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塔頌歌》與《獨立幻夢》：消失的菲律賓原民歷史與記憶

在1901年2月的馬尼拉，一名美國殖民地官員迪安・伍斯特（Dean Worcester）接待了來自菲律賓北部山區邦塔（Bontoc）的一批原住民，他們不辭辛勞長途跋涉，向官員投訴在家鄉日趨嚴重的貪污問題。隨後，伍斯特在自己的日記中提及領隊的耆老唐・弗朗西斯・穆羅（Don Francisco Muro）。

穆羅在前殖民政權時期，曾前往西班牙參加於1887年舉辦的菲律賓博覽會，因此被部落人視為是見識淵博且有能力的長者。其他與穆羅一同前往馬尼拉的人也都不是什麼泛泛之輩，其中包含後來成為邦塔副首長的Truman Hunt，以及在1904年率隊前往美國參加聖路易博覽會的Antonio Sevilla。在那個時代，殖民列強通常會透過博覽會展示各自社會的最新發展和殖民地的風土民情，使其成為各國競逐的重要場域。

像是在1904年的博覽會，美國人便刻意展示菲律賓高地原住民、與平原上已為殖民者教化的人民的差異，嘗試凸顯出教育與開化這些棕色小老弟的重要性。然而，後人關注的多是這些博覽會如何以治理考量和刻板印象來扭曲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再現，而不太留意到參與其中的代表可能是來自該社會的佼佼者。

殖民地官員撰寫的調查報告也出現類似的情況。例如，在1910年美國出版的殖民地報告中，伍斯特放入了他不同時間所拍攝的三張穆羅的照片。第一張是1901年他們第一次見面時所拍攝的穆羅赤膊的照片。同年6月，伍斯特在造訪邦塔時，幫穆羅拍了第二張照片，穆羅在照片中不僅穿上了上衣，還同時蓄了鬍子。最後一張照片則是在兩年後所拍攝，當時穆羅因為加入殖民政府創建的保安部隊，所以穿上了警察制服。

從刻意拍攝與排序的照片看來，伍斯特似乎試圖凸顯殖民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即透過教化使當地居民光是在外貌上便能夠產生顯著差異。如果沒有伍斯特的個人日記，我們很難知道在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前，穆羅已經精通西班牙語、造訪過世界不少角落、擁有廣泛的知識興趣，並且有能力帶領族人與外來政權進行協商。

倘若如此，為什麼穆羅願意讓伍斯特這麼刻意地擺拍？而這些在家鄉往往具有聲量或威望的邦塔人，又為何願意配合殖民者去強化這些刻板印象呢？以下透過《邦塔頌歌》（1995）與《獨立幻夢》（2009）這兩部電影，提醒著我們重新審視菲律賓歷史中的不可見之處。

▌「原住民」作為探索的方法

多年來，不少人試圖想要從各種角度理解菲律賓人與殖民主義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原住民族往往是一種「方法」，因為人們好奇他們為何至今還能夠保有一定的文化傳統，而平地的菲律賓人多半被視為是已經完全受西方殖民教化的結果。

電影《邦塔頌歌》就是個例子，導演 Marlon Fuentes 重新檢視了1904年聖路易博覽會的影像，嘗試透過再製這些素材挑戰殖民者的敘事，同時呈現出導演、美國人與原住民族不同視角觀點的可能性。他在片中虛構了一個祖父的角色，藉由旁白講述他的祖父參與博覽會的過程，讓觀眾思考邦塔人在過程中或許是怎麼理解與這個世界的互動。這個虛構的角色最後於美國死去，就像是當時一些因為意外而在造訪美國的過程中死去的博覽會參與者。他們的大體後來多半被送往美國的一些研究機構做大體研究，使得他們最後連身體都再也無法回到故土。而導演在《邦塔頌歌》影像上的實驗，彷彿讓他們開始有了為自己發聲的機會。

另一方面，由 Raya Martin 製作的電影《獨立幻夢》講的雖然並不是原住民的故事，這個故事卻某種程度呼應了許多菲律賓人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

《獨立幻夢》描述一對母子為了躲避美國殖民者的入侵而遁入山林，接著兒子與他在森林中救起來的女子生子並共組家庭，三代人因此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自1960年代末期以來，菲律賓因為掀起了文化去殖民浪潮，菲律賓社會逐漸改變他們原先對於原住民野蠻、未開化的刻板印象。在去殖民的思潮下，對於部分菲律賓人來說，原住民之所以是原住民，是因為他們成功抵禦了殖民者的威脅而來。這部電影將殖民時期生活在山林中的人們，描繪為「保存傳統生活」的象徵；雖然整部片並未直接提及原住民族，但透過這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傳統知識、信仰和迷信的描繪，暗示了原住民族這種形象對於此般敘事的影響。

兩位導演的作品彷彿讓我們得以稍稍理解到，原住民族在歷史上與當代菲律賓社會的定位。以《邦塔頌歌》來說，原住民族在美國殖民時期是重要的治理目標，因為美國人不斷強調：需要透過保護與教化這些在原先西班牙殖民時期並未被降服的人群，讓菲律賓得以走向自主獨立的那一天。換句話說，他們以治理原住民族做為殖民菲律賓的「正當」理由。也因此，就算有像是穆羅這樣原住民族領袖，他們也必須把他塑造成需要被教育的形象。

Marlon Fuentes的作品便是希望可以打破這樣的再現形式。在《邦塔頌歌》中的其中一幕，旁白提到邦塔人在觀看博覽會上其他表演者穿著西裝的時候感到好奇，也跟著借來穿上。然而當他們準備要表演時，被要求馬上脫下西裝，並穿上傳統的原始服飾，以便讓觀眾認識他們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再現與原住民實際的行動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往往會使我們忽略原住民族的自主能動性，也就是他們如何通過這個過程認識到不同於自己生活經驗的世界。

相較於《邦塔頌歌》做法，《獨立幻夢》選擇呈現菲律賓人在面對殖民主義的時候可能採取的不同行動。一些人選擇直接與殖民者接觸、互動並協商，而另一些人則選擇避開殖民者以追求獨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Raya Martin在其片中所呈現的情境。

這樣的情形當然有存在的可能，不過也得以讓我們藉此反思是否以過於浪漫的傾向想像原住民族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從穆羅或是1904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的例子來看，原住民族與殖民者一直都有許多的互動經驗。然而，直至菲律賓獨立之後，菲國民眾還有相當多人認為原住民族一直都是孤立的社群，也幾乎完全沒有與殖民者接觸。這樣的想像讓他們認為，可以透過原住民族去認識到前殖民時期菲律賓人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樣貌，卻也因此可能扁平化原住民社會及其歷史的複雜面向。

▌從模仿中重新看見自己？

這些例子帶出了在菲律賓社會裡有關殖民主義、權力和文化之間互動的討論。在殖民地的情境中，權力是不平等的，殖民者擁有更多的權力和資源，而當地居民則處於被統治和弱勢的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菲律賓人可能會希望與殖民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以獲得更多的權力和資源，並且減少被統治的壓力。

此外，菲律賓人可能也意識到，在殖民地情境中，文化和身份是受到壓迫和扭曲的。他們可能希望透過與殖民者的互動、參與殖民主義的運作和創造，可以為自己爭取更多權力和自主性，或是來維護和強化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認同。

面對此問題，當代菲律賓人除了以原住民文化作為探索方法外，還進一步反思從西方殖民者那裡學來的文化與技術。在流行音樂的發展方面，菲律賓人在獨立建國後仍持續受到西方音樂類型的影響，如爵士、搖滾、民謠和嘻哈等。然而，音樂人們也在此基礎上提倡發展屬於菲律賓音樂的獨特風格，因此在1970年代，「原創菲律賓音樂」（Original Pilipino Music，簡稱OPM）這一音樂流派應運而生，強調以菲律賓語創作，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

然而，也有許多人質疑這是否僅是一種模仿，而沒有真正讓菲律賓人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這些質疑可能源於西方文化的強勢影響和菲律賓文化在殖民主義下的剝削和扭曲。因此，這些反思和討論提供了一個機會，讓菲律賓人可以重新檢視他們的文化遺產和身份認同，並且發掘創造新的文化和藝術形式的可能性。

把這樣的討論放到《邦塔頌歌》與《獨立幻夢》的創作中，兩位導演其實正是透過模仿和再現殖民者所留下的文化遺產，重新檢視殖民主義與菲律賓人之間的關係，並開拓超越的可能性。在《邦塔頌歌》中，導演以殖民時期的影像檔案為基礎，加入不同元素再製，挑戰殖民者敘事。而《獨立幻夢》則利用仿製美國殖民時期拍攝電影的技術與規格，讓觀眾得以想像不同視角的歷史存在。這樣的創作方式並非要告訴觀眾什麼才是真實存在的歷史與記憶，而是提供了一種探索的可能，開啟提問與對話的空間。

責任編輯／林齊晧、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