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美利堅：美國獨立之後，開國元勛如何設計出「重商主義」大政府？

這個年代似乎和其前後的年代都沒有關係，像是一個沒有美國現實支持的新古典主義英雄幻境，稍縱即逝。華盛頓那種自覺、相信自己、十分自制的性格就是這個年代最佳的象徵，因為整個聯邦黨的計畫就是面對逆境一次重大的刻意行動。

▌本文為《打造美利堅：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歷史反思》（八旗，2023）書摘

合眾國出現了大眾民主，聯邦黨人出來阻擋，因此在這種民主信仰的發展中成了異端。一切都回過頭來對付他們。他們認為自己在創造古典的英雄國家，希望這個國家的每個部分都成為這個古典目標的象徵。然而到最後，他們留下的卻只是一堆讓人看不懂的圖畫、沒有人讀的詩、古董一般的地名，這裡或那裡一間間的希臘式、羅馬式神廟。他們鄙夷政黨，但後來政黨卻破壞了一七八九年合眾國的和諧。

一七九○年代，他們極力避免和前母國發生衝突，但是卻因此像是一直在折損自己這個新國家的獨立性，最後還發現合眾國後來在他們的政敵執政下，終須在一八一二年與英國一戰。十九世紀初，聯邦黨卓越的領袖漢彌爾頓雖然曾經比任何人都更勇於追求這個時代的夢想，此時也得到絕望的結論：「這個美利堅世界不適合我。」

聯邦黨時代（Federalist era）之所以那麼尷尬，是因為那時候美國的領袖很多都很英勇，堅信自己有辦法控制一切。美國歷史上沒有一個世代像他們那樣清楚自覺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會影響到未來的世代，或套用當時人常說的：「現今尚未出生的幾百萬人」。這些領袖感覺自己不但對美國的政府、政治體制責任重大，對於美國的藝術、文學、風俗發展亦然。是的，他們對整個美國文化責任重大。

但是，他們當然從未掌握事物及環境。每樣事物都在快速移動與變化。一邊是領袖們假裝能夠掌控一切，一邊是他們企圖處理的各方勢力的動態現實，一七九○年的怪異與尷尬之處就源自這兩邊的差距。後續美國幾個世代的領袖通常沒有他們那種英勇的態度。

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領袖常感覺自己陷在超乎自己的巨大力量中，受到一些無法避免的要素支配，我們可以說那是天意、進步、公眾輿論，或就是普羅大眾。但是一七九○年代的政治領袖大部分依附的卻是舊式的階級仕紳世界，認為高高在上的少數幾個人可以控制、操作事物，改造環境。

十八世紀的美國是一個貴族承擔、英雄領導、戴假髮穿馬褲的世界。這樣的貴族世界後來開始快速消失，被世人遺忘，而一七九○年代就是他們最後的一息尚存。之後代之而起的則是史上所見最大眾化、最放蕩、商業氣息最重的社會。

一七九○年代發生的事情大部分都是開國元勳始料未及，不曾想要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總統選舉制度中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的調整。這種調整是費城會議與會者複雜而費心折衝之後產生的結果，但是卻壞了開國元勳的大計。

我們今天或許很難看出那十年間的結果和他們的期待到底有多大的出入，因為事實上他們的希望和夢想很多後來也真的都有實現（即使有的已經是計畫制定幾十年，甚至一兩百年後）。結果是，雖然他們在世之時並沒有完成多少事情，但是我們後世人卻常常稱許這些聯邦黨人以及另外一些領袖的高瞻遠矚，為未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這座城市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座城市的規劃確實非同凡響，但規劃案的執行卻曠日費時。整個十九世紀泰半，這座國都一直都是個笑話，到處都是空曠之地，在其間行進距離總是很遠，有一位觀察者甚至說：

等到這座「聯邦之城」（the Federal City）開始呈現建築師朗方等人當初所希望的模樣時，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二十世紀初的事了，甚至還有人說其實要到近數十年才算數。除了這座城市，一七九○年代其他的夢想也都是很晚才逐漸實現。但是，這個聯邦黨時代諸多的希望和抱負雖然最後終得實踐，終究掩蓋不了充斥於這個怪異狂暴年代的失望、幻滅之情。

這一、二十年間的問題揭露了政治領袖的計畫及目標，與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鴻溝。

不管是漢彌爾頓還是傑佛遜，不論是聯邦黨人或是共和黨人，這些政策決策者很少有人了解自己必須處理一些很複雜的傳統勢力。不過就算了解，他們也控制不了、操縱不了。

國家政府根本尚未成形，未來也有很大的問題，這個賭注太大了，但是他們也清楚自己將會創造先例。因此，事無大小，每一個主題都承載了重大的意義。參議院用掉一個月時間爭吵要如何稱呼總統才恰當，院內很多人都不覺得那是浪費時間。因為，不論是要稱呼總統為「殿下」或「總統先生」，那個稱呼都關係到政府和國家未來的本質。

▌聯邦黨人心中的國家

這種不確定的氣氛對於憧憬最清楚的人最有利。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這個「他們」就是聯邦黨的政治領袖，尤其是財政部長漢彌爾頓。聯邦黨內一些最以國家為念的人從一七八七年開始就希望合眾國不要只是各州集合而成的邦聯，而是要成為獨立的共和政府，有權對公共事務採取有力的行動，也使美國成為重商主義國家。

但是，若要建立完整的國家政府，聯邦黨的政治領袖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凝聚力」：幅員如此廣大的共和國，如何才能夠一方面讓各州追求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不使共和國分崩離析？這點固然如孟德斯鳩所說，是所有的共和國最大的問題，但對於幅員如此遼闊的合眾國更是重大的問題。共和國應該訴諸人民的道德品質──他們的德性以及天生的友善，來取得凝聚力，以他們自然的情感及善心，而又願意為公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由下而上維繫國家於一體，而非如君主國那樣由上而下統治。

以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共和國的本質在於公民社會──由人民自願組成，介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一些社團、機構。在我們這個時代，復興昔日蘇格蘭啟蒙運動（Scottish Enlightenment）非常重視的「公民社會」的，是幾個中東新國家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因為他們這樣努力建造可行的民主社會，今天的我們才比較了解公民社會對平民政府運作的重要性。今天的美國人確實比前幾個世代人居於有利的角度，足以理解君主及專制政府比較有利於將多元背景、利益、種族的人民維繫於一體，共和國政府則比較難。

在一七八九年當下，很多的聯邦黨人，尤其是漢彌爾頓，對於以美國人民的德性及自然的友善來凝聚共和國其實沒有什麼信心。這些聯邦黨人說，如果要像傑佛遜、潘恩等激進派那樣依靠一些瘋狂的方案、理想的原則來維繫合眾國的完整，那他們等於沒得依靠。所以，如果要將美國人民維繫成完整的國家，漢彌爾頓等聯邦黨人就不得不另外設法，不能依靠美國人的共和美德及天生自然的友善。

聯邦黨人念茲在茲的，是維繫人民於一體，創造社會凝聚力，結合散漫的各部門、社群，建造完整的國家，但不是依靠理想中的共和國凝聚力。他們後來的種種作為，包括華盛頓提案開鑿運河、漢彌爾頓的財政計畫，都可以從這裡得到解釋。我們前一章也探討過，很多聯邦黨人當時設想的其實就是要將合眾國政府改變成代理君主制（surrogate monarchy），他們想要設計一種制度來取代傳統的君主制紐帶，並將其併入共和國的框架內。

為了取代一七八○年即已存在的無能邦聯政府，聯邦黨人設想了一個強大、鞏固、繁榮的國家，正如漢彌爾頓所說，「為了完成偉大的目標」而團結在一起。領導這個國家的，是個活力充沛的政府，由社會中最優秀和傑出的人士組成。

本書前面說過，他們打算採用一些君主制特有的儀典、威嚴來提升這個政府的尊嚴，簡而言之，他們的目標是要將合眾國建造為足以跟歐洲各君主國分庭抗禮的顯赫壯盛之國。漢彌爾頓尤其期望新政府成為傳統歐洲式的軍事強權。在他而言，聯邦政府不應該是麥迪遜心目中那種超然於外，在各方利益之間進行類似司法裁判的政府。

他想要的是積極運用中央政府的權力將合眾國轉變成「高貴、宏偉的事物」。漢彌爾頓和一些聯邦黨人一心夢想要按合眾國自身的條件，使合眾國足以媲美歐洲那些君主國。用華盛頓的話來說，這些條件就是「智慧而強大之國家的特質」。這就意味著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它可以深入到一個完整國家的每個部分，有著強大的陸軍和海軍，贏得全世界的尊重。

英國是漢彌爾頓參考的模型。他刻意想要在北美再造十八世紀偉大英國的成就。十七世紀，英國罷黜一位國王、殺害一位國王，擺脫內戰亂局之後，就成了全世界最強的霸權。這個小島位於歐洲北面，人口僅法國的三分之一，但是卻建立了羅馬帝國之後最大的帝國，堪稱該世紀的奇蹟，其成就甚至超越前一世紀荷蘭的成就。

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能像英國這個「財政─軍事國家」（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的貼切之語）那樣動員財富、發動戰爭。英國的中央政府非常能幹，能夠向臣民徵稅、舉債，卻不會致使臣民貧窮。漢彌爾頓認為英國的成功在於其國債，以及其金融體制和公共證券市場。英國諸位大臣為其前母國做到這些事情，他打算在合眾國如法炮製。有了這個目標，隨之就有了他的財政計畫。

漢彌爾頓無疑非常關切合眾國商業的繁榮與否，關切「為一個偉大的民族興利」這回事，然而他卻不是現今很多人口中所謂美國新興商業資本主義的推動者。他是十八世紀傳統型的政治家，容許尋常百姓賺取利潤、財富，追求利益以及一點卑微的幸福，但他要的是國家和自己的榮耀、聲名。他鄙視信奉「自由放任」的人，認為商業和利益團體自有分寸。他說道：

漢彌爾頓當然承認利益無所不在，甚至於他根本就認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除了利益，絕大部分都沒有其他牽連。但是，身為財政部長，他自己卻是一絲不苟，堅持不營私利，絕不貪腐。其他人（包括國會議員）可以是投機者、貪汙者，但他不是。他決心要超越所有牽涉到利害關係的人，駕馭這些人，利用這些人。他贊同十八世紀英國經濟哲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Sir James Steuart）所說：

漢彌爾頓後來雖然否認他的財政計畫背後有把人的自利心列為「最大的動機」，但是他無疑還是認為國債等財政手段「加強了政府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牽連」，可以強化國家政府。

但實際上，用十八世紀英美世界的反對話語（opposition language）來說的話，他們說漢彌

爾頓反而是想要「敗壞」美國社會，欲藉類似君主制政府的力量將現有商業利益和政府綁在一起，創造一個利益及依賴階層來取代現行美國所缺乏的美德和明顯虛弱的共和凝聚力。在地方上，漢彌爾頓和聯邦黨政治領袖從革命戰爭退伍軍人和辛辛那提學會會員之間召募到一批從眾。

他們委派重要的地方人士擔任聯邦司法官等聯邦官員，對於財政部及其七百多名海關關員、稅吏、郵局局長的任命也獲得極大效益。一七九三年，聯邦黨已經在大部分的州組成了「政府之友」（friends of government）團體。他們布建的任命及依賴階層從聯邦行政官員到國會，再到地方，非常完整。美國從未像他們這一次這樣，所建立的體制如此接近君主制以及英國此前因羅伯特．沃波爾首相而聲名狼藉的腐敗勢力體制。

聯邦黨人同時還開始設法切斷人民對州政府的情感，希望他們能夠感受到日後應該會很強大

的國家政府的威力。聯邦黨人開始想要在憲法中大幅削減各州權力。別的不說，憲法第一條第十款本就禁止各州對進、出口貨徵收關稅及任何稅款，也禁止發行紙幣，掣發特許證。這原來是前現代政府籌錢的主要手段，禁止之後，各州的財政能力立即隨之大受影響。

但是現在部分聯邦黨人卻想要進一步削減各州權力，使之成為國家政府的行政單位。當初起草憲法時，漢彌爾頓就希望新的聯邦政府將「比各州政府優越，將各州政府降格為完全從屬地位，較大的州還要劃分為小區。」華盛頓認為各州不久應無繼續徵稅的必要，「因而放棄其所有課稅的對象，交給聯邦。」

聯邦課徵消費稅，尤其是威士忌酒稅，目的是要人民感受國家政府的權威。同理，聯邦政府之所以要籌組將近一萬五千名民兵部隊來鎮壓威士忌暴動（Whiskey Rebellion），就是因為漢彌爾頓認為，「如果不釋放一些訊號，藉由軍事鎮壓顯示其力量，不能說政府已經穩固建立。」

但是國家政府不可能依靠軍事力量要人民守規矩。要控制人民洶湧的民主激情，需要一些看似共和主義的巧妙手段。這時，聯邦黨人在司法部門找到了解答。他們亟欲讓法官擔當抵禦革命之後那些失控民主亂象的堡壘。一七八○年代，關心州議會之猖狂、濫用私產及少數人（尤其是一些債權人）權利的一批人，以強化司法部門為目標發動了一波宣傳活動。

在北美殖民地，法官一直是政府中比較無足輕重的成員，常常由總督看英王的意思派任，一般均視之為皇家總督或行政長官的附屬或延伸。革命期間，美國人並未著手改善法官低落的地位。一七七六年他們在州憲法中將法官任命權由州長手中轉移給州議會，並且透過法治方案進一步削減法官的重要性，使之成為傑佛遜所謂的「只不過是一台機器」。

然而這一切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間卻全盤翻轉。一七八○至九○年代間，美國的司法部門突然從原先的無足輕重變成了如今所謂美國三方體制政府當中成熟的夥伴，開始和立法、行政部門一樣擁有平等的權力。事實上當時有很多人根本認為司法已經成為控制平民立法機構，保護個人權利的主要手段。共和國早期體制上最大的轉變就是眾人口中所謂「獨立司法」的崛起。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充分闡述的故事。

《打造美利堅：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歷史反思》

作者： 高登．伍德（Gordon S. Wood）

譯者： 廖世德

出版社：八旗

出版日期：2023/05/04

內容簡介：美國革命爆發於1775年4月19日，但美國人想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本書作者伍德認為，美國人是因「理念」而發動革命，也是因「理念」而建立國家。在美國的開國元勳心中有很清楚的藍圖，他們汲取了古羅馬共和、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養分，開始在這片新大陸上構建心目中理想的國家，一個擁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共和國。但這一切在美國立國短短十年內，就遇到嚴重挑戰。當國土開始擴大，政治事務日益繁複，地方的雜音愈來愈多，美國似乎正面臨分裂解體的邊緣。美利堅合眾國的理想原型應該是個國土不大、有善良保守公民、有堅實地方傳統、由有德有才之人治理的「美德共和國」，但後來的歷史發展卻是走向廣土眾民、資本主義、民粹雲起、中央集權的「美利堅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