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救國的命運英雄?《貝多芬傳》與傅雷譯本的兩岸出版

聯合新聞網 王敏而
「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圖/路透社 

「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貝多芬

2022年時報出版社重新印行了由民國時期翻譯家傅雷所譯的《貝多芬傳》。法國文豪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著的《貝多芬傳》,對於貝多芬在西方國家的形象塑造有重大的影響。透過傅雷的翻譯,羅蘭筆下的貝多芬也被引進中文世界。經典著作的經典譯本能夠被重新發行,對台灣讀者而言原應該是一樁美事。

但有些遺憾的是,在這次重新發行的版本中,似乎只是照本宣科地將當初傅雷的譯本與各版本的序言全部重新印行,並對原譯文中的一些詞彙調整成現代中文的習慣用法,但卻沒有對整個文本進入中文世界後近一百年的發展脈絡,提供更多背景資訊。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本文將摘要梳理羅蘭筆下貝多芬的形象在世紀末的歐洲有何重要性,又在經過傅雷的翻譯後,這個文本在中文世界的流傳歷史又有什麼值得玩味之處。

歷年兩岸出版印發的《貝多芬傳》傅雷譯本版本。 圖/國家圖書館、豆瓣、博客來 

▌羅蘭的《貝多芬傳》:磨難成就不朽

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出版於1903年。19世紀的法國,貝多芬的形象在浪漫主義的浪潮下,被賦予一些陰性特質。但在羅蘭的筆下,貝多芬完全甩脫了這個形象,而被重新塑造成充滿男子氣概,甚至有些神經質的樣貌。全文的開頭就為貝多芬的形象定調(本文若有引用,均出自傅雷所譯之《貝多芬傳》)

他短小臃腫,外表結實,生就運動家般的骨骼。一張土紅色的寬大的臉,到晚年纔皮膚變的病態而黃黃的,尤其是冬天,當他關在室內遠離田野的時候。額角隆起,寬廣無比。烏黑的頭髮,異乎尋常的濃密,好似梳子從未在上面光臨過,到處逆立,賽似「梅杜頭上的亂蛇。」

而這個羅蘭為貝多芬所塑造的形象,與畫家施蒂樂(Joseph Karl Stieler)筆下貝多芬最有名的肖像畫一起,將貝多芬的形象塑造成一個桀驁不馴,甚至有點偏執的藝術家,一直流行到現代。在《貝多芬傳》後續的行文中,羅蘭將重點更多放在貝多芬如何一步步地克服生活中的苦難與不幸,最終留下不朽的作品。

但關於這些音樂作品的內容反而沒有太多著墨,羅蘭提及貝多芬的創作,更多的是為了要證明貝多芬如何在艱困的現實中堅持創作。於是,在羅蘭的《貝多芬傳》中,這位作曲家的一生象徵了奮鬥不懈的精神——貝多芬就像個英雄一樣,窮盡一生來與這些痛苦磨難持續不斷地戰鬥,才能成就不朽。

羅蘭將貝多芬塑造成充滿男子氣概,甚至有些神經質的樣貌。左為國民政府遷台以後,重新...

貝多芬就像個英雄一樣,窮盡一生來與這些痛苦磨難持續不斷地戰鬥,才能成就不朽。 圖...

▌傅雷與《貝多芬傳》:音樂救國的使命

傅雷直譯自法文的譯本,完全得到原文中羅蘭對貝多芬形象詮釋的重點與精隨。但除了文本的翻譯外,《貝多芬傳》譯本所處的時代脈絡也同樣不應被忽視。從民國初年以來,在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下,中國知識分子們最心心念念的議題大概就是要如何挽救這個國家,而古典音樂的引介也成為其中一部分。當時的音樂家如李叔同豐子愷青主等人也都曾致力於將貝多芬介紹給更多中國的讀者,作為「音樂啟蒙」的一個環節。

傅雷的譯本首次發行於1931年,因為其中對貝多芬勇於向命運抗爭的英雄形象大力描繪,遂成為抗戰期間最為風行的讀物之一。

在1946年傅雷重新翻譯了《貝多芬傳》(這也是當前流通的譯本),在譯者序言中,傅雷更是直接大力倡議引入貝多芬,是為了喚醒廣大的中國人民:

唯有真實的苦難,纔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纔能幫助我們單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纔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讀到本書時所得的教訓。…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

同時,為了使貝多芬的形象可以更好的與儒家文化中聖哲的形象對接,傅雷也引用了孟子中著名的段落:「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樣的對比,無疑是透過文化脈絡的轉譯,將貝多芬的形象植入中國讀者的心中。

最後,傅雷也大力向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呼籲要「打開窗戶,讓新鮮的空氣流進中國!」很顯然,在傅雷眼中,翻譯貝多芬已經不只單純是為了引薦一個音樂家,更是帶有著「音樂救國」的重責大任與使命感。

傅雷在《貝多芬傳》的譯本中,力求貝多芬的形象可以與儒家文化中聖哲的形象對接,翻譯...

在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下,中國知識分子們最心心念念的議題大概就是要如何挽救...

▌1949後傅雷《貝多芬傳》在兩岸的接受

即便傅雷懷抱著拯救中國的熱忱,但傅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並沒有獲得應得的對待。在1958年的反右運動中傅雷先被打為「右派」,其子著名鋼琴家傅聰也決定於同年離開中國,借道波蘭,前往英國尋求政治庇護。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傅雷更是因為不堪紅衛兵羞辱,而與妻子雙雙於家中自盡。

雖然傅雷在1979年改革開放時已獲得平反,其所譯的《貝多芬傳》也於同年重新出版,只是從《中國知網》(中國的學術期刊資料平台)的搜尋結果來看,傅雷的譯作沒有在中國知識圈激起太多的討論。直到2000年代,傅雷的譯作才重新被提起。但在這些關於《貝多芬傳》的評論文字中,大部分是著墨於對於「貝多芬」形象的欣賞,而沒有特別提及傅雷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過去大約十年來,開始有文章從「翻譯」的角度出發,解析傅雷譯本的藝術價值,只是譯本中原來想要拯救民族的企圖卻鮮少有人觸及。

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傅雷譯的《貝多芬傳》曾被重新印行多次。目前最早的紀錄應該是1950年代新興出版社所發行的版本。或許國民政府允許《貝多芬傳》發行,也有意借用傅雷譯本中所隱含的奮鬥不懈之意,從側面附和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但又因為當時兩岸之間緊張的情勢,而不願讓依然身處中國的譯者名稱出現在圖書上,因此傅雷的名字被替換成各種莫名其妙、看似筆名的假名,例如「宗侃」或「莫野」。

類似的狀況也不只發生在《貝多芬傳》上,許多同樣由新興出版社發行的書籍也都有同樣的情況。另外,在新興出版社的版本中(此版本有數位化可供線上瀏覽)也沒有收錄傅雷所寫的序文以及附錄〈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以至於弱化了傅雷想要透過音樂救國的初衷。無論如何,傅雷的譯本終究開始在台灣流通,後續也經過多次再版,直至今日。

過去幾年來,除了將文字內容重新發行外,也出現了其他的呈現方式,例如央視所製作的「朗讀者」系列節目就曾用朗讀其中的段落搭配音樂演奏來詮釋《貝多芬傳》。在其中所選擇的片段中依然是強調貝多芬如何在逆境中努力不懈,最終為世人「用痛苦換來歡樂」。

「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傅雷因為不堪紅衛兵羞辱,而與妻子雙雙於家中自盡。圖...

▌無法脫離政治/社會/文化脈絡的音樂詮釋

一直以來,古典音樂往往容易被視為一種「超越單一時空的不變存在」,認為作品或作曲家是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或地域,都是一種普世性的永恆存在。但就如同本文所回顧的,即便是貝多芬的形象,也會透過肖像畫、傳記…等等非關音樂的媒材所中介,而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而得到不同的詮釋。在傅雷所寫的附錄中之後,傅雷認為貝多芬的音樂預示了德意志民族的復興,可以想見,傅雷強化貝多芬作為德意志民族精神象徵的目的,應該也是希望能夠更進一步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用以救國。

學者楊建章指出,這種強調貝多芬與德意志民族精神之間連結的文字,其實是羅蘭想要避免的。畢竟在羅蘭寫作《貝多芬傳》時,德法兩國正激烈的彼此競爭,從而使羅蘭不願過多地將貝多芬塑造為德意志民族英雄。

因此,透過這次《貝多芬傳》在台灣重新發行的機會,希望為這份經典著作的經典譯本提供更多的脈絡,讓讀者們能在閱讀時得到更多的樂趣,也重新思考在當前的台灣社會中,欣賞古典音樂可以有哪些超越音樂領域之外的意涵。

透過這次《貝多芬傳》在台灣重新發行的機會,希望重新思考在當前的台灣社會中,欣賞古...

貝多芬傳

作者: 羅曼.羅蘭

譯者: 傅雷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22/03/29

內容簡介:傳記文學不朽經典《名人傳》第一部,羅曼.羅蘭的《名人傳》是眾所公認的「精神成長之書」,激勵了一代代讀者,尤以第一部《貝多芬傳》為首。傅雷一九四二年原始譯本,原汁原味,典藏唯一首選,為了「完成介紹的責任」,傅雷特別撰寫了兩萬多字的附錄,以音樂鑑賞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筆與貝多芬心靈相通,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彼此呼應」。

編輯/林齊晧、賴昀

王敏而

牛津大學音樂學博士。研究興趣為後殖民理論以及東亞國家如何回應西方音樂傳入後所造成的衝擊,平時也涉略二戰後當代東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史。

深度專欄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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