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卡戰爭的回聲：紀錄片《1489》，戰士遺族的療傷日記

近年來影壇已經累積不少關於巴勒斯坦、烏克蘭等煙硝之地的作品，而關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電影仍舊稀缺。關於前兩者，世界已經逐漸找到訴說其苦痛、紀錄其歷史的語言，而儘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可以說是後蘇聯時期戰火蔓延最久的一個地區，但討論度遠低於俄烏戰爭與以巴衝突。

▌不被注視的地區，終能找到自己的舌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衝突早在幾世紀前就已展開，兩者都認為自身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Nagorno-Karabakh，簡稱納卡區）有長遠歷史，這裡歷經波斯、土耳其、俄羅斯的統治，而至今土耳其與俄羅斯仍主導局勢發展。

在前蘇聯時期，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是亞塞拜然的一個自治區，但當地有許多亞美尼亞人，要求將納卡地區轉移到亞美尼亞的聲浪未曾消失。1988年爆發第一次納卡戰爭，為時6年，亞美尼亞成功控制納卡區和周邊7個地區，大量亞塞拜然人淪為難民，此後仍不斷有小規模衝突，直到2020年亞塞拜然發動第二次納卡戰爭，奪回納卡區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周邊7個地區。

儘管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衝突由來已久，但討論度與關注度比其他區域衝突低上許多，因為高加索地區對許多西方媒體而言太過遙遠，該地區甚至不被視為獨立的主體，而是強權之間的棋盤，兩個國家的衝突是以俄羅斯的影響力作為主要的評估指標，西方媒體對土耳其如何干預納卡地區的認識則更少。蘇聯解體後，許多後共國家邁入民主體制，西方人道干預的動力已經消退，過去在蘇聯時期，西方國家訴諸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性，而蘇聯解體、亞美尼亞民主化後，現實主義的考量顯得更為重要。

2024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開幕片《1489》或許是近代關於納卡衝突最私人，卻也最貼合亞美尼亞社會（甚至包含亞塞拜然）苦痛的作品。亞美尼亞政府一度希望資助這部電影，但導演認為自己是為了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家庭製作這部電影，也獻給世界上所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因此希望保持這部片的獨立性，她曾談到亞美尼亞社會對這部電影的接受度可能不高，因為直面痛苦太過難受，逃避已經成為沉默的共識。

▌已知結局，卻必須經歷的陰鬱日常

一個等待弟弟回家的紀錄，最終成為揭露戰爭如何破壞日常的電影。

《1489》是蕭哈卡特．瓦爾達尼揚（Shoghakat Vardanyan）的首部紀錄長片，獲得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國際競賽首獎，是本世紀亞美尼亞電影獲得最重要的獎項之一。蕭哈卡特年僅21歲的弟弟索霍蒙，在2020年第二次納卡戰爭於戰場失蹤，弟弟與全家失聯後，蕭哈卡特一度無法專注於學業，直到接受新聞課程的老師建議，從未接受過正規電影教育的她開始拿起手機紀錄家裡發生的一切，那些少了一個人的日常光景、遍佈的陰鬱氣息、家人互相扶持，以及所有的情緒轉換都被收錄其中。它傳達人經歷悲劇的所有階段——抱持希望、在拒絕與接受事實之間掙扎、憤怒與悲傷，最後則是平靜。

本片源於一個家庭的痛苦經歷，透過紀錄父母與導演自己的感受、對話，它努力保持誠實，使得其中任何的電影語言都能被解釋與接受。對觀眾來說幾乎是已知的結局，對瓦爾達尼揚一家也是，我們隨著鏡頭的視角走過，而蕭哈卡特必須不斷拿起手機紀錄，才能逼使自己面對每個明天，以及每個牽動家人心緒的消息。

鏡頭看似為蕭哈卡特塑造了一個較為冷靜的視角，直到蕭哈卡特剪去頭髮，站在弟弟的相片前面，他們相似的外表將前頭那若有似無的距離打碎，她旁觀，卻也的確置身其中。導演在受訪時提到，她只是因為髮根疼痛才將頭髮剪短，但對觀者而言，卻免不了將這個行為視為姐姐在尋找姐弟之間的連結，在飯桌上少了一個人之後，人們試圖在自己身上創造手足的身影。

藝術能帶來安慰嗎？蕭哈卡特與弟弟都擅長音樂，父親是雕塑家，母親是攝影師，藝術無法立刻將我們從苦痛抽離出來，但能成為陪伴的力量。失去家人的悲傷十分巨大，但人「無法」永遠悲傷，有時人們的心理防衛機制會強迫我們暫時脫離悲傷的情緒，片中所有日常寧靜的微光，也給了觀眾喘息的空間。蕭哈卡特的父母一開始無法理解她拍攝的行為，然而最後卻出現了父親抓住麻雀最後將牠放出窗外的鏡頭，像是抓住了兒子的靈魂，慈愛地撫摸著，電影在其成形的過程中，就已經某方面帶給了被攝者自我撫慰的途徑。

▌沒有仇恨的私電影

在長年交戰的國家之間，人的身影消失了，檯面上看起來是國家對國家的復仇，但若細究便能看到一個又一個人間悲歌。例如1948年至1982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了五次以阿戰爭，中東局勢惡化，以色列領土不斷擴張，更壓迫到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當人們因戰爭離世，我們習慣去問誰該為此負責，而當權者許多的決定都會導致悲劇，戰爭將個人置於群體之下，在沒有明確咎責對象之下，族群、宗教都成為一種分類方式，所有的差異性都可能是一場戰爭的遠因，而使戰爭持續下去的，是世代屠殺殘留的仇恨。

《1489》看不見仇恨，卻釋放強烈的反戰意味，未見煙硝，也沒有充斥哭嚎，父母的眼淚更顯得克制，一如他們仍然努力維持著原本的生活：母親縫製著枕頭套，父親摸著教堂外牆，講述亞美尼亞的史詩。生活不只這些日常，他們四處打聽索霍蒙的消息，新聞與廣播傳來新的戰情與政治決斷，最終尋回了索霍蒙的遺骸。看似屬於家族的故事，卻始終與集體認同、國家身份互相交織，「1489」是索霍蒙遺體的編號，編號屬於國家，棺材裡的軍服、上頭覆蓋的國旗，都是國家與個人互相依附的方式，無論我們喜歡與否。

本片的製作過程不同於一般電影，它並不存在所謂創作的「雛形」，也沒有拍攝電影的多數前置作業，例如：尋找資金、製作人、擬定大綱等等，也因此拍攝這部電影本身面對了雙重的痛苦，一是直面悲劇的傷害，二是獨自創作的孤獨，然而若整體視之，這樣的孤獨似乎成了必須，蕭哈卡特與家人一同尋找弟弟的同時，又得把自己部分抽離，才能完成如此反映時代的私電影。《1489》本身成了一道療程，療癒了蕭哈卡特、她的家庭，以及面對同樣創傷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