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場歸來的丈夫,變成了怪物:戰爭陰影下的烏克蘭家暴悲劇
主持/編輯牧宜、編輯賴昀
「從戰場回家的創傷士兵動手打太太,卻要女人以大局為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已第二年,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致使烏克蘭家暴案例激增——俄烏戰火下,烏克蘭經濟狀況低迷、失業問題嚴重,許多士兵們在重返家園後精神狀態不穩定,也將在戰場上受到的創傷,轉化成對配偶或家人的親密暴力上,而多數的烏克蘭家暴受害者皆為女性,而當這些女性試圖尋求協助時,卻又面對曾為士兵的施暴者被視為國家英雄,因而旁人不願插手的處境,成為戰爭之下隱形的犧牲者。
2023年1月8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入侵即將滿一年之計,一名居住在烏克蘭中部第聶伯羅市(Dnipro)的34歲女子柳博芙(Liubov Borniakova)被發現倒臥在住宅中。被發現時她早已離世,身上有75處瘀傷。柳博芙的家人和鄰居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示,她的丈夫2022年11月從軍隊逃離後,就一直躲在家中。丈夫返家後開始不停酗酒,並持續對柳博芙施暴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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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發現時,身上沒有一處完好,他的手、腳和頭部,也佈滿了傷痕」柳博芙的親友受訪時回憶道。面對對丈夫的暴行,雖然柳博芙曾試圖對外求助,然而從未正式提起申訴。鄰居也表示在去年11月,當他們得知柳博芙反覆被逃兵丈夫毆打之後也協助報警,然而柳博芙並沒有像警方敞開家門,沒想到過幾個月後不幸受暴致死。
柳博芙並非俄烏戰爭之下唯一的烏克蘭受暴女性。非營利新聞組織《富勒計畫》(The Fuller Project)訪問了一名家暴倖存者奧克薩娜(Oksana),奧克薩娜的丈夫曾經參與2014年頓的頓巴斯戰爭,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因此俄烏戰爭開打後,他成為第一批被徵召的士兵。今年5月,奧克薩娜丈夫所指揮的連隊在頓涅茨克遭到俄軍的襲擊,前後持續奮戰了五天,最後成為少數的倖存士兵之一。他受傷離開軍隊後返回基輔、回到她與孩子身邊,然而原先十分愛護妻小的他卻變了一個人。
「在5月之後,他失去了理智。」奧克薩娜回憶道,在好幾個夜晚中當她甦醒,她發現自己的丈夫在黑暗之中抓著她的脖子,還多次曾經試圖刺傷他。儘管她數次試圖和丈夫溝通,但丈夫眼中只視她為敵人。奧克薩娜表示,丈夫201年在頓巴斯戰鬥時,其實就已種下精神疾病的因子。
當年他飽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之苦,但在治療後病情有所好轉、能夠返回軍隊繼續效力。然而今年從頓涅茨克返家後卻拒絕接受治療、頻頻對妻子施暴,軍隊得知狀況後擔心他會傷害其他烏克蘭師兵,因此拒絕讓他回到軍隊。奧克薩娜認為「士兵都是英雄烈士」的觀念讓她求助時不停受阻,她更被告知要「以大局為重」、忍耐丈夫的暴力行為。
頻頻受到毆打的奧克薩娜目前已帶著兩位孩子受到非營利組織「Centre for Women’s Perspectives」的庇護。同樣也是逃離暴力伴侶的32歲女子瑪麗亞,和奧克薩娜住在同一個庇護中心。瑪麗亞接受《富勒計畫》採訪時表示,戰爭帶給她的伴侶「巨大的精神壓力」,導致他遭受三個多月的暴力虐待,直到她的鎖骨被伴侶打斷、她才決定離開。「在戰爭之前我們感情很好,我也一直相信他可以改變」。
▌大幅增加的家暴案例
《路透社》援引專家意見指出,烏克蘭家暴數據大幅上升,原因與戰爭衝突相關的壓力、經濟困難、失業、創傷情形不斷增加,密切相關。
自烏俄戰爭2022年2月爆發以來,烏克蘭登記在案的家暴案件曾因居民大量逃亡而一度短暫下降,但《路透社》引述烏克蘭警方數據,指出如今隨著烏克蘭人逐漸返國、或是在落腳城市安頓,2023年的登記案件也激增——2023年1至5月間,登記的家暴案例多達34萬9,355起,與2022年同期的23萬1,244起案例相比,大增51%,成為案例數最多的一年。
此前案例數最多的一年是2020年,專家分析認為與疫情封鎖措施有關,而2023年的數據又較2020年高出三分之一。
通報家暴的報案電話也明顯增加,根據警方紀錄,烏俄戰爭爆發之際的2022年1月至4月間,烏克蘭各地警方共接到6萬7,000通報案電話,比2021年同期增加40%——不過全年通報總數減少,警方並未回應解釋,而為家暴受害者協助組織La Strada成員切雷帕卡(Kateryna Cherepakha)猜測,由於數百萬人逃離家園,因此有許多案件沒有報警;加上戰爭當前,許多人認為「家暴與戰爭相比,沒那麼重要」,這樣的態度也可能影響通報。
La Strada接到的家暴求助電話也明顯增加,尤其在2022年8月達到最高紀錄的5,000通,比2021年增加5成以上。
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家暴受害者都是女性。在第聶伯羅,一個由烏克蘭政府和聯合國共同開設、支持家暴倖存者的救濟中心自2022年9月開始營運以來,截至2023年5月中旬,在此獲得協助的800人中,大部分都是女性。而該中心內的個案,只有約35%有向警方報案——可以推測,烏克蘭的家暴情形,可能遠比警方數據更為普遍、案例更多。
▌烏克蘭家暴受害者的「戰爭困境」
除戰爭本身造成烏克蘭人心理和經濟上的壓力,致使家暴案件增加外,對家暴受害者來說,處於戰爭中的現況,更加深其不利處境,La Strada的心理學家波戈里拉(Tetyana Pogorila)指出,由於戰爭造成流離失所,身處陌生的新落腳地,會讓部份家暴受害者傾向依賴加害者。
對這種情境下的家暴受害者來說,讓其處境更糟的是加害者的「英雄」身分——刊登於《健康與人權》期刊上的一篇研究指出,戰爭壓力的上升、家庭流離失所,以及戰後傷兵(無論是心理或生理創傷)返家,種種情形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都讓家暴情形有所增加,在家庭內導致身體暴力、精神暴力或是性暴力。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成為加害者的士兵被視為保家衛國的英雄,因此人們往往不願意對其提出批評。
由於家暴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女性,烏克蘭政府的性別政策專員列夫琴科(Kateryna Levchenko)表示由於戰爭讓無數人流離失所,因此一些原本提供給家暴婦女的庇護所已經調整用途,轉為安置逃離家鄉者,而原先分配給防治性別暴力的國家預算,也被改編列成國防支出。列夫琴科補充指出,就從2021年的性別暴力防治預算有約1,000萬歐元,在2023年已降成420萬歐元。
儘管烏克蘭政府已經意識到戰爭爆發後,激增的家暴問題,並在2023年2月成立一個部門來監督家暴法庭的程序問題,但在戰事當前的現實下,恐怕能夠投入改善家暴受害者處境的資源非常有限,加上受害者可能遇上「打我的丈夫是國家英雄」的輿論壓力而選擇噤聲,未來即便烏俄戰爭結束,但戰爭創傷和相關的家暴噩夢,恐怕仍會在烏克蘭的土地上縈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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