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低調的戰爭反省藝術展: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最爭議的「戰爭畫」館藏
2025年,適逢二戰終戰80週年,日本各地也舉辦了多項紀念活動與展演,除了先前在福岡縣田川市美術館開幕,台灣藝術家陳擎耀以二戰時期台灣戰爭畫的展出之外,將二戰時期日本戰爭畫作一系統規劃,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MOMAT)的「開啟紀錄.編織記憶」(記録をひらく 記憶をつむぐ),相信是另一個在首都圈的重要藝文活動亮點。這些館藏來自於戰後美國佔領時,GHQ特意在日本各地「蒐集」而來的戰時畫作,之後在1970年代的多方交涉之下以「無限期借予」的方式返還,成為了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最爭議、也最令人好奇的館藏。
若我們仔細觀察這個展出,基本上可說除了美術館的官方網站之外,幾乎少有其他媒體宣傳與贊助單位,甚至連展覽圖錄都沒有印製發行,僅讓觀眾現場用QR CODE掃描後,下載展覽相關的文字說明。主視覺選用松本竣介的《並木道》,雖創作於1943年戰火正熱的時期,畫面中畫著某個林木大道的路人背影,絲毫不令人感受到當時席捲世界的猛烈戰火。這確實也不難理解,畢竟八十年後的現今,二戰歷史依然牽動著日本國內的政治輿論戰和國際外交,稍有不慎可能引起巨大反彈。
不過即使宣傳上選擇低調,筆者在平日下午的觀賞時段進到美術館時,仍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參觀,再加上先前在田川市美術館觀察到陳擎耀展講座,觀者參與踴躍的盛況,由此可見,日本觀者對於戰爭畫的議題是有興趣且帶有好奇的,而本文也將簡單介紹「開啟紀錄.編織記憶」一展的內容與其對當下社會的啟示。
戰爭前線的紀錄風景
在本次展覽的分類界定中,在戰爭前線的創作裡,分有軍隊的委託製作與創作者自身的觀察與紀錄。而在所謂戰線後方的作品當中,則分為「東亞大陸與南洋風景」、「戰爭後方風景」、「歷史與佛教主題」以及可凝聚人心的「文化象徵」如櫻花或富士山等等。
在戰爭紀錄畫中,有御廚純一描繪的作戰記錄畫《強攻新幾內亞東部海域敵軍機動部隊》(ニューギニア沖東方敵機動部隊強襲),這幅作品雖歸類為「紀錄畫」,但為了呈現意在呈現當時戰艦、航母以及戰鬥機等最先端軍事技術的活躍,仍然透過帶有虛構性的想像,以雲層之上機尾甩動的動感線條,表現出整體畫面的韻律感,意在增進觀眾對這些軍事設備的好奇與親近感。
另外一件由山口華揚所描繪的日本畫《在基地的整備作業》相對來說就比較寫實,描繪了日軍基地中,數架停留於海濱的軍機,由僅穿著內褲的整備兵在作最後的整理工作,畫面中還有為了不讓飛官弄濕靴子,由弟兄背負上岸的有趣畫面。華揚這位畫家是花鳥與動物畫的名手,1943年以從軍畫家的身份前往印尼。他描繪動植物時培養出的敏銳觀察力,被用在描繪軍機時,從螺旋槳到機腹用以水上滑走用的浮筒皆鉅細彌遺,倒也成為華揚創作生涯中的異例作。
而在「東亞大陸與南洋風景的」的區塊中,和田三造於皇紀2600年奉祝展時公開的《興亞曼荼羅》(1940),援用佛教畫作中眾聖聚會的宇宙幻境與萬象羅列的壯觀題材「曼荼羅」,回應當時日本開啟大東亞戰爭時最主要的「大東亞共榮圈」論述,以日本為中心,清除西方殖民,建立「共榮共存」的亞洲共同體。畫面集合了印度、泰國、朝鮮與中國等地的建築與風俗,中間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則象徵著日本,不過有趣的是,這勝利女神馬車造型,仍然深受歐洲古典美術影響,在宣稱大東亞主義時,仍然表現出微妙的矛盾。
戰線後方與原爆反思
而在戰爭後方風景當中,則是有一幅由「女流美術家奉公隊」共同創作的《大東亞戰皇國婦女勞動圖》(大東亜戦皇国婦女皆働之図)。這是在1943年由畫家長谷川春子為中心成立的藝術團體,一開始以「戰鬥少年兵」(戦ふ少年兵)的主題展覽,鼓勵母親們支持自己的兒子從軍,而這幅《大東亞戰皇國婦女勞動圖》則是陸軍委託,由奉公隊成員們共同創作,大多參考當時報章雜誌中,在戰爭後方盡心奉獻的女性群像,包括礦場中的選碳工作、造船、砲彈製造、製鹽,甚至還有海女的圖像,明確展現出當時戰線前後的性別分工。
不過,這次的展出,並非單單只呈現戰時的創作,也有大量關於戰後反思主題的繪畫作品,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想必是由畫家夫妻丸木位里與赤松俊子(丸木俊)共同創作的《原爆之圖》(原爆の図,1950-51),焦黑的身軀與火燒燃盡後的血紅邊緣,深刻描繪了原爆受害者的遺體慘況。在戰後日本受GHQ統領,關於原爆的消息還受到管制的時期,這幅畫作的出現,甚至起到了向日本民眾傳遞原爆與後續戰爭處置問題的宣傳效果。丸木夫妻為了讓大眾認知戰爭的可怕,將這件作品繪製了多幅的再製版,希望讓更多觀眾看到,原本一度要到美國展出,後來卻沒有下文,但在日本本土已廣為流傳。
本次展出的屏風也是後續的再製版,惟此版本在1974年亦得到畫家的重新上色與重繪,令人震撼甚至感到一絲不寒而慄的畫面呈現,是展覽尾聲終段,令人驚嘆與深思的佳作。
在民主自由的當下,相信這些戰爭畫早已經失去戰時的宣傳功能,而是進入了藝術史與政治史的研究範疇中,成為不同歷史框架下探索過去的重要史料與素材,當下日本社會的最大共識相信也是——這是場錯誤的戰爭,但逝去的軍民仍然需要大眾的紀念與哀悼。
策展的現場與論述從戰時到戰後,也明確地反映出日本當時在戰火奮起與終戰反思時的社會與人心百態。不過在國際外交的論述戰場中,這些內容似乎難以擺脫發起戰爭的原罪,相信因此令館方難以捉摸其不確定性,而有了宣傳上全面低調的決定。雖然一方面覺得為這樣豐富的展覽內容感到可惜,但另一方面卻也可以理解,或許能夠「靜靜地開始,安穩地結束」,在某種程度來說,是這過去一向動輒得咎的二戰敏感話題,終於通過某種國際壓力測試的明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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