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獎有必勝法？「政治正確」不保證得獎的產業邏輯
編按：第95屆奧斯卡金像獎即將在台灣時間3月13日舉行頒獎典禮，在本屆的最佳影片獎入圍名單中的作品各有不同面向的關切命題，電影內容、角色設定與呈現手法更見多元；隨著好萊塢世界格局擴張與外地影人推進，創作的多樣性已然成為好萊塢的當代追求，然而批評好萊塢追求「政治正確」的聲音也隨之持續不斷。
事實上，好萊塢在其反威權的傳統上，本就經常以關注弱勢和批判主流霸權做為電影題材，族群議題與性別議題自然也在好萊塢的關注之列，更有無數好萊塢影人毫不避諱顯露政治關懷。而一般人以為好萊塢電影俗濫、娛樂至上，所以看到好萊塢人共選的最高榮譽帶有「政治」，直覺刺眼就將之簡化為虛假矯情。
本文作者張時健以兩篇系列文章，由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入圍名單深入剖析、說明好萊塢的類型實驗與從不間斷的創新，以及好萊塢近百年來始終透過無數優秀電影作品所表述的政治關懷，解析所謂「政治正確」在好萊塢作品中的深層意義與影響力。
▌獎落誰家？所謂的政治正確
接續前篇，我們可以來談談最佳影片給獎首重「政治正確」這個戲謔的批評。一般說「政治正確」是指弱勢題材與演員擔綱要角者，容易出線，而所謂弱勢議題通常被簡化為少數族裔的困境，若置於美國情境則經常再窄化為有非裔演員擔綱或反省白人權力的主題。
近年跟著性別政治的討論，還有LGBTQ題材特別出位。近例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同是A24出品）集兩者大成，意外打敗呼聲很高的《樂來越愛你》（Lalaland）拿下2017年最佳影片；2019年還有劇情手法中規中矩的《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拿獎，也被視為種族題材取勝的爆冷之作（而且情節刻意過頭遭非裔影人抗議）。
然而回顧這些年最佳影片得獎者，可知所謂「政治正確」是有的，但非裔題材優先的類型僅為其一；實際上以廣義弱勢者為主角反照或批判主流霸權的題材，幾乎可說是得獎金律——《樂動心旋律》（CODA）說聽障者家庭的成長故事，《游牧人生》（Nomadland）的詩意公路鏡頭說資本主義逼人居無定所，《寄生上流》呈現貧富落差造成階級對立，《水底情深》（The Shape of Water）反省科學的冷酷並批判人類中心主義，《驚爆焦點》（Spotlight）談新聞記者挺身反抗教會勢力揭發性醜聞。
再往前看，野心大的以人性溫情反戰、以自由主義信念批判政府，視野小些的談社會常規扭曲人性。就連《鐵達尼號》（Titanic）裡的主調都是富人的封建言行無恥可厭。
一般人以為好萊塢電影俗濫，內核和表現都該是娛樂至上，所以看到好萊塢人共選的最高榮譽帶有「政治」，直覺刺眼就說那是虛假矯情。然而回顧好萊塢史，所謂矯情的政治關懷是這裡人的精神血肉。
▌好萊塢的政治關懷
百年前好萊塢人落腳當時仍多荒蕪的西岸，就是有意遠離東岸的政治權力中心和挑戰如奇異公司等科技公司大資本削剝，在此背景下，滋生了各種演藝工人聯合發起大小抗爭不斷，同時好萊塢工作者也敢於承擔社會責任介入政治；在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年代好萊塢被當成是共產黨窩，連主辦奧斯卡獎的電影學會（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AMPAS）的成立都有工人聯合的背景，是影人刻意牽制大製片商工業量產體系而設立的組織。
由此，好萊塢在歷史上向來不避諱投入政治及社會活動，影人與其他工作者也時常運用其所能夠發揮的社會影響力——好萊塢人捲動的政治事件紀錄，可見Ed Rampell專著《進步好萊塢》（Progressive Hollywood）；平衡報導左右之爭的，也有Steven J. Ross的《好萊塢左與右：電影明星如何型塑美國政治》（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在近年日熾的政治對立中，好萊塢在保守人士眼中是左派勢力盤據之所，多次被前任總統川普和附隨政客點名。當時川普的狂飆言行令人難忍，都有明星帶頭頂撞，上篇所述的梅莉史翠普是一例，還有台灣人熟知的布萊德彼特（Brad Pitt）、勞勃迪尼洛（Robert De Niro）等。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自居政治中道和沉默多數，都曾在訪談中說他的同僚們左過頭太不寬容（當然這裡的「左」有美國脈絡，細節應另篇處理，在此不贅述）。
就算左右不談只講族群多樣性，長久以來有非裔影人盯著族群政治，女性工作者盯著性別政治，年年都有點算幕前幕後人頭比例的報告可讀。
凡此種種，大約可以理解好萊塢就連俗濫的商業電影都常有刺殺國家領導、炸國家政治中心、揶揄有錢人銀行家、律師和德州人的情節。按此，以為非裔演員擔綱主角就有獎得是奧斯卡的「政治正確」，只是自曝不懂政治之糗態。而踩著「演藝娛樂不涉政治」的前提對「政治正確」不以為然的，是好萊塢之俗濫以下，不值一哂。
▌最佳影片獎的關懷主題
所以最佳影片到底獎落誰家？和菁英影人小圈圈討論決定得獎者的方法不同，奧斯卡最佳影片是電影學院全體會員投票累計的結果而定，所以好萊塢人的政治風向和議題發燒程度，對投出的結果當然有作用。參加競賽的電影表現手法或許各擅勝場，但少了人道關懷大概就很難向這幫人交待。
然而事有例外：不以政治為題，但也可理解為何受會員青睞的一種次類型，是訴求好萊塢電影工作者的集體記憶或情懷者，比如《大藝術家》（The Artist）、《樂來越愛你》、《鳥人》（Birdman）。
若得獎片應投好萊塢影人的政治偏好，則看今年入選十部或有新理解：《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的政治訴求不明，並有大美國主義傾向；《阿凡達2：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的人道與生態關懷太過普世又綁手綁腳。《法貝爾曼》（The Fabelmans）為典型老電影人情懷之作，《貓王艾維斯》（Elvis）複製《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企圖明顯，勉強可算是訴求影人集體記憶。
《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的華人特色搭上東亞風潮，但不若韓日前作是本地原型，談族群議題稍嫌保留。《塔爾TÁR》（TÁR）以及《女人悄悄話》（Women Talking）以性別政治作舞台發揮。
《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和《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都談戰爭遺禍，與烏俄戰事呼應。《瘋狂富作用》（Triangle of Sadness）對資本主義的嘲弄兼有反省與娛樂性，如同導演前作《抓狂美術館》（Square）。
若合併上篇說好萊塢推進中的深度世界格局加以理解，則對我們臆測獎落誰家，可能有幫助。我的推想還有個人偏好，在此先按下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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