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杜普蕾：罕病早逝的英國女大提琴家，音樂人生的美麗與哀愁

1969年，鋼琴家／指揮家丹尼爾．巴倫波音、小提琴家以薩克．帕爾曼、小提琴／中提琴家平夏思．祖克曼、指揮家／低音提琴家祖賓．梅塔還有本文主角——大提琴家賈桂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組成了一個堪稱夢幻的五重奏，將舒伯特的《鱒魚》奏的火花四射，在全球古典音樂圈掀起一陣旋風。

當時5位才華滿溢的青年音樂家，除了早逝的杜普蕾，至今都仍活躍在國際舞台上，且每位都是人人景仰的宗師級音樂家。不少愛樂人不禁想像，若不是杜普蕾因為罕見的多發性硬化症而被迫在28歲時就告別了自己短暫卻璀璨的演奏生涯，而能一直活躍到現在，是不是她也能為樂壇做出更多貢獻，留下更多經典詮釋？

面對這個假設性，且無從驗證的問題，本文擬提出一個不同於大多數樂友的猜想：筆者以為，即便杜普蕾沒有罹患罕見疾病，也不一定能有擁有一個綿長且成功的職業生涯。

杜普蕾短暫的職業生涯無疑令人目眩神迷。16歲在倫敦著名的維格摩廳（Wigmore Hall）首演出道，接著便國際演出邀約不斷，直到28歲演奏生涯戛然而止前，杜普蕾的曲目幾乎囊括了從18、19世紀所有重要的大提琴作品，演奏足跡遍布歐美各大城市。

無論是德弗札克、舒曼、海頓、拉羅、英國20世紀作曲家戴流士的大提琴協奏曲，或者是貝多芬、布拉姆斯、蕭邦等人的大提琴奏鳴曲，甚至是許多有大提琴參與其中室內樂作品，如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鋼琴三重奏等等經典作品，杜普蕾都留下了深刻，且極具個人特色的詮釋。她和巴倫波音（Daniel Barenboim）之間金童玉女的婚姻與音樂上的合作，更是被無數人視為一段樂壇美談。

在杜普蕾的錄音中最為人所稱道的，無疑是其琴弓下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這首艾爾加晚年的大型管弦樂作品色彩濃郁，且處處透漏著許多晦澀、陰鬱的特質，其中也不乏技巧困難的段落。但杜普蕾傑傲不馴的演奏風格，將這首困難的協奏曲詮釋得入木三分，至今都是許多樂友們心中公認的最佳演奏版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普蕾活躍的1960-70年代，雖然商業錄音逐漸成熟，但仍然遠遠不如當前的普及。杜普蕾能以如此年輕之齡就留下為數不少的錄音，可見唱片公司在她身上投入多少心血與成本，也側面印證其演奏生涯何其幸運。一方面來看，杜普蕾的天才與其所收穫的資源和關注當然是無比幸運；但另一方面來看，許多人可能同時也忽略了天才背後的陰影。

▌過於理所當然的「成為一位大提琴家」？

由於杜普蕾早早便展現了不世出的大提琴天賦，在媽媽的主導下，杜普蕾鮮少參與正規的學校教育。杜普蕾沒有取得任何一門GCSE的成績（英國學制下，學生16歲左右需要參加的考試，通過考試後可獲得約略等同於台灣高中的學歷），甚至在媽媽的過度保護下，青少年的杜普蕾也沒有太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個現象反映出兩個問題。

首先，沒有學校教育意味著杜普蕾沒有太多與同儕相處與培養社交能力的機會。杜普蕾的傳記作者伊莉莎白．威爾森（Elizabeth Wilson）也指出杜普蕾在青少年時期便習慣與大人們相處，而非與同儕們社交。在最需要同儕支持的青少年階段卻沒有獲得應得的機會，也讓杜普蕾一直將大提琴視為一種她和外界交流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溝通方式，而這又將連結至下一個問題。

正規教育缺席的另一個影響是：杜普蕾失去了探索自己除了「音樂」以外，到底還能做些什麼的機會？當代大提琴大師馬友友學習經歷足以作為一個鮮明的對比。馬友友除了傑出的大提琴演奏技巧以外，或許很多樂友們不一定有注意到的地方是，馬友友大學並非畢業於音樂學院，而是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縱然這段學習經歷對馬友友的演奏技巧可能沒有直接的影響，但馬友友的演奏生涯軌跡中，卻時刻透露出這段經歷的影響，例如著名的「絲路計畫」便有著明顯音樂人類學的痕跡。

回到杜普蕾，16歲就開始國際演奏生涯的她，理所當然的被所有人認為「她就該成為一位大提琴家」，而失去了思考其他可能性的機會。但其實在有限的學校教育中，似乎她也曾顯示過對數學和英國文學方面的興趣。

此外，杜普蕾以十幾歲之齡便能夠固定使用史特拉第瓦里的大提琴在音樂會演出（即使這把琴是史氏早期的作品，而非最好的樂器），這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可謂羨煞所有人。但卻也是對杜普蕾的一種壓力——因為自己可以小小年紀就使用這麼名貴的樂器，所以我一定必須成為一個傑出的大提琴家。換言之，杜普蕾所經歷的一切都在將她推向一條「理所當然（或者可以說是別無選擇）的大提琴演奏家之路」。

這些影響在杜普蕾確診多發性硬化症以前也已經嶄露出跡象。1971年，杜普蕾就因為心理健康的問題暫別舞台一段時間。這段時間的杜普蕾明顯出現職業倦怠的狀況。長年繁忙的演奏行程，以旅館——哪怕住的都是高級五星級飯店——為家的生活都相當考驗演奏家的意志與初心。

這時的杜普蕾心理不難想像會浮出一系列的疑問：到底為什麼我「必須」成為一位大提琴家？為什麼我不能當個普通人就好？如果不拉大提琴，我還會做什麼？1998年電影《無情荒地有琴天》（Hilary and Jackie）中，杜普蕾有一句深刻的台詞說明了這一切：

一句話道盡「成為大提琴家」這個「過分理所當然」的事實背後的無奈。但就在這段離開舞台的時間，杜普蕾也失去了長久以來她對外溝通的方式：大提琴。這段時間杜普蕾與姊夫基佛之間畸形的戀情也可以視為在這段自我價值經歷巨大危機的時間裡，嘗試去尋求一個轉移生活重心的錯誤解決方式。

雖然杜普蕾在經歷這場精神健康的危機後，短暫重回舞台，接下來便是戲劇性的確診多發性硬化症，瞬間終止她的演奏生涯。但假設在另一個平行時空裡的杜普蕾沒有罹患這個罕見疾病，她的演奏生涯就能夠從此一帆風順嗎？或許也不盡然。

在傳記中，作者威爾森只寫下一句：「十二月的某一天清晨，當她在漢普斯地的家中一覺醒來，突然感到無比的神清氣爽。她把大提琴拿出來，開始與丹尼爾（巴倫波音）合奏，一切就好像回到了往日美好的時光。」

但關於上述種種根源性的問題，卻看不出來有任何根本性解決的契機。換言之，即使杜普蕾沒有音多發性硬化症而永久離開舞台，她的心理健康問題仍然其演奏生涯中一顆隨時可能再度引爆的不定時炸彈。

杜普蕾為世人留下的音樂毫無疑問相當的精彩，而其演奏生涯突發性的終止更讓世人留下無數驚嘆與想像空間，也為她的故事更加增添了一抹傳奇性色彩。但在這些故事背後，很可能隱藏的其實是一個未曾充分探索自己，而可能缺乏自信的不安的靈魂。除了那些經典的錄音之外，杜普蕾的故事或許還有著更多耐人尋味，且值得深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