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PALOMA：鴿子飛往何方？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的招待狀

文／栖來光，譯／高彩雯

去（2025）年看過的表演，有一齣叫做《神木之心》的布袋戲演出。背景是深愛阿里山這塊土地的高一生，他的逮捕和處刑，從女兒高菊花和兒子高英傑的視角，描繪了家族被逼到絕境的樣子。非常有意思的是一面往復於舞台空間的「框景」內外，一面描摹出菊花悲慘命運的表現。在舞台中穿著紅洋裝的戲偶演出長女高菊花，布袋戲的操偶手猥褻地撫摸著戲偶的身體。與之對照，舞台外實際的演員同樣身著紅洋裝，體現出載歌載舞的歌手高菊花。在偶戲一結束時，演員飲盡紅酒，邊慘叫邊用縫紉機縫補父親染血的襯衫。那模樣，和框中被操演的木偶互相呼應，將「高菊花」這位女性所背負的記憶和歷史的創傷立體地呈現在觀眾眼前。為什麼高菊花必須背負那麼殘酷的命運呢？

從高菊花的女兒施昭玲的視角加以理解的，正是這部貼近高菊花生平的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本片於5月15日開始在電影院上映，筆者自己也參加了支援本片公開放映的群眾募資活動，心中一直期待著正式上映。

高一生：日治台灣的知識菁英

高一生的族名是Uongʉ'e Yata'uyungana，日本名為「矢多一夫／矢多一生（やたかずお）」，1908年出生於阿里山特富野（Tfuya）的原住民族鄒族部落。高一生幼小時期就極為聰明，後來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是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精英。戰前以巡查身份，戰後擔任吳鳳鄉（現在的阿里山鄉）首屆鄉長，活躍於鄉里，致力於鄒族的教育、文化保存及生活環境的改善。

生於帝俄時期，曾在日本教授俄語的東洋語言學者，也是民俗學者的尼古拉．聶甫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92-1937）在1927年為了鄒族語言的田調到訪台灣，協助他訪查的就是高一生，那段時間的成果後來整理為《台灣鄒族語典》。高一生也長於文學和音樂，甚至被稱譽為「鄒族音樂哲人」，創作了無數的歌曲。

然而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一生因為協助涉案者避難，被羅織了「間諜、叛亂、貪污」等虛假罪名，被宣判了死刑。1952年他被關押到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監獄，直到1954年4月17日處刑為止，高一生寫給阿里山的家人總計56封的書信，不只是家人的珍貴記憶，也是台灣人權史上貴重的證據資料。

2013年高一生的次男高英傑（Avai Yatauyungana）將所有書信捐贈給國家，在2018年世界人權日正式舉行了撤銷有罪判決的儀式，高一生的冤罪，在64年後沉冤得雪。去（2025）年11月開展的中正紀念堂常設展《自由花蕊》中，高一生創作的音樂和寫給家人的書信，也被鄭重地介紹。

像這樣，許多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家人和孩子們，背負著「政治犯之子」的烙印，在漫長歲月中承受了深沉的苦楚，和其他受難者一樣，如今這些歷史，以各種形式被重新認識的機會已逐漸增加。然而，在這部紀錄片中，揭示出美麗而才華洋溢的「女性」高菊花，更是活在多重痛苦交織的網羅中。

藝名「派娜娜」的傳奇女伶高菊花

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族名：Paicu Yata’uyungana／日本名：矢多喜久子，1932-2016）也能講很好的日文。父親懷有身為鄒族人的強烈族群意識，認為原住民要在社會中生存，教育是重要的一環，於是讓女兒到台南的尋常高等小學校上學。戰後她升上台中師範學校，不久赴嘉義縣山區的小學任教。雖是年方20歲的年輕教師，但很熱心地指導學童，是開始步向教育者之途的時候。

1954年，當高一生被鎗殺時，家人既未被告知也不被允許領回遺體。和其他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族一樣，之後的高家，連親戚和朋友都避之唯恐不及。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落入貧窮，高菊花赴美留學的希望落空。菊花為了養家活口，在台北的酒吧唱歌，以藝名「派娜娜」大受歡迎。

然而在華麗的舞台背後，身為「政治犯的女兒」，她被特務監視，經常受到審訊。教師之路也封閉了，連結婚的可能都全部破局，村民也害怕當局，因此拉開距離，在孤立無援之中，只能繼續以歌唱表演維持家中生計。更甚者，還背負了身為女性、原住民、政治犯女兒的三層歧視，因國防部高官命令，被迫「接待」外國要人。在思考當時的台灣歷史時，「派娜娜」也與許多重要人物和事件有關。

紀錄片中，旅居波蘭的作家林蔚昀在從前的外交機密文件中發現了高菊花的招待記錄。那是她個人的悲劇，也是她被捲進當時國際政治的巨大角力裡的證據。記錄歷史的此側，暴露了她本人或許試圖隱瞞的事實，這是正義嗎？紀錄片中，林蔚昀一邊哭泣一邊問道：「如果是我的話？」看到這一幕，同樣以採訪執筆為業的筆者自身，也感覺到似乎和那個問題正面相對，十分難受。

35歲結婚進入家庭的菊花領到了「自首證」，總算能脫離監視，重獲自由，但命運到底對她多麼無情？相繼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晚年持續述說父親的悔恨與自己的體驗，然而無法戒掉酒精，在85歲時離開人世。

至今為止，高菊花的存在，已經撼動了許多創作者的心。不只是布袋戲作品《神木之心》，日本的紀錄片導演酒井充子的《臺灣認同》（2013），還有歌曲創作者以莉．高露也將訪問高菊花家的回憶寫成曲子〈優雅的女士〉。

音樂之於高家

前一陣子，筆者在嘉義得到了和高一生的次男高英傑先生見面的機會。高雅穩重的紳士英傑先生，珍惜地帶過來的資料裡，就有高菊花女士的日記。其中用纖細的字體密密麻麻寫著日常的事項，感覺像是看到她背負著難以言說的苦楚，卻又將手伸向生存的微光的身姿。而在撫摸著那小小的文字時，像是忽然觸碰到她的氣息，不知不覺就落淚了。因為腦中浮現了電影中的一節。

「妳唱過父親的歌嗎？」

被紀錄片製作者這麼問到時，她如此回應。

「你知道〈春之佐保姬〉那首歌嗎？那是父親在青島東路寫的喔。可是那時候，他的指甲，一片一片都被拔掉了。」

高家一族洋溢的音樂才華，也在子孫身上盛放著。活躍的歌手、演員高慧君（Tanivu Yatauyungana）、高蕾雅（Yinguyu Yata'uyungana）都是高一生的孫輩。

然而，對於高菊花來說，歌曲除了是藝術，也是她與最愛的父親相連結的唯一、並且是最痛切的回路吧。她一直唱著拉丁歌曲〈LA PALOMA〉（鴿子）。那在西班牙文中代表了和平與愛，也象徵著「離去的人」，想來那首曲子也是連結獄中的父親和在地上挫羽的女兒的安魂曲。可是，在這部紀錄片中，那又是被剝奪了聲音，在酒精中試圖遺忘身體裡沉澱的記憶的母親，與為了尋索她「真正樣貌」而上路的女兒的，牽繫起母女兩人的安魂曲。

如電影《流麻溝15號》中周美玲導演所言，白恐的男性受害者和女性受害者，其受害面貌有極大差異。男性受害者在事件後，會發聲對外控訴，也推動了社會向前；然而，多數女性受害者，因為社會加諸於女性的壓抑，化為「不名譽」與「恥辱」的鐐銬，剝奪了她們的聲音，使她們無法被看見。這與日本「慰安婦」倖存者所面臨的社會構造中的雙重受害，也有相似之處。要直視那些傷痕，需要無比的勇氣，若是自己的親人，更是如此。

對於參與這部紀錄片製作的遺族，在此想致上衷心的敬意與感謝。也想對無數次衝決那橫亙在我們面前、由歷史與社會構成的沉重黑牆的台灣紀錄片製作者表達謝意。因為，正是那些裂縫中透出的光明，成為促使我們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展開無盡對話的「招待狀」。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