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臭與芬芳》：窮人臭？社會階級能用「嗅覺」聞出來嗎

對於社會氣味的關注升高，可說是十九世紀在巴斯德理論問世之前，嗅覺史上的一件大事。當針對土壤、死水、屍體，還有稍晚接棒的腐肉等臭味的投訴案，數量逐漸減少之際，在衛生文獻檔案、浪漫奇情文學，還有剛起步的社會調查研究報告裡，都可看見有關可怕的人體沼澤的描寫。

人們對氣味的關注標的，從有機生命體過渡到社會，這種轉變正是卡巴尼斯研究的主旨。有關空間與人群的描寫，重點變了。嗅覺研究觀察的標的，已經不再由醫院、監獄、人群混雜的地方，以及那些無法辨別個體氣味的腐臭群眾一手包下了。另一個標的成為社會新焦點：悲慘的氣味。找出窮人與貧民窟的惡臭，把這股悲慘的氣味趕出去。

這樣的轉變逼得當局必須重新審視過去的策略：十九世紀關注的焦點默默地從公共空間轉移到私人的空間。皮奧里在研讀完一八三○年到一八三六年間在法國爆發的傳染病報告之後，得出結論：「一方面，除了再三重申寬敞的公路、屋舍的方位朝向、村鎮的清潔衛生皆各有其功用，且泥巴路必須保持乾燥等；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強調最需要保持乾淨衛生的並不是外頭的牆，而是居住的房間。」十五年後，巴索完美地簡單歸納如下：「大城市的乾淨衛生是所有私人住家之總合。」於是，直驅可憐的貧民住家，追捕惡臭的時代來了。

▌本文為《惡臭與芬芳：感官、衛生與實踐，近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臺灣商務）書摘

新的計畫與資產階級建立的社會系統與行為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此時，嗅覺在這些計畫中的角色已大不如前，但若直指嗅覺已經失去重要性，仍稍嫌操之過急。有鑒於認知到社會階級的差距逐漸加大，與文化分級引發的問題複雜性，促使嗅覺分析必須更深入更細微，連他人的氣味也被列入了關鍵評判的標準之林。

美國作家菲佛（Charles-Leonard Pfeiffer）極有見地去分析了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是如何依據人們身上飄散的味道，來分辨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一如他在《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裡用味道辨別人們的身分是農民或交際花。

排泄物的惡臭消除了之後，這群不流汗的族群的個人體味反倒被凸顯出來了。也就是「我」這個人的身分地位被顯露出來了。資產階級厭惡人群散發的強烈氣味，因為這意味著個人難以在這樣的環境裡彰顯出自我的價值。再加上身體碰觸被視為是絕對的禁忌，資產階級對呼吸氣息裡夾雜的那些惱人訊息愈來愈敏感。

這種行為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不言而喻。少了令人不悅的糞臭，渾身惡臭的人，自然而然地無所遁形。這些像死屍、像罪人一樣冒著惡臭的人，社會會如此對待他們，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特意強調勞動階級又髒又臭，凸顯這些人的存在就是感染疾病的潛在威脅，這類只是合理猜測的說法，在資產階級心裡播下恐懼的因子，他們對此抱怨連連，絲毫無視良心的譴責。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催生出了一個衛生策略，讓消毒行動成了老百姓逆來順受的象徵。「社會災禍產生的巨大髒汙」，這裡指的是動亂或傳染病，但這話聽來不由得讓人以為，想要去除無產階級的異味，就一定要制定規範並強制實踐。

醫學論述跟著認知行為的改變而演變。醫學因為受到了帝國時期出現的人類學與社會學主張的強烈影響，捨棄了一些後希波克拉底時代的基本信條。地形、土壤的質地、氣候、風向慢慢地被認為是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專家們比以往更加關注人群密集與密集地點附近堆積的穢物所帶來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如今他們一致認同「悲慘的分泌物」才是最關鍵的要角。這也是那份針對一八三二年霍亂大流行所做的研究報告裡，得出來的最後結論。醫生與社會學學者這才發現，有一種人特別容易讓疫情擴大：一群蹲在髒汙泥濘中的人。

由此，我們便能理解，對於糞便的疑懼何以始終不墜。這種恐懼再怎麼反覆地強調都不為過，糞便的恐怖陰影籠罩了當時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拼了命地想掩蓋社會生理系統的自然產物，糞便。但糞便反將了他們一軍，如魑魅魍魎般地糾纏著他們，並否定了他們一心想讓糞便去實體化（décorporéisation）、眼不見為淨的努力。糞便的存在代表著能重建以往的有機生命。一直在等待時機，想找出穢物中隱藏的歷史敘事的雨果（Victor Hugo）說了：

帕宏—杜夏特雷，以及其他許多學者，也試圖在有機論與奧古斯丁教派理念的大框架下，探索都市的排泄物，這個必要之惡的運作機制。他們穿越都市之腹與清潔工人交談。排泄物確實主宰了社會階級的定義。資產階級將自己努力地推拒在外的東西，扔到了窮人那邊。當時，社會對一般老百姓的印象均與排泄物有關，其中最典型意象的就是：躲藏在破房子屎尿堆中的髒汙生物。所以，若硬是要把當時對窮人惡臭的多方強調，與資產階級除臭的決心當成兩回事來看，並予以切割，那就顯得太做作了。

說到這裡，需要稍微回顧一下。我們知道，十八世紀的人類學對身體氣味非常著迷，但那時並沒有將它與窮困悲慘掛在一塊。當時學者的重點放在氣候、食物、職業或個性對體味的影響。學者分析了老人的氣味、酒鬼的氣味，與壞疽病病患、雪地犬雪橇的車夫、馬夫，但幾乎沒有人想過要去研究悲慘的窮人。

他們混雜密集地擠在一塊生活，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他們身上的惡臭會是可怕的威脅了。最多就是霍華德曾說過，窮人附近的空氣比富人周遭的空氣更具傳染性，但他並沒有特別影射某一種臭味。這樣的觀察所得，只是想讓每個人能依照自己的經濟狀況，來調整消毒的方法。

不過，那時候的醫學研究已經暗示，某些人身上會散發出野獸般的惡臭。蹲踞在貧窮底層的人們， 身上始終散發一股強烈的味道， 原因在於這些人的體液還沒有經過必須的沸騰階段（coction），還沒有晉升到能「成為人這種動物的等級」。

人沒有散發人類的氣味，原因不在於退化，而是因為那個人還沒有跨過進階為人的那道門檻。因此，瘋子與一些犯人的形象常像是蜷伏在石槽內被鐵鍊栓住的狗。他們的床鋪就是自己的糞便，尿液滲透其中，跟水肥沒有兩樣。故而衍伸出渾身沾滿穢物的水肥人（l’homme-fumier）一詞，預先勾勒出勞動無產階級，與七月王朝統治下的臭烘烘人民群像。

十八世紀後，又有好幾個層級的百姓，加入了這樣的人民群像之列。首先，不消說，自然是妓女，她們總是跟汙穢連在一起，所以才有垃圾清空了，她們就無所遁形之說。舒維寫道，在佛羅倫斯（Florence），路面鋪著石板，汙水道加蓋，穢物全被收到鐵門之後，「路面繁花盛開，枝葉散發馨香」，更是完全沒有應召女郎的蹤跡。

還有猶太人，他們也是髒汙的一群。有人說他們的臭味源自於該民族的骯髒天性。這裡，舒維又說話了，他說：「舉凡希伯來人聚集的地方，以及警察已經放棄不管的猶太人地盤，那裡總透著奇怪的臭味。」

那麼拾荒者可說是集所有工人階級臭味之大成者了，一人身上便集結了糞便與死屍的噁心氣息。雖然僕役們的景況和衛生稍有改善，身上仍飄著異味。早在一七五五年，馬盧因就建議，要盡可能地改善僕人居住空間的空氣流通。一七九七年，德國醫生胡費蘭（Christoph Hufeland）則叮囑，不要讓僕人靠近小孩子的房間。

在十九世紀初與霍亂大流行剛結束的這段時間裡，水肥人的形象，轉變成為現代受難者約伯（Job），這樣的荒唐神話反映出人們對糞便的長期恐懼心理。長期與惡臭為伍，鎮日埋在爛泥、垃圾、糞便堆裡的工人，以及色情行業的工作者，這群城市的賤民，成為剛興起的社會調查研究，最受關注的標的。

帝國時期的社會學先鋒，他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下水道工人、腸衣加工業者、牲畜肢解業者、掏糞工人、化糞坑工人、清淤業者的身上。我在此要特別強調帕宏—杜夏特雷花了八年時間，針對巴黎的色情行業所做的調查研究，尤其在知識方面的影響深遠。保健委員會的文獻檔案也證實了學者對這群人的確是特別感興趣。

這部分的原因顯而易見，不需多費唇舌，所以我在這裡選了另一個類別的例子。監禁在骯髒牢籠裡的囚犯，一直是學界研究的要角。當然，看在理論派學者的眼裡，會覺得這部分好像已經探討過，有些過時了。不過，有關監獄實況的研究清楚地顯示，這些現象依舊存在。因此，社會對囚犯也有著極其刻板的印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高居醫生（Dr. Cottu）對法國東北部漢斯市（Reims）監獄的囚室描繪如下：「至今我還能夠感受到，我剛踏進去時迎面撲來的那股讓人窒息的可怕惡臭，彷彿一有人開門，這些臭氣就急急往外衝似的。......我努力放低嗓音，好讓人聽起來能安心些，我的話音剛落，就看到一個女人從糞尿堆裡探出頭來，由於她沒有完全站起來，乍看之下還以為是一顆被砍下的頭顱遭人遺棄在糞堆裡。這個可憐的女人，身體軀幹幾乎都埋在屎尿裡。」「因為缺乏禦寒的衣物，她只能鑽進糞堆裡取暖，捱過酷寒冬季。」

單是一八二二年，一年之內，保健委員會就發布了十七份針對拾荒者—也就是惡臭的最佳代言人—的調查報告。當局用盡一切辦法，想把這些人的棲身之所趕離市區。在拾荒者進行挑揀之前，拾回來的垃圾皆堆放在家中，裡面混雜了骨骸、腐肉和被拋置在公路上的破爛。只有回收「資產階級廢棄破爛」的拾荒業者能獲得委員會的特准，因為他們認為這批人沒有傳染疾病的危險。

拾荒者身上，從頭到腳，都積攢了所有悲慘窮人的臭味。這臭味為他們換來了象徵性的價值：約伯的形象。只是他們和約伯或腐爛發臭的囚犯不同，他們不是埋在自己的排泄物裡。他們那張沾滿穢物的古怪容貌，是從別人的排泄物拼貼出來的。

在巴黎第五區的新聖梅達路（Rue Neuve-Saint-Médard）、特里佩赫路（Rue Triperet）或布朗日路（Rue des Boulangers），都可以找到「一身襤褸，沒穿襯衫、沒穿長襪，還經常是光著腳的人，跟著他們一路沿街到處跑上一段時間後，就能看到他們常常是全身濕透回到家裡......，滿載著著他們在首都各個垃圾堆裡找到的各種東西，他們撿回來的東西飄散的臭味，跟他們這些人是如此的契合，他們根本就像是能行走的垃圾。他們的工作是在街上四處收破爛，鼻子永遠在搜尋糞便殘渣，他們還能怎麼樣。」就算回到了家，還不是得窩在臭氣薰天的骯髒草褥上，被成堆的臭破爛圍繞。

法國哲學教授巴赫—克里潔（Blandine Barret-Kriegel）記錄下許多知名人物探訪窮人後的反應。他們驚呆的眼神，夾雜著某種不可置信的迷惘：「拾荒者的垃圾屋」、「恍若煉獄的房子」、「那是另一個人世間的氣息，更野蠻更濃烈」、「地獄黑暗力量的無限輪迴」。這些人從法國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人物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到德國哲學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或者從維勒梅到雨果，不一而足。

對嗅覺行為的研究與窮人臭味屢屢被拿來與地獄惡臭相比擬的說法，皆印證了他們的暗諭與我的論點，走向基本吻合。無論是針對糞便、妓女還是拾荒者，迷惘著迷和嫌惡排斥的態度不停地來回拉鋸著論說的節奏，也支配了公衛專家和社會調查學者的態度。

《惡臭與芬芳：感官、衛生與實踐，近代法國氣味的想像與社會空間》

作者： 阿蘭．柯爾本

譯者： 蔡孟貞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日期：2021/12/30

內容簡介：嗅覺，過去被視為獸性野蠻的象徵，因其虛無飄渺難以形容，往往被打入感官世界的冷宮。隨著十八世紀科學和醫學的進步，人們開始重視氣味中潛藏的危險，一連串消毒除臭、整治環境的行動旋即展開。在這過程中，新興的階級意識也和氣味聯手，劃分出社會貧富界線：氣味不僅造就出上層人士專屬的花園和鄉間別墅，化身為彰顯身分地位的識別證，更成為傳遞情感、撩撥情慾的絕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