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新聞換功德積分？專訪國際專欄作者黃哲翰

「身為台灣人，你今天關心國際新聞了嗎？」在許多人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中，關於國際新聞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經驗，就是會被師長、家人提醒「不能沒有國際觀」、「要多看國際新聞」。而隨著近10年來的社群網路竄起，各種專門播報國際新聞的新媒體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國際新聞」似乎也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的新聞文類。

然而，所謂的「國際新聞」與「國際觀」，到底是什麼？台灣對於國際新聞的想像與需求從何而來？當我們書寫遠方戰爭與災難，我們真正在談的又是什麼？

本次轉角國際專訪專欄作者黃哲翰，曾就讀政大新聞系與哲學系、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院博士畢業，現定居奧地利。作為從2015年就加入轉角國際的專欄寫作者，哲翰幾乎是元老級的創始成員，不僅能夠撰寫國際時事、也能夠進行深度的歷史書寫。

▌起心動念：為何成為專欄寫作者？

問：過去在轉角國際擔任編輯以來，一直都知道哲翰是可以寫長篇的深度歷史評論、也可以寫歐洲政治局勢的多面向寫作者。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哲翰當初是怎麼成為轉角國際的專欄作者的？什麼契機使你開始寫作？

答：我大概從2015年下半轉角創站開始加入，到現在已經快七年了。主要其實是那段時期台灣特殊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是在2012到2014年間，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從2012年的反旺中媒體壟斷運動、全國關廠工人案、2013年洪仲丘事件、到2014年318運動，當時的台灣社會開始有很激烈的討論，關於什麼是民主、勞權、公民不服從。當時的台灣很想要追求成為公民社會，但不確定我們想要的公民社會是什麼。

而在那個時候，臉書還是一個發展蓬勃的公共領域舞台，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廣義的台灣政治啟蒙經驗。由於那時我還在德國，除了談台灣議題之外，也很常寫一些德國的觀察經驗，就慢慢有一些曝光，也有媒體轉載。大概就是這樣被轉角找到。不過當時我寫德國還寫得很生澀，對德國的認識並不很深，會很天真地想用借鏡的態度，拿德國經驗來回應台灣社會的議題。

因為當時的書寫很粗糙，也曾經出過問題。就是太陽花運動衝行政院、後來發生警察暴力的期間，那陣子我剛好參加完法蘭克福聲援的遊行，我看到當天德國警察對我們都很友善，於是我就快速地寫了一篇文，去凸顯德國警察也有保護示威者的一面。

但這篇很粗糙的臉書貼文就被媒體轉載，當時我們轉角的另一個作者戴達衛應該也有看到，因為幾年後達衛也寫了一篇講德國警察擴權法的題材，還有警暴爭議、德國警察偏袒極右翼等等的問題，當時他在臉書貼文的時候也提到，以前看到有台灣人寫文章，對德國警察有美好的幻想，但當時這篇嘈點滿滿的文章就是我寫的（笑），是我當年太傻太天真太片面了。

我成為轉角作者的契機，就是在台灣從政治冷感醒來的脈絡之下，我希望能為台灣成為理想公民社會的夢想來努力。我在德國，我能做的就是能用我的角度來刺激台灣社會的想像。所以起心動念或者是說加入轉角的想法，就是這樣。讀者或許可以發現不是每篇，但大部分文章幾乎都有藏有一些想要刺激社會的想法。

▌當我們談論國際觀：背後的「實用主義」論

問：一直以來，轉角國際都致力於在處理各種國際局勢分析以及區域衝突事件，近年的例子就比如香港反送中、阿富汗撤軍、俄國入侵烏克蘭等等。我自己也注意到，很多時候我們在國際新聞的閱讀過程中，其實也有點像是在尋找自己、或者會多少帶點自我投射去看這些國際議題。好奇你覺得國際新聞對我們的讀者提供什麼？它可以是種從他者身上得到的借鏡嗎？

答：這個問題有點說來話長。當然這種以國際新聞為己用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嚴格來說也不算什麼大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台灣人有些實用主義經常變成堪用主義，就是隨便湊合下就好的短線心態。「堪用主義」這個詞是我借用台灣攝影家陳尚平在新活水的專欄文章所寫的。他去捕捉台北街景，很多地方都是凌亂拼湊而成的日常奇觀——例如服飾店會用壞掉的假人模特兒擋在騎樓，上面寫著「請勿停車」；或者用兒童巧拼拼成汽車輪胎防狗尿的盾牌……這類的景觀大家在台灣都太熟悉了（笑）。陳尚平把這個稱作「大人的勞作」，就很可愛、聽起來有點巨嬰但很可愛。

我覺得台灣看待國際新聞的態度也有點像是「大人的勞作」，台灣有些人對於脈絡通常都不太耐煩，而是想拿國際時事來佐證自己的世界觀、或者是當成自我表演的談資，所以才會出現一些方便堪用的拼湊。

我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說台灣社群媒體上面，有人會舉證說德國經濟對中國是高度依賴，這沒有錯。德國在人權問題上一向對中國很軟弱，這也是。還有德國在美中之間不斷搖擺、福斯汽車有任用新疆勞動力的問題。而從這些資訊中，輿論會拼湊出一個圖像，就是「德國企業都為了人民幣親中舔共」這樣的說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們又看到說德國自民黨（FDP），它對中國的態度是德國政壇中最強硬的，於是大家又開始讚賞自民黨、但卻不覺得哪裡怪怪的。自民黨其實是最能代表德國企業的政黨，它是資方的政黨。那到底德國企業是親中舔共、還是對中強硬呢？

事情脈絡通常是很複雜曲折的（中略），很多議題不能單純劃分成僅有親中與反中的兩種選擇。

▌苦難與創傷：人類最私密的集體經驗

問：我自己常常在寫稿時自問，有些文章如果從商業考量，確實可以帶來很多流量，而且可以預期的是越聳動，流量會越好。但是我也常常反思的是，書寫災難，呈現苦難之外，還能創造哪些不同的思考給讀者。

答：這就是涉及到一個掙扎，就是我們做的書寫到底算不算消費別人的苦難？我們是不是挪用他人的苦難來引起自己讀者的興趣？

我覺得這（書寫苦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到一點，就是書寫要有一個限度。如果要呈現他人的苦難，讓讀者有所同情或有所共鳴，那我們也必須要仔細梳理苦難的來龍去脈。比如你在安妮法蘭克那篇文章，如果提到1940年代納粹對猶太人的清洗，就要梳理安妮法蘭克的家族苦難，然後，梳理完之後，確認脈絡跟我們自己的苦難是不是很相似？這樣做類比，就比較少會有挪用別人苦難的道德爭議。

問：在進行國際新聞寫作、或者歷史寫作的時候，你怎麼去思考書寫他人／其他民族的歷史苦難這件事情？如何抉擇一個題目寫與不寫、還有書寫的目的？

答：書寫苦難是一個很複雜的題材。我認為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式能夠去呈現苦難跟創傷。我們找不到『正確』的答案去呈現，因為痛苦跟創傷是不可能直接地、如實地被傳承的。讓我借用一下漢娜鄂蘭在《人的條件》這本書裡面的說法：

也因此，人類總是很擅長遺忘歷史的傷痛。可是在這個公共領域裡面，我們只能用類比的方式，來趨近或是模擬歷史的傷痛。但這樣就經常出現一個弔詭的情況，就是越靠近、揭露得越多，反而越容易引起反感。

所以，怎麼講，當你把當年那個殘酷的情況揭露得太殘忍的話，就會引起很多爭議。有人會認為這不適合討論，像是納粹大屠殺、或是台灣過去的白色恐怖。但是它本來就是這樣的殘忍露骨啊。所以一旦我們去要求一種「無痛的」歷史公共討論，是很自我矛盾的。

問：哲翰提到的背景，是今年年初的納粹大屠殺紀念日，很多外媒都刊登了幾則納粹歷史相關新聞，其一是得過普立茲的紀實漫畫《鼠族》（Maus）被美國田納西州一所學校列為禁止教材、另一是小說《穿條紋衣的男孩》被許多歐美校園列為中學推薦作品，但近期卻有研究認為，該部小說雖是虛構作品，但一旦被編列教材，有誤導歷史之嫌。剛好一個是「必讀」、一個則是「禁讀」，其實也透露出關於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如何傳承下去的問題。那麼，你認為世上有一種「好的」的歷史傷痛或創傷敘事嗎？

答：我們可能永遠都要掙扎跟苦惱，並且最終找不到答案。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傷痛是最私密的個人經驗， 它本質上就是無法進入公共領域、也難以進入公共書寫的。另一方面也是，當我們努力要趨近歷史傷痛的時候，越是接近它，在公領域造成的各種排斥感也就越大。比如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創傷經驗，校園監控等等也都是如此。

不過我覺得，我們也不必太悲觀，因為我們永遠必須去掙扎與苦惱怎麼呈現這些傷痛，即使找不到答案，也不代表社會就會原地踏步、停滯不前。

我們在做國際議題或是歷史書寫的時候，其實討論這些議題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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