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討論安樂死？中國「好死醫療」的人間辯證

「當活著與死去都成了反覆折磨的痛苦，安樂死是文明的終極選擇？」今年3月在中國的人大會議上，有代表提案「中國應當安樂死合法化」引發高度的社會話題。來自河北、全國知名的鄉村醫師代表劉貴芳在會議上表示，中國法律不應迴避安樂死，應該盡早研擬政策，幫助更多不治之症患者「選擇死亡的權利」。提案旋即在中國社群網路上掀起熱議，從3月7日報導刊出後立刻成為全中國的焦點，關鍵詞「#代表建議安樂死合法化」是短短幾天內的熱搜話題。

微妙的是，以往中國人大的提案常常徒具形式、刻意營造「中國式集體民主」的政治氣氛，相關議案話題，往往在會議結束後就雲淡風輕。沒想到這一次的人大安樂死提案引發後續的話題發酵，是官方看風向的輿論測試、抑或安樂死議題真要進一步推動？也同樣令人揣測聯想。

實際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中國人大代表倡議安樂死合法化。1988年開始至今，不時就有相關提案急切呼籲，但都只停留在「有說法沒做法」的擱置狀態。這一回2022年再度浮上檯面的中國安樂死話題，儘管許多輿論認為，在文明進步的現代應該考慮一個「尊嚴死亡」的選項，但無論支持與否，背後涉及的道德倫理困境，卻也是舉世皆然的終極兩難。

安樂死議題放在中國的社會脈絡裡，同樣也有著面對生命折磨、苦無解脫的處境，反對意見認為安樂死違背中國生命觀和醫學倫理，但在訴諸抽象道德之外，更多人擔憂的是社會現實的殘酷可能——是否會出現謀財害命的極端案例？如何相信中國醫療的判斷不會失誤？彼此信任度低的社會現實，要怎麼確立安樂死真能合法無虞？因為人大提案而又掀起的議論，是中國曇花一現、卻又無法可解的人間辯證。

▌中國安樂死迫在眉睫？人大提案的合法化問題

中國俗稱的「全國人大會議」今年3月5日在北京召開，過往都會有來自各省的代表分別提案，就社會經濟各個層面與細節，提出問題與方案。這些提案未必具有實質效力，但往往會成為測試風向、釋放政治訊號的參考指標之一。今年較為出人意表的，是來自河北人大代表劉貴芳，提案建議：

劉貴芳的提議隨即成為新聞熱門話題，在微博等社群網路上掀起正反兩面的議論，微妙的是與過去會議結束就熱度銳減的人大話題不同，這一次的安樂死爭議接連的倫理省視與生死辯證、乃至於中國過去多次提案的歷史軌跡，話題後續仍在發酵。

實際上劉貴芳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只有模糊性地說要盡快立法、僅適用於絕症病患，沒有更多相關技術細節的討論。劉貴芳的立場，是基於她長年的鄉村醫生執業經驗，以及後來經營長照設施、親眼目睹病患苦難的觀察，期望中國能有「文明進步的選項」，解脫絕症帶來的折磨。

中國的安樂死爭議有跡可循，人大提案也並非首例。1988年的人大會議，中國婦產科學嚴仁英與兒科專家胡亞美，就率先提出過安樂死的初步觀念；1994年左右開始，類似的提案和呼聲時不時在會議中出現，1997年也發起了中國第一場直接探討安樂死合法可能的學術研討會，儘管支持擁護的人數越來越多，但涉及巨大的倫理與道德困境，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現今的習近平掌政年代，始終是一個有人提議、但無人敢更進一步的難題。

▌王明成事件：中國第一宗安樂死爭議

中國第一起震驚全國的安樂死爭議，發生於1986年。陝西漢中人王明成，其母親肝硬化引起的腹水，病重住院治療，但多次醫治仍未見起色，飽受病痛折磨的母親也時常哀嚎想一死了之。王明成與妹妹於心不忍，向主治醫師蒲連升詢問有無減緩病痛的方法，蒲醫師判斷認為王母的絕症已無救治可能，但中國還沒有任何安樂死的相關合法措施，儘管王明成多次要求醫師執行安樂死，蒲連升都予以拒絕。

然而深為主治醫師的蒲連升，明白王母的痛苦生不如死，1986年6月28日答應王明成的安樂死要求，開立處方寫著「家屬要求安樂死」字樣、雙方簽名後，以注射鎮靜藥物「複方冬眠靈」的方式執行，j王母最後在6月29日凌晨失去生命跡象。不過王明成的大姐與二姐因事先不知情，得知醫院協助安樂死之後，要求院方賠償醫藥費和喪葬費，全案因此曝光而掀起司法風暴，王明成與醫師蒲連升雙雙被以故意殺人的罪嫌逮捕。

這宗案件纏訟多時，但因王明成的處境頗令社會同情，使得司法處理上遲遲未有明確結果。1990年3月，王明成與蒲連升被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但在1992年的二審結果，最終宣布王蒲二人的行為無罪，判決認為「注射冬眠靈增加昏迷程度、促進死亡，但並非死亡的直接原因」。

雖然兩人最後無罪，但全案的後續轉折卻是令人感慨——違背專業倫理的蒲連升，難以重返醫療職場，也公開在媒體專訪前表示對於當年的決定後悔萬分。而王明成自己在2000年罹患胃癌，歷經多次手術後病情持續惡化、癌細胞擴散，住院期間承受極大的痛苦折磨，王明成直接向醫院要求安樂死，但被院方果斷拒絕，最終在2003年病逝。王明成的案例，讓不少中國人思考安樂死的可能性，但跨越殺人與協助自殺的道德界線，衝擊人倫家庭的終極選擇，仍是沒有清晰答案的人間辯證。

▌他山之石：比利時的緹娜妮絲案

中國社群的討論中，也時常以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前例，做為支持合法化的參考。不過即便是在「最寬鬆」的比利時，時至今日一樣也發生難解的爭議。比利時在2002年將安樂死合法化，不過後續亦曾衍生出醫療法律糾紛。《布魯塞爾時報》報導，2010年4月27日，比利時登得爾蒙德（Dendermonde）一名醫生對38歲的女性緹娜妮絲（Tine Nys）實施安樂死，當時她正遭受強烈的心理痛苦（psychological pain），妮絲在家人的陪伴下，接受醫師的安樂死注射去世。

整個實施過程依照比利時的法律規定，前後有兩名醫生批准，分別是妮絲的全科醫師與精神科醫師，並交由第三名醫師凡霍夫（Joris Van Hove）執行。按照程序，安樂死委員會也對這個申請案例進行審查並通過批准。但緹娜死後，她的兩個姊妹卻出來指控醫師違法執行，屬於刑法中的毒殺，全案開始針對三名醫生進行調查。

《BBC》報導指出，妮絲的姐妹和檢察官認為，妮絲之所以「想死」，是因為當時她正經歷一段失戀的情緒風暴——她是因為心理痛苦而想要安樂死——但她們認為「心理痛苦」並不屬於比利時法律所要求的「不治之症或是心理疾病」。除此之外，當時妮絲也才剛被診斷出自閉症不久，醫師是否真的就足以對她的疾病判定為「無法治療」。

依照《BBC》引述比利時公共衛生服務部門的說法，符合申請安樂死的條件，是患者的疾病「必須出現持續的、難以忍受且無法治療的身體或精神痛苦」（unbearable and untreatable sufferling）。在病患反覆且明確表達死亡意願後，會經由前述提到的醫師評估、還會有一個月的緩衝期。醫生也可以選擇實施安樂死、同時也保留讓醫師拒絕實施的權力。

不過比利時的法規也被認為是相對寬鬆安樂死法規，因為沒有明確列出適用疾病。過去也有病患因為精神疾病如重度憂鬱症等，而批准實施安樂死的案例。根據《美聯社》2017年的資料，每年在比利時約有2,000人安樂死，其中約有40個案例是因為精神疾病帶來的痛苦。

然而緹娜妮絲案之所以爭議，在於根據醫師在法庭的說法，他提到緹娜在童年時期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也在她年輕時多次曾試圖自殺，亦被醫療診斷罹患有自閉症。「在每次諮詢中，蒂娜都要求安樂死，」他說。「她堅持要求安樂死，因為她經驗到的治療已經沒有任何效果了。」她的精神科醫師寇辛（Paul Cosyns）也表示，在他的評估當中，他認為：「緹娜的意識很清楚，她很清楚自己在問的事情，也知道將會發生什麼。」

最終，緹娜妮絲案經過陪審團審議後，三名醫師獲判刑事無罪。妮絲的家人繼續要求上訴，交由高等法院，針對第三名醫師，也就是執行安樂死的凡霍夫繼續採取民事途徑上訴，法庭必須決定凡霍夫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向妮絲的家人支付賠償金。

▌中國反對安樂死的理由：文明發展的矛盾？

2022年的人大提案，在會議結束以後除了社會輿論的發酵之外，仍未見中國政府有任何表示或政策風向。無論民間支持與否，似乎都還是像過去的軌跡一般，最後不了了之。中國官方自己有何見解？2019年衛健委倒是曾經發表過具體的反對說法：

類似的反對說法，在這一回的人大提案討論裡時有所見，之中也有不少民眾質疑，就當前的中國社會實態而言，安樂死合法化恐怕會衍生更多問題，諸如醫療專業判斷的錯誤、或是根本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被安樂死」、相關醫護專業的培訓不足...等執行細節的困境。同時在政府鼓勵多生、強調安寧療養的政策之下，安樂死議題牽連太廣，恐怕會掀起意想不到的社會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