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k This Job(下)普丁在看你...一位俄國記者見證的新聞時代
控制媒體者,就能控制人心
Whoever controls the media, controls the mind
紀錄片《來幹電視台》(F@ck this job)的片頭,是美國詩人暨搖滾歌手吉姆.莫理森(Jim Morrison)的名言,導演人薇拉.克里切夫斯卡婭(Vera Krichevskaya)似乎以此預示俄羅斯寡頭控制媒體的原因。
這句話,與喬治歐威爾的句法相似,讓人不禁想像,若喬治歐威爾活在當代,或許也會同意媒體控制是威權統治的重要路徑。然而,水能覆舟,也能載舟,對想要翻轉政治、實現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來說,媒體也是關鍵工具──蘇聯解體前夕,「電視」便成為意識形態交鋒、競奪之處。協助戈巴契夫實行重建政策的俄羅斯重要思想家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就如此說道:「拿下克里姆林宮之前,你必須拿下電視台。」
俄羅斯政治人物將媒體控制視為政治治理的必要手段,與其國族文化有關。俄裔英籍記者亞凱迪.奧卓夫斯基(Arkady Osttrovsky)在《製造俄羅斯》(The invention of Russia)中如此解釋:俄羅斯是一個以思想為中心的國家,媒體在其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以制約反應研究著稱的俄國心理學家伊凡.帕夫洛夫(Ivan Pavlov)曾經評述,心智的任務是正確地理解真實,但是在俄國,「我們多半關心文字,不太在乎真實。」他怪罪知識份子的心智,即「國家的腦袋」,將俄國帶往布爾什維克革命。
「誰掌控媒體,誰就掌控了國家。」奧卓夫斯基寫道:近代俄國的歷史發展,都與產製「國家意識」者有關,「從戈巴契夫的重建時代以降,俄國新聞記者就不只是思想和計畫的傳播者,超越其他各地對記者的認知。他們成為國家計畫和思想的來源,依此身份,記者肩負使俄羅斯從獨裁體制脫身的重任,也要為俄國退回獨裁負責。」
俄羅斯媒體環境從緊縮到開放,再回到嚴峻控制,約莫是這三、四十年間的事,1974年出生於聖彼得堡的資深媒體人薇拉.克里切夫斯卡婭便感嘆自己簡直經歷了媒體環境鬆緊完整的輪迴:從蘇維埃的言論審查到新聞出版自由,到現在全然退回到絕對的封閉審查。新聞科班出身的她媒體經歷豐富:曾在國營媒體工作,也有獨立媒體經歷,更參與了雨電視台的創辦,並且拍製《來幹電視台》這部紀錄片,作為普丁政權如何收束媒體、加強社會控制的實錄。
為了進一步瞭解從戈巴契夫時代至今日普丁掌權的媒體環境變化樣態,我向克里切夫斯卡婭提出訪談的要求,行程滿檔的她幾乎是秒回信件,表示樂意但不保證挪得出空檔,這個互動可以看出媒體工作者的快速節奏,也讓我感受到這個烽火時刻俄羅斯知識份子肩上的承擔──此時,正是九月初,雨電視台(Dozhd TV)剛開了Twitter帳號,被迫關閉的他們,取得歐盟執照,已在拉脫維亞重起爐灶,以Youtube為媒介,繼續向俄羅斯觀眾報導真相。而克里切夫斯卡婭亦不斷轉推雨電視台的報導。
從克里切夫斯卡婭的推文,可以感受她對新聞工作的關注與熱情,而她之所以會走上新聞這條路,與少年時期經歷戈巴契夫的改革重建有密切關係。在戈巴契夫時期,據她回憶:許多事情幾乎是一夕改變,到處都是「新鮮空氣」,國營電視台部分節目的言論限制開始鬆綁,全國都能看到與過去不一樣的節目播放,人們漸漸瞭解自己過去接受到特定的政治宣傳,曾經被洗腦。轉變如此巨大,衝擊也很劇烈。
她感覺到現實生活的圖像每天都在變化,對她產生重要的啟發,也讓她在1988、1989年這段期間,立下成為新聞記者的志向。
知名電視節目《觀點》(VZGLYAD)亦是讓克里切夫斯卡婭走上新聞道路的推手──當時許多年輕人會避開乏味的蘇聯節目,轉而收看BBC電視台或是收聽美國之聲的俄語頻道,亞歷山大.亞可夫列夫便警告廣電頻道的主管不要干擾外國廣播電台,必須自己爭取年輕的閱聽眾,《觀點》就在這種情況下誕生。這個節目擺脫蘇聯時期教條乏味的口吻,透過穿著休閒的年輕主持人的穿針引線,讓名人或政治人物得以在這個平台討論社會時事。這個節目深受當時渴望改變的年輕世代的歡迎,也是蘇聯解體前一個改革的象徵。
而鍾愛社會改革、享受自由空氣、對言論開放興奮的克里切夫斯卡婭,就在這「嶄新的時代」,選讀新聞系,畢業後立刻投入新聞行列,「我未曾考慮過其他工作。」
學生時期的克里切夫斯卡婭曾在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第五頻道(TV5)的聖彼得堡地方台實習──她在90年代在國營電台解開限制時,亦曾回到那裡工作──但她真正的新聞工作起於1990年一家位在聖彼得堡(列寧格勒)的報社。這份報紙原屬於共產黨所有,但為了脫離共產黨掌控,整個記者團隊聚集在這座城市的主要廣場上罷工抗議,最終達成獨立自主的目標。這個經歷讓克里切夫斯卡婭印象深刻,但她仍強調,這是因為在戈巴契夫時期,共產黨已不是過往的共產黨,他們才會相信有獨立自主的可能性。
事情也沒有如此絕對。克里切夫斯卡婭在這個時期曾經歷過到的一次來自政府的威嚇,即是1999年8月蘇聯八月政變時期,「政府公務員來到記者們菸抽個不停的編輯室,要求我們移除藍白紅組成的俄羅斯國旗,掛回紅色蘇維埃旗。」
這個時期(1996-2002),克里切夫斯卡婭正在俄羅斯第一家私人資本營運、涵蓋全國電視網的電視台NTV工作──這也是這個國家第一個獨立新聞台。然而,普丁在其第一屆總統任期就摧毀這個電視台取得這家電視台的完全所有權。克里切夫斯卡婭因此辭職至烏克蘭工作,並以個人身份參與幾個計畫。
但正因為有NTV的工作經驗,深深影響且形塑了她,克里切夫斯卡婭對於參與獨立電視台、獨立的新聞頻道這件事,感到興趣勃勃,2007年便加入雨電視台的創辦行列,成為娜塔莎.辛迪耶娃 (Natasha SINDEYVA)的伙伴。雨電視台也成為千禧年後,俄羅斯唯一的獨立電視台———因為在這個國家開辦電視台,並不容易,克里切夫斯卡婭強調,電視營運是需要大量投資的事業,「並不會有人像辛迪耶娃這樣願意冒著風險、傾盡家產去投資這麼一個危險(toxic)的生意。」
從《來幹電視台》可知,雨電視台在播報示威衝突抗議或任何有爭議性新聞時,國營媒體仍文風不動,彷若這些事件沒有發生一般,似乎自廢新聞媒體的功能,也剝奪民眾知的權利。對此,克里切夫斯卡婭解釋,網路媒體、廣播、報紙仍會報導這些示威事件,但就電視而言,確實只有雨電視會播報這類新聞。
「在普丁的第一任任期中,支持政權的企業幾乎買下了所有的獨立媒體,」克里切夫斯卡婭向我說明政府之所以能操控媒體的變項,「在俄羅斯,只要一個媒體老闆改變,媒體機構的政策與方向就會隨之改變。因此,在2012年,也就是雨電視台成立之際,絕大多數俄羅斯媒體都在政府的掌控下。」
「當雨電視在有線電視獲得大量觀眾支持時,俄羅斯政府旋即通過一個法律,對有線頻道販賣廣告做出限制。」克里切夫斯卡婭除了在《來幹電視台》中呈現雨電視受到的威嚇,亦在訪談中補充普丁政權如何施壓,「其中主要手段,就是透過剝奪媒體收入,讓他們在財務上產生困難,製造壓力。」對於雨電視台,還有另個作法,便是對有線電視頻道供應商施壓。這意味著在俄羅斯的所有生活領域,都在政府的控制與鎮壓之下,克里切夫斯卡婭表示,在這全面控制中,或許還有做生意的空間存在,但對媒體事業而言,則非如此,「絕無可能(impossible)!」她忍不住語氣加強。
既然俄羅斯絕大多數媒體,尤其是電視,都屬國營媒體,我不免好奇:經過戈巴契夫的改革、體驗過自由開放的媒體環境的俄羅斯閱聽眾,對於國營媒體的信任程度為何?他們是否還受到支持?對此,克里切夫斯卡婭坦言,有六成以上的民眾仍傾向收看國營媒體,主要原因是這些媒體提供綜藝娛樂節目以及肥皂劇以吸引觀眾,但若論及他們對這些媒體的信任度,就又很難說,「每個人都知道電視上的政治宣傳是謊言,但在戰爭期間,鎮日看著這些政治宣傳的民眾卻又支持開打,選擇站在國家的這一邊。」她進一步表示,大眾會說「我相信國營媒體」,但如果私下詢問個人意見,每個人都會搖頭說不,他們不相信。
然而,正因為國營媒體只是靠著娛樂節目與肥皂劇維持觀眾的收視習慣,今年3月俄烏戰爭開打後,所有娛樂節目皆停止播映,收視率因此不斷下降,「當政府知道他們損失了什麼時,才又開始回復電視的娛樂節目。」克里切夫斯卡婭進一步補充。
我忍不住注意到,克里切夫斯卡婭出生那一年,正好是《古拉格群島》在法國出版,索忍辛尼因此被剝奪蘇俄公民權、遭驅逐出境的一年,當時他寫信給蘇聯知識圈,請他們不要依靠謊言度日,「在我們國家,成天撒謊不是貪腐天性一時興起,而是一種生存模式,是所有人安然度日的條件。在我們國家,謊言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份,成為維繫一切的至關要緊的連結,有數十億個微小口鈕,人人身上都安著幾十個。」
但生於這一年的克里切夫斯卡婭曾經看過真實,看過自由,看過希望,只是,今天,2022年的此時,獨立的媒體已不存在,獨立的聲音亦然——三月,普丁簽署一項法令,依據該法令,傳播「假消息」者,最高可判處15年有期徒刑,這條法令逼使九成獨立媒體工作者離開自己的國家,而絕大多數的網路媒體、報紙新聞都被封鎖,部分媒體只能選擇在俄羅斯境外繼續發佈新聞。索忍辛尼昔日的呼聲在每個出走的新聞工作者身上重現。
「這真的是這個國家的悲劇。」克里切夫斯卡婭感嘆:是往最糟的方向改變。她也清醒地說,儘管現在所有流離在外的俄羅斯新聞工作者都在重建自己媒體,但卻無可能重建媒體機構的商業模式,因為他們可能遭遇的挑戰如下:
如何在海外以記者身份生存?
如何向俄羅斯境內的人民傳遞訊息?
如何避免封鎖
如何取得俄羅斯境內的資訊?如何拍攝紀錄?又如何從那裡取回報導?
這些都是問題。即使如此,雨電視仍透過取得歐盟執照的方式,重新再起,且自7月18日起,雨電視的新聞復播,俄羅斯觀眾僅可以透過Youtube收看到這個頻道的新聞,「只要Youtube不被封鎖,每天就會有百萬觀眾收看我們的報導,但我們不知道這會持續多久。」克里切夫斯卡婭留給了我們一個悲觀的問號:「未來,我們的明天,是未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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