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戴頭巾的自由？伊朗與法國兩種極端的「頭巾政治學」

近來伊朗爆發反政府活動，起因是一名22歲的庫德族婦女阿米尼（Mahsa Amini）沒有依照政府標準戴頭巾（hijib），在德黑蘭被攔檢時遭到宗教警察逮捕，並於拘留期間疑似被虐死亡。阿米尼之死引發了大規模群眾抗議，學生、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紛紛走上街頭，從德黑蘭蔓延到全國各省。

截至目前，街頭抗議仍在持續，伊朗官媒在9月24日表示，至少有41人在混亂中死亡，然而伊朗人權組織10月2日統計，至少133喪生，超過千名示威者被捕。除了強力鎮壓外，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政權視抗議為外國陰謀，封鎖Instagram等社交軟體程式，並進一步限制網路連結，阻斷群眾動員和聯繫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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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是萊希上任後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過去幾年裡，伊朗多次爆發抗議，其中許多示威是因經濟議題引爆，少部分是關於民權與民主。本次群眾運動的目標是反對強制女性戴上頭巾的強制性法令；由於伊朗是神權政府，宗教政權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因此一些宗教人士表示抗議群眾是美國傭兵，抗議的目的是宗教鬥爭，未直面群眾訴求，反將局面導向「政權保衛戰」。

有些學生以校園為基地，持續進行抗爭，伊朗安全部隊遂以鎮暴為由侵入校園，發射催淚瓦斯驅趕學生，並加以逮捕。最高領袖哈梅內伊（Masoud Khamenei）也出面譴責示威群眾，指責美國和以色列錫安復國主義在幕後操縱，並表示「支持安全部隊粉碎敵人的陰謀」。但這種論點對年輕人來說是陳腔濫調，特別是這次抗議是由女性引發的行動。

▌穆斯林女性的反宗教壓迫之戰

長期以來，部分穆斯林女性未曾放棄對女權的追求與宗教壓迫的反抗，這股浪潮先在伊朗點燃，跟著擴散到部分中東國家，如敘利亞、黎巴嫩等，都可見支持伊朗女性摘除頭巾的聲音。摘除頭巾漸成為伊斯蘭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s）對抗僵化教義的代表，進一步挑戰傳統文化。

除了宗教涵義外，頭巾也有著高度的政治化象徵。上世紀30年代，軍官出身的伊朗巴列維王朝第一任國王沙阿（Reza Shah）決定進行世俗化改革，政策包括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伊斯蘭面紗，包括頭巾與罩袍（chador）。這項禁令其實是針對神職人員與保守宗教家庭，一般從事農業的婦女，通常沒有穿戴面紗的機會。

沙阿的世俗化措施很快就受到傳統人士的反對，像是1935年沙阿下令強迫所有伊朗男性戴上歐洲風格的圓頂禮帽，馬沙德（Mashhad）市民與神職人員群起抗議，遭到軍隊鎮壓，導致近百人喪生，種下巴列維王朝敗亡的遠因。巴列維王朝因強制女性取下頭巾之舉，使傳統女性受辱，因此在部分倡導自主權的改革派女性當中同樣不受歡迎，然而伊斯蘭面紗在後來變成伊朗現代化象徵，改革派女性雖不支持王朝，但也不想穿戴面紗。

到了70年代後期，何梅尼回歸伊朗，夥同什葉派教士逐步奪取權力，形成神權（theocratic）共和國。1979年3月7日，何梅尼下令所有女性在工作場合須穿戴面紗，否則禁止進入，次日正是國際婦女節，數萬女性走上街頭抗議，反對神權控制人民的個人生活，最終此命令沒有形成強制性法律。

然而到了80年代，何梅尼與教士、官員聯手發動「文化大革命」，立法強制婦女戴上頭巾，違反者被定義為刑事犯罪，可能受到監禁、罰款、甚至鞭打。至此伊朗女性失去選擇衣著的自由，直到2017年的白色星期三運動，女權人士才又逐漸集結，以身試法對抗政權。

除了對內嚴格執法，伊朗政權也將這套規矩加諸於外國人士——所有入境伊朗的婦女，包括外交使節都得戴頭巾，引起眾多反彈。如2016年法國航空恢復巴黎到德黑蘭航線，公司要求女性機組員必須戴上頭巾，遭到大量女性員工反對，法航遂同意女性機組員可以不接受飛往伊朗的班表。

▌法國的頭巾面紗禁令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回應歐洲社會對伊斯蘭移民的不安情緒，有些國家立法限制穿戴全臉面紗（niqab）。像是法國於2004年禁止在公立學校穿戴可見的宗教符號，包括伊斯蘭頭巾、基督教十字架等，2010年後又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全臉面紗，除非是在宗教場所禮拜等，違者會被處以罰金，其他歐洲國家則有部分地區實施類似禁令。

法國的面紗禁令在議會獲得多數贊同通過，大部分議員認為這是堅持世俗主義的歐洲價值觀，向原教旨主義穆斯林發出維護女性尊嚴和權利的訊號，不必屈服於父權下的強制衣著。但有些較開放的伊斯蘭人士則批評法國侵犯了穆斯林女性的選擇自由，這種世俗主義和它所反對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無二致。

2014年法國穆斯林婦女對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法國的面紗禁令違反《歐洲人權公約》部分條款，如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權利等。法院審理後，同意法國的觀點——該法律是為維護公共安全，，法院更接受禁令乃是為了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尊重社會生活的最低要求，裁定未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但對禁令的必要性持保留態度；之後歐洲法院審理比利時案件時，也採同樣態度。

近年來歐美頻傳伊斯蘭極端份子恐攻，法國屬於重災區，像是2015年查理週刊員工屠殺事件、2016年尼斯卡車襲擊事件等，都加深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2020年一名法國教師因在課堂上向學生展示穆罕默德的漫畫，而被車臣難民斬首、震驚法國，從而催生了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法案。

儘管歐洲人權法院支持除去面紗可促進一國人民的社會化，亦表示要謹慎使用禁令、仔細審查限制的必要性，但在當前政治氣氛下，法國立法有越來越嚴的趨勢。2021年法國參議院通過打擊分離主義法案，當中有禁止18歲以下的女孩在公共場合戴頭巾、禁止全身泳衣布基尼（burkini）等條款引發爭議，最後這些條款未被列入法案。

今年在法國總統大選前夕，參議院又通過一項禁止在體育賽事中穿戴頭巾的法案，理由是體育中立，賽事中不得出現任何與宗教、政治等議題有關的明顯象徵。此法案同樣遭到強烈抗議，後來也沒通過國民議會批准，但無疑地又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對立情緒，以及對伊斯蘭社群的壓力。

▌法國與伊朗的兩種「極端」

從法國和伊朗的強烈對比不難看出，極端的法國世俗主義和伊朗神權主義結成古怪的「聯盟」，雖然禁止或強迫女性穿戴頭巾的理由南轅北轍，但本質上都是迫害女權、戕害自由。塔利班佔領阿富汗，推動嚴格宗教政令、沙烏地王儲殘殺記者，已導致伊斯蘭形象重挫，如今伊朗再度打壓抗議群眾，只會使西方更加敵視伊斯蘭國家。

就伊朗而論，頭巾已上綱到神權象徵，其政權只有血腥鎮壓或被革命推翻的選項，漸進式的改革現在幾乎不可能存在，頭巾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會是統治工具。但在西方而言，穆斯林女性常因頭巾遭到汙名化，無論是求學或工作都可能面臨不公平待遇，對穆斯林女性穿戴頭巾應有更多的容忍。

可惜的是，在伊斯蘭恐慌症日熾的歐洲，無論左右派都顯得更為激進，將穆斯林女性堅持穿戴頭巾作為拒絕同化的代表，一味禁止反而會讓她們更加疏離所謂的歐洲價值觀。如何平衡自由與安全，對歐洲來說，是必須面對的艱難課題。

在西方聲援伊朗女性起而抗爭的同時，應讓世界知道，生於自由的穆斯林女性擁有選擇，可以是因為她們覺得穿著頭巾得體或時尚，可以是讓她們安心肯定自我的宗教身分。透過鼓舞伊朗年輕一代追求民主，是除了制裁伊朗政權外，推動伊朗長期革命進程的最好方式。

責任編輯／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