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潤」回台灣的一家人：一年後，我還沒能忘記封城的恐懼

2022年，對上海來說是一道無法抹滅的傷口，對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們來說也是。

回顧去年的3月底、4月初，上海市政府宣布實施「全域靜態管理」，當時沒人能想到，這座常駐人口超過 2,400 萬的巨型城市，會在疫情政策下，實行一刀切的嚴厲封控措施。而面對突如其來的嚴厲措施，整座城市的機能陷入停擺，原先發達的電商、物流、交通等系統一下子陷入停擺，導致沒人能想像到的「缺物資」、「斷糧」等情況，甚至因為嚴厲的管理手段，在各地引發許多「反人道」的事情，而在這段期間許多上海市民紛紛在網上發佈的紀錄，也遭到官方「噤聲」。

上海封城，前後持續兩個多月，去年6月才因疫情受到控制，初步放開，當時為了繼續維持「動態清零」的方針，民眾的生活還是受到許多限制，像是出入必須攜帶健康碼，或是為了出門，每一天都得反覆配合核酸（PCR）、抗原（快篩）。

去年12月，中國政府突然宣布全面解封，上海再次經歷疫情高峰，一度爆發缺乏醫療資源等問題，直到今年春節之後，這座城市似乎才開始慢慢恢復往日的常態。

曾經在封城期間，隨處可見的道路圍欄以及核酸亭，目前大多已經拆除，但還是可以在城市的角落中突然看見一點殘留，提醒這座城市經歷的一切。如果你跟上海市民聊起去年的此時此刻，相信不少人在描述的同時，還是會感到心頭一緊，像是被無以名狀的情緒籠罩。

小刀和志玲是一對台灣夫婦，他們在上海居住超過8年，兩人都是在 2014 年前往上海，兩人在上海認識，從零開始，在上海累積出新的工作圈、交友圈，在那成家立業，從單身的狀態到共組家庭，養育著兩個小孩。

原本他們預計繼續在上海打拼，但去年經歷上海封城之後，一切都改變了，他們改變了原先計畫，提前搬回台灣。

以下是小刀和志玲的第一人稱口述故事，同時也收錄在「一手故事」Podcast 於4月3日播出的第二季第一集當中（本文內容經過整理，非podcast內容直翻文字）：

小刀：我今年要 40 歲，我是 2014 年到上海工作，一共待快 9 年，我在上海的工作是負責食品行業裡的行銷，去年遇上上海封城，所以在7月份的時候下了一個決定，要搬回台灣，正式回到台灣的時間是11月份。

志玲：我今年是36歲，也是 2014 年時離開台北去上海，到現在快 9 年。去年 4 月底我們短暫回來台灣，完全搬回來則是11月底，因為中間，我老公必須轉移他的工作回到台灣，所以有點時間差，這段時間，我就先帶著兩個小孩回台灣，他回到上海工作，等到所有事情都確定了，才正式搬回台灣。

小刀：我現在回想當時的狀況，還是感觸很多。去年3月多，上海開始有些病例，當時我並不覺得上海會用非常激烈的手段去管理，我還跟老婆討論這件事情，她就說武漢之前就管得很嚴，上海也有可能，我就說不大會吧，畢竟上海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所謂「特別」是指，它跟國際有太多的接軌，這邊有很多老外，一旦處理不當，這些老外是會把聲音傳出去的，所以我覺得不會，頂多是把風聲放出來，讓民眾心裡有點緊張感而已。說實在的，3月初我並沒有太當一回事。

志玲：3月2日，小朋友的學校就宣布停課，沒多久我們的小區（社區）開始「閉環管理」，就是民眾不能離開小區，如果需要什麼東西，只能讓外賣送到小區門口，買菜也是一樣。

小刀：然直到3月下半旬，我發現似乎有點不太對勁，有些地方開始傳出防疫人員介入，或用很極致的處置方式，這些不好的事情傳出來之後，我心想糟糕了，有點不太對勁。可是當下不太可能說走就走，畢竟家庭、工作都在這裡，不可能說我隔天買張機票就跑，所以我只能在內心祈禱，這只是短暫的，至於我們家的物資，大概可以撐過三、五天。我就抱著靜態管理不會這麼極致的想法。

志玲：我老公當時沒有覺得那麼嚴重，覺得大不了點一些線上叫貨，可是三月底的時候，外賣平台幾乎都不送，我們小區在封城前的週末，閉環管理先暫時解開了，大家可以出去買點東西，我們就趕緊去買。那天回來之後，就開始沒完沒了，每一天關在家裡，而且我們家的大樓，還被用一個大鎖鎖上了。

小刀：在封城期間，比方說大家可能聽過的物資缺乏，管理手段很激烈，把你家封起來，這些事情我們是真的都碰過，甚至我們家有一度是沒有物資的，只是在消耗囤下來的庫存，一度剩下兩天的糧食，當時這心裡面滿緊張的，因為家裡兩個小孩都還很小，日常就會有很多的消耗品，像是奶粉、尿布等，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小孩怎麼辦？我們大人頂多餓一餓、扛一扛，能熬一陣子，但小孩沒辦法，而且我們也不想讓小孩處在這種很緊張的氛圍，這是我們當時碰到一個很麻煩的事。

志玲：另外一件讓我們非常震驚的事，是只要小朋友確診就會被單獨拉走，我們家樓上就有一個嬰兒才兩個月，他們執行政策也沒有在管小孩還在喝母奶這些事，就是說帶走就帶走。這是我們的底線，就是當你的小孩被帶走以後，是聯繫不到他的，他被帶到哪，什麼時候會送回來，現在是生是死，你都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他們通知說，可以把小孩送回來，才會送回來。

小刀：種種的做法，都讓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當時他們防疫的基本態度就是，如果你這個人染疫了，那你就變成病毒了，所以他們會用對待病毒的方式對待你，而不是對待一個人，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蠻大的震撼，再加上封城期間，不公不義，甚至是反人性的事情層出不窮，但是政府的做法就只是讓這些聲音被壓下來，而不真的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加速我後面想要回台灣的原因。

志玲：在這一個月內，每一天都有很荒唐的事情發生，到後來我的微信還被封鎖了，當時的心情就是自己很像一座孤島，被關在一個地方，沒有跟外界聯繫的方式，你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忽然有人來敲門說「你陽性了」，把你帶走，這一切都是你無法掌控的情況。

小刀：那是一種很不安定的感覺，是你不曉得什麼時候會來？你不曉得它來的時候有多猛烈，你也不曉得這個猛烈什麼時候會結束，怎麼結束的也不知道。這對於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來說是一種凌虐，我只能說用凌虐這兩個字來形容，即便現在過了一年，我再回頭看，就是覺得，對或許我當時算幸運，能在後期跑出來一段時間，但這並沒有消除我在那個時候得到的恐懼感，完全沒有。

我本來沒想過自己家的門會被大鎖鎖上，也沒有想過，他們說要發物資但物資不給你，只能自己想辦法。從封城開始一直到 4 月12 日、 4 月13 日，我本來處在一個絕望的狀態，後來覺的不行，我還有孩子、老婆，我不能這樣坐以待斃，我們才開始去發起這種社區團購，自己去張羅物資。（備註：上海封城期間，因為原先發達的電商物流系統大規模停擺，民眾只能自己聯繫住家附近的商家、廠家採購物資，但運送一趟通常需有累積到一定的數量和金額，於是各個社區的居民開始自組團購群，幫助物資送至小區中，並自行組織志工發送物資。）

志玲：如果我們不自救，是沒有人會來管我們的，所以後來就開始進入個團長之路，每天都在統計、訂貨、採購、聯繫之類的。

小刀：剛開始發起團購的時候，還滿頭疼的，因為沒有人想牽頭做這件事，到後來有人願意跟你一起解決問題，（但團購還是不容易）因為大家想法不太一樣，要先去跟居委會溝通，再跟店家溝通，跟鄰居溝通，要把這件事情搞定，其實是不太容易的。大概到 4 月 18 日、19 日，那時候，我太太就跟我說，要不然我們回台灣吧？

志玲：當時決定回台灣，一方面是不知道要封到什麼時候，每天早上做核酸（ PCR），下午做抗原（快篩），一直做、一直做。另一方面，當時我們發現還有回台灣的機票，不過真的要順利上飛機，還得經過層層流程，得先通過居委會的申請，要想辦法弄到一輛願意前往機場的車，要在上飛機前一天想辦法做一個單人單管的核酸，這些事情都得一一完成，所以我們訂好機票後，就跟居委討論 ，當時我們還要簽一個切結書是，一旦出去了，在解封以前不會回來，就至少不要給居委帶來麻煩。所以我們做了這些事，訂到特約的車，那車一趟要1,000人民幣，就決定，

小刀：一路落地台灣，過了海關之後，說實話當下滿想哭，就覺得很像在荒島飄，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登陸的點。我們是 4 月 28 日回到台灣，隔離之後，我們就是在台灣一邊工作一邊帶孩子，直到 7 月 11 日，我又飛回上海。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因為那一天是我兒子生日，所以那天我的感觸蠻深的，前一天幫我兒子過完生日，隔天我就起飛，所以前一天的話，我是流了蠻多的眼淚的，因為我是不得已得回去這一趟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當下再也不想回去那個地方了。

我先回上海是想把工作收尾，同時盤點家裡的東西，接著當我的台灣的新工作確認之後才能回銜接在台灣的生活。 從7月份一直到10月份，新的工作確認了，我真的可以回台灣了。當時，我跟我太太說，「你11月回來上海陪我收一趟東西」，我知道她對上海有很多的感情和眷戀，因為我自己也是，甚至我們提議找一個攝影師幫我們做了寫實紀錄。但其實在最後收拾東西的那一個禮拜，我們在收家裡的東西，邊收的時候，兩人眼眶都是紅的，因為這座城市真的承載我們人生太多很重要的事情。

小刀：這 8 年對我來講，有點像靈魂的原石，我不覺得之前的生活是成熟到像一個 30 歲的人，到了上海之後，因為要重新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領域和生活圈，那真的是方方面面得靠自己，無論是工作、交友、愛情，甚至後來組建一個家庭，這一切都是一點一滴堆砌起來，所以我說靈魂的原石是，我不覺得去上海之前的生活是很有靈魂的，我只能說是 Have fun，但去了上海之後，真的讓我的靈魂有了生命，在這 8 年期間，我的身分變化很多，心境也變化 很多，隨之而來的是成熟度也提高很多。

志玲：我們對那的美好記憶，是那些人事物，然後是那些地點，但這一切都還是沒有辦法，因為這個傷口給人的記憶實在是太巨大了，你不知道哪一天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就算有很多美好的回憶，都只能先把好的回憶埋在心裡，繼續往前走。

小刀：我那時候也一直在跟老婆說，我們留下了很多回憶，這些回憶是能被帶走的。能夠回台灣，也有很好的一面，就是小孩的生活、安全感，以及他們受的教育等等，所以我們其實為了小孩，做了很多的討論，我們始終覺得我們最後下的決定，對小孩、對整個家，以及對我們自己的身心靈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