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哲洋談樂錄》：深入部落採集音樂，一名亞洲業餘音樂家的聽覺盛宴史

「音樂學」這個相對小眾領域的學科，在大學學科分工日漸專業化的背景下，也可以再細分為歷史音樂學、系統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等三大分支。這三大分支在學科目的、研究範疇和方法論上均有所不同。也因此，除了少數大師級的學者以外，鮮少有人的論著能夠跨越這道學科間的分野。但這道藩籬，在「業餘音樂學者」李哲洋（1934—1990）的文字論著中可以說完全不存在。

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李哲洋童年便接觸鋼琴，就讀音樂科後開始受作曲與創作薰陶。然而父親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並遭處決，李哲洋被學校退學。從此以後，李哲洋便以自學方式苦讀音樂書籍。

1959年李哲洋考取國中音樂教師資格，也開始編譯大量古典音樂相關著作，並從日本出版界翻譯許多古典音樂理論經典名著。此外，李哲洋從1963年開始前往部落採集大量原住民音樂，靠一己之力累積大量田野採集資料，從中以民俗學角度思考音樂「原真性」與音樂民族主義，是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

2023年1月出版的《李哲洋談樂錄》，爬梳了李哲洋一生為音樂奉獻的成果。本書收錄的文章內容可謂包羅萬象，觸及了許多音樂學不同次領域的議題，雖然書中的文章全部寫成於1970-80年代，但時隔40-50年後，閱讀這些文章與了解背後寫作脈絡，依然能夠帶給筆者許多啟發。

▌全靠自學的音樂學者

李哲洋1934年出生於彰化，1950年考入省立台北師範（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科，但卻因父親而被牽連，導致無法完成學業。由於外祖母是賽夏族人，李哲洋自發的進入部落進行音樂採集、參與民歌採集運動，並擔任《全音音樂文摘》編輯先後近20年，直到1990年病逝。

李哲洋同時編譯多本介紹古典音樂的書籍，包括全套17冊的《最新名曲解說全集》、《馬勒》、《莫差特》等書。這一切成果都是李哲洋在擔任中學音樂教師之餘的「副業」。

本文所指的「業餘」並非貶義詞，而是採用思想家／樂評家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對知識份子的見解。薩伊德認為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該是業餘者。業餘意味著不以此作為主要收入來源，所以不須受制於人，從而可以達到無欲則剛、秉筆直書的境界。筆者以為，正是這種「業餘」的本質讓李哲洋能夠不受制於學科的框架，完成如此豐碩的著作成果。

《李哲洋談樂錄》總共收錄了41篇李哲洋的論著，並分為四輯：「民族音樂學的探求」、「當代音樂的發展與未來」、「傳統音樂與童謠研究」和「從雜誌編輯到音樂教育」。但在讀完全書以後，筆者心中浮現出對書中的文章另一種呈現方式，傾向將書中收錄的李哲洋文稿重新以「發表時間」編排，呈現李哲洋思考歷程的轉變。

▌1970年代：從民俗音樂採集反思「音樂民族主義」

李哲洋前往部落採集紀錄原住民音樂的歷程與心得，主要記錄在1970年代的文章中，同時也回顧了更早期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史料，例如黑澤隆潮的原住民音樂採集活動。在這些文章中，李哲洋採用偏向民俗學的方式，偏重討論原住民音樂的音組織（例如音樂中常見的音程與節奏）和祭典進行方式，研究取向也延伸到1970年代末期台灣的童謠採集上。

這種將所謂「民俗音樂」視為必須保存、保護的態度可謂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歌採集運動」時期，對於民俗音樂的「原真性」想像。書中所收錄的兩篇區辨「流行歌」與「民歌」異同的文章，也同樣應該置於李哲洋「民俗音樂」的脈絡中，才能理解為何李哲洋需要區別商業化的「流行歌」，和源於庶民生活、理當保有原真性（雖然同樣帶有商業色彩）的「民歌」。

在採集原住民部落音樂和童謠之餘，李哲洋也對1970-80年代的台灣／亞洲學院派音樂創作留下了自己的見解。行文之間，不難發現李哲洋非常希望能夠聽到更多亞洲作曲家的作品，也熱切盼求讀者能對當代「中國」作曲家的作品能有更多的討論（在當時的背景下，李哲洋文中凡使用「中國」一詞，其內容指涉的都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也感嘆於當時音樂圈複雜的人際政治，反而壓縮了台灣讀者對在地作曲家的討論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縱然這段期間李哲洋翻譯了相當大量的古典音樂相關著作，從作曲家的傳記到許多經典作品的曲目解說，不難想像其對古典音樂作品有相當的熟稔度。但在本書納入的論著上，李哲洋卻沒有「挾洋自重」、以所謂「西方古典音樂專家」的身分自居，而是強調亞洲作曲家該如何在創作中呈現自己的特色。

這點連結到他對「音樂民族主義」的思考。在書中收錄的兩篇文章〈民族主義音樂釋義〉和〈音樂無國界嗎？〉，甚至在〈亞洲音樂概貌〉中，李哲洋都指出台灣／亞洲作曲家應以在地音樂文化作為創作靈感來源，而非遵循德奧傳統中的音樂普世性價值，才能為自己的創作走出一條道路。

〈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和〈音樂學懺悔錄─「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之訂正〉這兩篇文章則是李哲洋為「西方音樂在台灣的發展史」這個宏大命題提出論述的嘗試。面對這個範疇廣大的議題，兩篇文章在內容上可能未竟全功，但從發掘議題的角度而言，李哲洋可謂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先驅人物。

▌1980年代：關注大眾閱聽文化的年代

1980年代中期，李哲洋已經積累了多年的雜誌編輯經驗和對台灣音樂生態的觀察。外部環境上，台灣經濟逐漸增長，以及報禁隨著戒嚴走向尾聲而鬆綁，李哲洋也發表了許多關於大眾閱聽文化、台灣音樂產業人才培育、音樂版權，乃至樂評的問題。例如李哲洋觀察到自從古典音樂和西式音樂教育在台灣日漸普及，聽眾的品味「西化」使傳統藝術的人口逐漸流失的問題。

在這些議題上，李哲洋不一定都能提出盡善盡美的解決方案，但走筆之間卻能讓讀者感覺到其想要提升台灣整體閱聽文化的熱忱；也說明了李哲洋並不是個鑽研理論的學究，而是真正將想法付諸實行，再從中發掘問題，嘗試解決問題的實作派。

很可惜李哲洋於1990年因胃癌辭世，得年僅56歲。讀完本書後，筆者不禁設想，如果李哲洋能親身經歷台灣音樂發展更為蓬勃的1990年代，他又會如何觀察這個時代呢？例如，他會如何看待兩廳院落成以後對台灣音樂展演文化造成的質變？

▌著作等身卻還尚待發掘？

或許會有讀者為李哲洋感到惋惜，認為他僅以業餘的身分就能夠完成如此豐碩的寫作成果，如果他當初能有機會接受正統的學院音樂學訓練，其論著的數量和深度很可能不僅於此。對於這種猜想，筆者可能更傾向持另一種論點——正因為李哲洋的「業餘」身分，才給了他更為廣闊的寫作自由，從而能夠暢所欲言，且無須受限於專業化的學科框架。

試想，若李哲洋當初真的順利完成省立台北師範的專科教育，再赴日或其他歐美國家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返台任教，其更可能的結果是會在某一特定領域，可能是原住民音樂研究，或是當代亞洲作曲家研究進行深耕，最後在該領域成為權威，但卻很難兩者兼顧。

另一方面，在李哲洋的時代，作為業餘音樂學者的劣勢同樣顯而易見。由於沒有大學教職的頭銜與資源，其研究資料一來難以保存，二來也難以開枝散葉。在其子李立劭的文章中也提到，李哲洋過世後，其留下的豐富藏書、採集資料和手稿沒有人能接續研究。這批珍貴的資料只能在倉庫中塵封了30年，直到部分資料都已發霉損毀，才得到重視。

雖然本書已經有超過400頁的篇幅，但筆者相信這本書所呈現的只是李哲洋豐富著述中的冰山一角。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哲洋當初留下的史料會吸引更多音樂學者的關注。這些史料呈現的不只是台灣音樂的民俗／民族誌，也反映了書寫／紀錄台灣音樂的歷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