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沒有走完的路：智利政治右轉時刻的回望

2026年7月隆冬之際，我在細雨中走進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最大的公墓（Cementerio General de Santiago）。這座創建於1821年的墓園，至今已有超過200萬人長眠於此。從國家領導人、政治人物、知識份子、社運人士與藝術家，到無數沒有被寫進歷史課本的一般市民，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位置。走在其中，彷彿也走進了一座縮小版的智利國家歷史。

我走到前任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墓前，只見3個年輕人席地而坐，身旁擺著幾束鮮花。這位於1970年透過民主選舉上台的社會主義總統，在1973年的軍事政變中遭到右派勢力推翻。隨後掌權的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則開啟了長達1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大量政治異議者遭到拘禁、刑求、殺害或強迫失蹤。

政變後，阿葉德的遺體被低調地安葬於沿海城市的一座家族墓穴，墓上甚至沒有留下他的名字。直到1990年代智利重新走向民主，他的遺體才被移回聖地牙哥。這一次，人們為他舉行了大規模的公開葬禮，並以一位總統應有的國家禮遇，將他重新安葬於聖地牙哥公墓。

而就在我短暫停留的時間裡，又有幾名年輕人陸續出現。有人留下鮮花，有人只是靜靜地站了一會兒，也有人像我一樣停下來閱讀墓碑上的文字。墓碑上刻著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發動軍事政變當天，阿葉德在總統府拉莫內達宮（La Moneda）遭軍方包圍之際，所留下的最後演說：

「祖國的勞動者們：我對智利以及這個國家的未來仍然抱持信心。終有一天，人們會走過這段灰暗而苦澀、背叛試圖得逞的時刻。請你們相信，那一天終將到來，而且不會太遠。寬廣的大道將再次敞開，自由的人們將從那裡走過，共同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 智利總統阿葉德，1973年9月11日於拉莫內達宮

我站在細雨中，看著這些甚至未曾經歷過獨裁年代的年輕人一個個來到墓前，想起前一晚在聖地牙哥街頭上巧遇的抗爭現場。那是一場名為「Escucha mi decisión」（聽我的決定）的女性主義示威，當天在智利多個城市同步舉行，抗議右翼國會議員推動一項名為「Escucha su corazón」（聽他的／她的心跳）的法案。​​

智利自2017年起，允許孕婦在生命受到威脅、胎兒無法存活，以及因性侵而懷孕等3種情況下合法終止妊娠。新的法案則要求，在合法終止妊娠之前，醫療人員必須告知當事人是否能偵測到胎兒的心臟活動，並提供聆聽胎兒心跳的機會。

反對者認為，這並不是單純增加一道醫療程序，而是在既有的合法墮胎制度上增添新的障礙與心理壓力。也因此，示威者刻意將法案名稱「聽他的心跳」改寫成「聽我的決定」，把究竟應該「聽誰的聲音」變成一場關於身體自主權的政治辯論。

這一場抗爭發生時，極右翼政治人物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甫於2026年3月就任總統4個多月。他的勝選被視為智利民主化以來最明顯的一次政治右轉，除了因為他的政治議程聚焦治安、移民及縮減支出等問題，也包含他對過往皮諾契獨裁統治的肯定態度。對一些進步派團體而言，那些在民主化後數十年間逐步爭取而來的權利，似乎也因為右派保守政權的崛起而再次變得不那麼理所當然。

兩個原本毫不相干、卻偶然接連出現在我眼前的場景，讓我不禁對於眼前的智利產生更多疑問。50年過去了，為什麼仍有那些未曾經歷過獨裁年代的年輕人來到阿葉德的墓前？當這個國家再次面臨政治右轉，重新向左或許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然而，那些來到阿葉德墓前的人們，所悼念的究竟只是一位死去的總統，還是一個在1973年被驟然打斷、至今仍未完全實現的未來？

找回失語的人與空間

阿葉德並不是這座墓園裡唯一一段曾被迫抹去，又由後來的人重新找回的歷史。​​離開阿葉德的墓後，我繼續往墓園深處走。途中幾度遇上出殯的人群以及正在舉行的葬禮，​​看著人們陪伴死者走完最後一段路，我最後來到墓園裡另一個在智利獨裁歷史中格外重要的​​第29區（Patio 29）。

1973年軍事政變後，一些遭殺害的政治犯與政治異議者被秘密送往第29區，以「NN」（身分不明者）的名義草草埋葬。1979年，協助政治迫害者及其家屬的天主教組織「團結互助教區」（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收到線索，指出墓園第29區可能存在大量非法埋葬的墓穴。讓那些原本彼此分散的失蹤案件、法醫紀錄，與墓園裡一座座寫著「NN」的墳墓開始被連結起來。這也讓人們得以於民主化後的1990年代，有機會在此地展開大規模的發掘，以及至今仍極為複雜的身份辨識工作。

然而，即便部分政治受難者的遺骸被重新發掘，許多問題仍沒有因此得到答案。人們或許能逐漸確認死者是誰，卻不一定知道他們生前究竟經歷了什麼、曾被帶到哪裡，又是誰參與其中。當受害者遭到殺害、失蹤，檔案被隱匿甚至銷毀，倖存者也只能看見暴力機器的一部分時，想要重新拼湊這段歷史，有時不得不轉向加害者，以及那些曾經在加害體制內部工作的人。

有一天，我循著地址一路來到安地斯山腳下，想尋找軍事獨裁時期的一處祕密拘禁場所。沿途所經過的軍營與軍用機場，除了是至今仍在運作的軍事設施，在獨裁統治期間也曾是這套鎮壓體制的一部分。直到抵達目的地，我才發現自己想找的「現場」早已難以辨認。眼前的空間被柵門與圍牆阻隔，而真正向路人標記這段歷史的，只剩下不遠處路口一座後來設置的紀念碑。

這裡曾是位於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8800號的祕密拘禁營區，也是智利獨裁統治留下的眾多暴力空間中，一處格外難以被重新說出的地方。

2007年，法官在重新調查1976年智利共產黨地下領導層遭國家情報局（DINA）鎮壓與強迫失蹤的案件時，一名綽號「小僕役」（El mocito）的男子霍赫利諾・維加拉（Jorgelino Vergara）意外地成為司法調查與公眾關注的焦點。在他年僅16歲時，維加拉便進入國家情報局體系擔任僕役，後來又被帶到西蒙・玻利瓦的秘密營區工作。也正是透過包括他在內的體制內部者證詞，這個幾乎沒有留下受害者倖存證詞的祕密場所，其人員、組織與日常運作才逐漸得以被重新拼湊。

維加拉之所以成為如此重要的證人，恰恰與他看似不起眼的位置有關。他不是掌握決策權的高階情報官員，而是負責端茶、送餐、清潔與各種雜務的年輕僕役。然而，也因為長時間待在這套暴力機器的內部，他得以看見不同人員的進出，聽見他們的談話，也記住一些被帶進這裡的人。對後來的司法調查而言，這些看似零碎的日常記憶，反而成為重建內部運作的重要線索。弔詭的是，之所以必須仰賴維加拉這樣的人，正是因為那些真正遭受暴力的人已經無法自己說話。

然而，維加拉並不是一個容易被放進「受害者」或「加害者」任何一端的人物。在一部以他為主角的紀錄片《El Mocito》（2011）中，維加拉反覆強調，自己進入國家情報局體系時年紀還小，最初不過是個僕役。那些經歷也讓他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並在日後求職與生活中留下長久影響。片中，他甚至詢問律師，自己是否也可能向國家申請補償，因為在他的理解裡，當年的自己同樣年幼而「無辜」。​​最後，《El Mocito》並沒有讓這些問題獲得簡單的答案。相反地，它讓維加拉停留在一個令人不安的位置。畢竟，他既是理解國家暴力不可或缺的證人，也是那套暴力機器曾經得以日常運作的一部分。​​

重新看見過去

面對如此的過往，我在智利的這段時間裡，看見許多人嘗試用不同的方式，讓那些一度被壓抑、藏匿甚至抹除的過去重新說話。

某天晚上，我來到智利國家電影中心（Cineteca Nacional de Chile），參加了一場關於攝影師路易斯・波伊羅特（Luis Poirot）的紀錄片《Poirot, último testigo》播映及映後座談。在他的鏡頭裡，我重新看見了1960年代以來的智利，以及那些曾經走上街頭、相信另一種智利可能存在的人們。不諳西文的我，一方面為照片所傳達的情緒與張力感染。另一方面，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些影像竟然經過數十年之後，才第一次真正出現在世人眼前。

1973年軍事政變後，波伊羅特曾被警告必須銷毀自己的攝影底片。其中包括阿葉德執政期間，他帶著相機走在聖地牙哥街頭，記錄下人們如何想像一個不同的智利，以及那些尚未被軍事政變打斷的未來。

那是一個報社與出版社的檔案開始大量遭銷毀的年代，但波伊羅特並沒有照做。為了保護自己所記錄下來的影像，他將底片分裝成一個個小包裹，在短短兩、三週的時間內委託親友偷偷帶離住處，囑咐他們妥善藏好，甚至埋在自認安全的地方，等待將來有一天自己再回來取回。

當波伊羅特在一個月後流亡法國時，幾乎什麼都沒有帶走。直到一年多後，他的弟弟才開始慢慢地重新找回這些散落四處的底片，並透過各種秘密的管道將底片陸續送往巴黎。原先被拆散、藏匿，甚至差點遭到銷毀的影像，就這樣一點一點重新回到他的手中。

當然，這些底片能這樣被保存下來，並不意味著其中的影像立刻就能成為一段可以被重新觀看的歷史。波伊羅特收藏的影像檔案裡，有大量底片在拍攝後數十年間從未被洗成照片，有些甚至連他自己都不願意重新面對。其中一張，是軍事政變後遭轟炸的拉莫內達宮。影像其實一直都在，靜靜地留存在底片的明暗之間，波伊羅特卻要到多年之後才決定好好正視它們，讓那個凝結在負片上的瞬間，成為一張可以被其他人觀看的照片。

在智利乃至世界許多地方紛紛出現政治右轉的此刻，對波伊羅特而言，重新觀看這些塵封已久的影像，似乎有著不同於以往的迫切性。而無論是波伊羅特重新翻看這些底片、那些來到阿葉德墓前的年輕人，還是街頭上高舉「聽我的決定」標語的示威者，我在智利所見到的這些回望過去的嘗試，似乎都不見得是為了回到過去。或許正是因為眼前的世界再次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變化，人們才一次又一次回過頭，試著從那些未竟的歷史裡，尋找理解現在的方法。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