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死亡擦身而過：半島電視台女記者之死，如何影響以哈採訪

以色列西岸／巴勒斯坦現場採訪、攝影／陳彥婷（獨立記者）

前言：

今年2024年5月11日是《半島電視台》女記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在巴勒斯坦北部城鎮採訪期間被以軍擊斃兩周年，至今國際上仍未有適當裁決，但記者在工作時遇害事件持續發生。

推動全球新聞自由與捍衛記者權利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公布初步調查，截至2024年5月15日，以哈戰爭已造成至少105名記者與媒體工作員死亡，包括100名巴勒斯坦人、2名以色列人與3名黎巴嫩人，另有16人受傷，4人失蹤、25人被捕。

獨立記者陳彥婷與一名當時與希琳同行，並目擊遇害事發經過的記者進行訪談，同時結合她個人在巴勒斯坦時，在同一城鎮疑被以軍開槍的採訪手記，探討現時以軍的開火條例，以及希琳之死如何影響日後以軍對待記者採訪。

接駁主路的大街沙塵滾滾，我嚥下口水，急步尾隨另一名的記者，想到剛才巷戰的槍聲只是一街之隔，現能夠安全走出迂迴的小巷子，離開以軍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武裝成員交火重心的難民營，雖然身上的防彈背心依舊厚重，但一直繃緊的神經終於逐漸放鬆。

沿路向巴勒斯坦北部城市傑寧（Jenin）中心方向前進，未見以軍的裝甲車或是武裝份子，也沒有早前騷動、投石的民眾。就這樣，我們一行5名記者，2名巴勒斯坦記者、1名義大利 《天空電視台》的記者與1名紐西蘭記者，戰戰兢兢地向前走。雖然眾人防彈背心上印有醒目的「Press」字眼，又戴上頭盔，但難民營內雙方交火，各有隱藏著的狙擊手；難民營外以軍與示威者對峙，不時用催淚彈驅散，難以預料的各種危險狀況，「不要過份緊張慌了步速，一切維持正常便可。」我心裡緊記著剛才記者的話。

來到路口，街上仍異常安靜，兩位巴勒斯坦記者自薦先走在前面，我們3人隨後緊貼，踏步越過橫街，走了一步、兩步，過了一半，我瞄了一眼右邊的巷子，發現距離約200公尺，有一輛裝甲車在戒備，瞬間在數公尺距離發出砰砰砰砰的清脆聲響，身體來不及反應，周邊的人開始狂奔，我雙腳也不自主地向前跑，轉角有空地便找位置掩護，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混亂間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抬頭，剛在一旁的紐西蘭記者早跑到斜坡上，突然不知道哪來的人群再一次叫囂，我回頭看，數輛裝甲車駛過，塵土飛揚下仍清晰看到揚著藍白色以色列國旗。不遠處大路上的記者群，他們楞著看我們，眼神變得不一樣，就像已洞悉發生的經過。我脫口說：

▌為何以軍向我們開槍？

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整體而言巴勒斯坦在180個國家內排名第157名，較去年的第156名下跌，但在記者的安全指數則排倒數第5位。無國界記者在報告中又提到，自以哈戰爭以來，以色列已經多次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第2222號決議，包括做出在武裝衝突中侵害記者、媒體專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的行為。報告指出自去年10月以哈戰爭爆發，超過百名巴勒斯坦記者被以軍殺害，當中有22名被害時正在執行職務，但是國際社會缺乏政治決心去保障記者。

或許一切來得太突然，身體仍在繃緊狀態，未能思索剛發生的事，到我來到醫院內的大堂，坐著的紐西蘭記者不發一言，門外仍隱約響起零星槍聲。看到他一臉慘白，眼神落在腳前，視線卻彷彿看穿地板，腦海閃過念頭，或許剛剛落在數公尺距離的，未必是平常用來驅散人群的橡膠子彈。

不管是實彈或是橡膠彈，按我的觀察，當時四周也沒有其他人，只有我們5名記者在橫過路口，又並非向以軍裝甲車方向前進，為何在清楚標明是「記者」，眾人手上只有相機，大大方方地經過路口的情況下，以軍仍毫無預警下向我們近距離開槍？

是以軍發現其他疑似持械的人經過？是我們令他們誤會我們有攻擊性？後來，一位資深的戰地記者跟我說，「他們應是瞄著地下恐嚇你們，假如他們要殺你的話，按以軍的訓練，是不會瞄不準的。」當然，上述的經歷還是有其他可能性，例如實際上是武裝成員向我們開槍⋯⋯但鑑於我們當時未有攝錄事發經過，現在亦無從稽考。

然而，類似情況非首次，早前同行記者們在大街經過以軍裝甲車，發現後窗打開，兩枝槍管鬼祟地對準窗外的記者。在採訪衝突、戰事時，胸口上貼著記者的字樣，彷彿就是國際間認可，記者只是紀錄，並非參與任何一方，甚至聯合國也確認在武裝衝突中，衝突雙方亦應確實保障記者人身安全。

就算並非記者身分，各國執法部門使用槍械受到嚴格的監管，如在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警方多次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等，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現任香港特首）回應立法會議員時提到，「警務人員在使用槍械前，會在情況許可下盡量向對方發出口頭警告，並在可行範圍內，讓對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然後才使用槍械。」台灣亦有列明用槍時機，法國警方也有著嚴格的管制，如需給予過兩次警告、且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使用。

雖然現時以色列軍方現行的「開火條例」（open-fire policy）表明，除非士兵生命、身體受威脅，才可以對目標開槍，且在使用實彈前，必須先警告，對空鳴槍示警，目標未有停止行為，才可以在完全無影響旁人的可能性下，射其大腿作出拘捕，但根據以色列在佔領地區的人權資訊中心指出，很多時候以軍在實際情況無視指引，或是長官給予相反的指令，或對「生命身體受威脅」有差強人意的自行定義等等。

早在2018年，6個人權組織要求以色列最高法院頒布，以兵向未持械的平民開火即屬違法，但終審法院拒批，並偏頗以軍，認為當時的示威背景是與哈瑪斯在加薩的長期武裝衝突有關，而基於事件定性為持械衝突，應採取武器使用條例。後來，有批評認為該次裁決，造就藉口為軍方日後開脫，用槍行為更加肆無忌憚。

▌女記者希琳之死

砰砰砰砰砰砰，6發子彈聲響徹清晨，圍觀的零星數人向後四散，51歲的《半島電視台》女記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倒地，同行的莎塔馬上蹲下，用路旁的樹幹作掩護，她一臉不知所措，一手抓緊自己的頭盔，一手嘗試伸向與自己半公尺距離的希琳，子彈繼續落在地上，但地上的希琳已毫無動靜，後來她被送往當地醫院，不久後傷重不治。

2年過去，對莎塔來說2022年5月11日的事件記憶猶新，「就算至今，我仍然無法去形容當刻的情緒。首先，我仍無法相信她當時已傷亡，我還等著她站起來去繼續她的工作，而每當我嘗試去伸手扶她時，便會有子彈射向我的方向。那時刻，你是無法去形容，對我而言是震驚，對我的同事也是。」

綜合不同的媒體報導與影片，當時希琳與莎塔穿著標示記者的防彈背心與頭盔，在早上6時半左右，站在市內巴勒斯坦難民營外，採訪有關以色列軍隊突襲難民營。不少目擊者與國際組織均指以軍有意圖殺害希琳，因為事發時，證據指出附近並無武裝份子，而在他們所在的小巷數百公尺內便有一輛以軍的武裝車輛。

以軍一開始不承認責任，反斥有可能是當地武裝分子與以軍駁火間錯殺記者。至後來2022年9月時以軍改口表示，事發時以軍正向巴勒斯坦槍手開火，有很大可能「認誤目標」，意外射殺希琳，並在去年5月，希琳過世後一周年，以軍才就事件道歉，但從未就展開紀律處分，同樣希琳所屬的《半島電視台》已向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立案，但法院還未有行動。

聯合國在去年10月一份報告評估指出，以軍說子彈由另一方發射的指控沒有根據，總結有理由相信以軍在國際人權法下，沒有理由地使用致命武力，又有意圖或魯莽地侵犯希琳的生存權利。報告提醒，根據《日内瓦公約》，意圖殺害受保護的人是犯下戰爭罪，呼籲以色列配合美國調查。

由於希琳是美藉巴勒斯坦人，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正就事件進行調查，但保護記者委員會在5月10日發表聲明，斥責調查過了18個月，事件至今仍未有人負上責任，又指出以軍並不合作，拒讓士兵接受盤問，敦促聯邦調查局應公布調查結案時間表。

事實上，自希琳逝世後，美國政府多次要求以軍改革「開火條例」（open-fire policy），如加入向嫌犯大聲喝令停止、對空鳴槍、在士兵人身安全受威脅才使用致命武力等要求，但未獲以色列接受。

莎塔憶說。希琳在巴勒斯坦是位家喻戶曉的知名中東記者，出生於耶路撒冷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她加入《半島電視台》25年，除了報導以巴重大事件，如「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加薩地區的情況外，還經常報導看似是小人物的故事，包括在佔領區下學童面對苦況、被以軍殺害的巴勒斯坦人等等。「她差不多走訪整個巴勒斯坦，與所有被以色列襲擊的人見過面。」

有不少評論認為國際間未有施予足夠壓力給以色列來為希琳討回公道，致使以軍在以哈戰事期間，更肆無忌憚地向記者動武而不用負責。在以哈開打後一周，一群外國記者在黎巴嫩南部邊境採訪期間遭以軍空襲，造成1名《路透社》記者死亡，《法新社》1名攝影記者被炸斷雙腳，還有其餘5人受傷，以軍未有直接承認責任。所以確實如筆者的經歷，在長達多年的以巴衝突中實屬冰山一角，或許還有更多未曝光的記者受襲事件，因記者料到投訴會石沉大海而作罷、不為外界所知。

▌「去告訴世界巴勒斯坦發生了什麼」

對於現今在戰火連天加薩地區工作的記者，更是每天與死亡共舞。保護記者委員會公布，在5月11日，Bahaa Okasha， 一名為哈馬斯有連繫的媒體工作的攝影師，在他加薩北部的家中，於以軍空襲下與其妻兒一同喪生；5月6日，獨立記者Mustafa Ayyad在他加薩北部的家，因以軍空襲喪生⋯⋯名單上的名字一個接一個，就算不是遭受以軍攻擊意外身亡，亦有可能是被以軍盯上的眼中釘。

保護記者委員會表示，在加薩工作的記者反覆地收到恐嚇，繼而其家人被殺害，舉例有《半島電視台》的記者接到無數通以軍電話，要求他停止在加薩北部採訪，又收到表明知道他位置的簡訊，後來他90歲的父親在家中被以軍空擊身亡。還有《半島電視台》的加薩首席記者Wael al-Dahdouh，也目睹他的太太、孩子、同事死於以軍空襲後決定離開加薩。

以色列在以哈戰事中幾乎完全控制話語權，以方只安排被挑選的記者，在軍隊陪同下進入加薩進行採訪，但全程高度監控，由以色列安排到訪地區、時間、受訪者，並要求先檢視記者的報導才可以發布。以色列發言人早前接受挪威媒體採訪時，被記者多番追問為何不容許記者獨立採訪，他以「地區正屬活躍戰區」、「地區仍有人質，不希望外來記者採訪耽誤軍方拯救的部署」。對於記者追問有多名在加薩報導的巴勒斯坦記者被殺，發言人稱很多哈馬斯成員訛稱自己是記者，包括自稱是《半島電視台》的首席記者。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後來以「《半島電視台》記者傷害以色列安全，煽動他人針對以軍」為由，在5月5日突擊搜查當地辦事處，並關閉由卡達政府資助的《半島電視台》在以色列國內業務。巴勒斯坦記者聯會主席Nasser Abu Bakr曾表示，假如仍要巴勒斯坦民眾對國際執法機構懷抱信心，那希琳的案件便必須呈到國際刑事法院。

「坦白說，在這事件前，我是不怕死的，因為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只要我是名記者，以軍便不會殺我。我甚至敢站在以軍的車輛或是士兵前。」莎塔說，「但當我知道他們是對誰都會開火，我便知道他們只是等待時機來殺我。」

如不少巴勒斯坦人一樣，莎塔自小便希望長大後可以回饋社會，改善巴人的處境。她自小夢想成為國際記者，在新聞傳播科系畢業後，2015年開始其記者生涯，現時在黎巴嫩攻讀碩士，但因去年衝突急返巴勒斯坦。在傑寧長大，到目賭她的模範前輩倒下未有退縮，甚至後來回到傑寧繼續工作，莎塔在這地看盡各種高低起跌，眼見死亡，但就算現時知道死亡會降臨，唯一未有改變是她選擇當記者的初心。

責任編輯／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