吉加里後，整場血腥才終於「劃下句點」。

卡加梅掌握政權之後，以「重建國家」為名，將盧安達打造成了「開明專制」的獨裁政體——在他治下，盧安達的經濟得到高度發展；過去的仇恨與族群差異，也透過一系列強力的法律管制而被完全壓制，成為貌似和諧但「不可言說」的社會禁忌。

「我明白，我們不可能全然地體會那些倖存者的孤寂與憤恨；但與此同時，我們卻得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們，請大家寬恕、請大家為了這個國家的重生作出『必要的犧牲』...有任何痛苦與仇恨的情緒，我都得請大家好好把它們藏起來。」在悼念活動上，卡加梅如此表示。

在7日的紀念活動中，卡加梅先是在吉加里大屠殺紀念公墓，點燃了象徵悼念的紀念聖火。之後稍晚，數萬名盧安達民眾也湧入了吉佳里國家足球場，在黑暗中舉起燭光，聆聽大屠殺倖存者們對於死亡的親口見證，以及和解原諒的希望誓詞。

「我選擇原諒，因為仇恨永不可能讓你平靜。」49歲的穆卡魯琳達（Alice Mukarurinda）在大屠殺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卻對《衛報》表示：自己早已經放下了仇恨。

「在大屠殺中，也有胡圖族人為了保護圖西族的朋友而死。如果真要怪誰的話，我們只能怪過去的政府不公不義。我認為那些殺害我家人的人們已經對我道了歉，我也選擇了原諒——對我們來說，擁抱未來，或許更為重要。」穆卡魯琳達表示，自己選擇放下，因為她知道當前的和平與和諧「得來不易」，她不願因報復而成為與那些屠殺兇手一樣的人，也不願讓自己的國家再冒險重複一次對立的悲劇。

但同樣作為受害者，每個倖存的故事與選擇，卻都不盡相同。像是12名家人慘遭殺害的卡勒克濟（Jean Claude Kalekezi），就無法接受當前這種「不明不白的刻意寬恕」：

「政府只會逼著我們、要活過來的大家『選擇原諒』；但就在此時、就在現在，還有好多殺人兇手藏身在民間——他們歌照唱、舞照跳，對過去的滿手血腥隻字不提，只要不說出死人埋在哪裡，他們就是無罪者。於是新的房子蓋在萬人塚，『新生』的盧安達就建在冤魂的犧牲上頭...。」

「或許其他人可以選擇原諒。」卡勒克濟說，「但我沒辦法。永遠都沒辦法。」

儘管盧安達本國，與聯合國所成立的「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R）曾持續追查並定罪，但由於行兇者的數量過於龐大，究責行動也確實難以交代全局。

《衛報》同時指出，在大屠殺過後，掌權的卡加梅以國家和解為名，嚴禁所有政壇反對異議的挑戰。儘管其政權與其他專政國家相比「相對清廉有效率」，但許多質疑者也擔心：如果那天卡加梅不在了、大屠殺的記憶遠去了，盧安達是否還能繼續維持眼下的「和解精神」？

另一方面，由於盧安達大屠殺的施暴規模與強度過高，直到25年後的今天，各種醫療與社會問題仍不斷隨時間惡化浮出。

像是大屠殺倖存者中，約有35%後續回報出現有「精神官能後遺症」，但眼下的社會與醫療資源，卻不足夠以主動馳援；此外，像是在大屠殺中因大規模強暴而誕生的新一世代，也慢慢追究起自己的禁忌身世。但種種困難的提問，25年後的盧安達也不全都備好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