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的背叛者？出賣安妮法蘭克的「那個猶太人」真假之爭

「親愛的凱蒂，我已經搬進密室了，我來說說新環境的模樣吧。妳一定會很吃驚...」二戰期間，13歲的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克提筆寫下日記。她將本子暱稱為「凱蒂」，紀錄全家為躲避納粹追捕而躲藏在父親公司「後宅」裡的經歷。不過眾所皆知的是，安妮全家在兩年後，就因有人洩密而遭逮捕。幾個月後，安妮在集中營內過世，年僅15歲。《安妮日記》也在戰後由全家唯一倖存的父親奧托代為出版，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也是見證納粹治下荷蘭猶太人生活的珍貴史料。然而，當年到底是誰背叛了安妮一家人？一直是歷史上的著名懸案之一。

在經過6年的調查後，近期案情有了重大進展。一個由前FBI調查員潘科克（Vince Pankoke）組成的懸案調查團隊表示，當年「出賣」安妮全家的洩密者，可能是一名叫做阿諾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的荷蘭猶太人，並且他極有可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才出賣其他同胞」。

不過這個調查是如何進行的？當代鑑識調查技術，怎麼解開長達半世紀的歷史懸案？這個解答又是否能被歷史學界與猶太社群接受？至今仍有不少爭論進行中。此外，也有人對於這份研究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

▌親愛的凱蒂：安妮的苦難少女日記

安妮．法蘭克出生於1929年的德國，威瑪共和時期和家人住在法蘭克福。在1933年，安妮4歲時，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國會選舉勝出，父親奧托擔憂家人的安全，決定於隔年舉家搬到阿姆斯特丹展開新工作，並在當地開設了一家製造批發香料與果膠的公司。然而好景不常，在1940年5月，德國入侵荷蘭，身為猶太人的安妮一家人也從此被困在阿姆斯特丹。

1942年6月12日，安妮13歲生日時，父親送給她一本有鎖頭的花格布料日記本當作禮物。安妮將日記本暱稱為「凱蒂」（後來也曾變更過暱稱，大都源自她過去的童年玩伴），對凱蒂傾訴許多心事，包括祖母的離世、暗戀的男孩、學校的考試等等。其中可以發現，在躲藏之前的日常生活中，就已經處處都是針對猶太人的限制政策。

例如她曾寫道，在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必須配戴黃色大衛星、只能讀猶太人學校、不得乘坐電車與汽車、不得進入電影院泳池等娛樂場所、只能在下午3點到5點在猶太人商店買東西，晚上8點後不得出門走動等等。

在當時，有許多猶太人家庭會陸續收到「召集令」，從此人間蒸發。在安妮收到日記本的一個多月後，家人就收到通知，安妮的姊姊瑪歌也被列入了召集名單中。幾天之內，全家就倉皇逃離阿姆斯特丹的住家。奧托對外放出消息，聲稱他們將移民到瑞士。但在那天晚上，他們將所有要帶走的衣物穿在身上，裏頭藏著能帶走的財物出逃。安妮寫道，那天當他們臃腫地走在路上，「路人都對我們投以同情的目光。」

安妮一家在無法取得簽證離開荷蘭的情況下，就這樣和幾個親近的猶太家庭陸續躲進奧托公司辦公室後隱藏的「後宅」，用書櫃擋住門口避人耳目，從此開始了2年的躲藏生活。這些日記裡呈現的安妮通常是樂觀的，即使感到痛苦與恐懼，她也依然對生命抱有強烈的期望，在被逮捕前幾日，她還曾寫下：

1944年8月4日，黨衛隊收到密報，闖入奧托的公司並循線找到隱藏的「後宅」，所有人均遭到逮捕。而安妮日記的最後一頁，也就停在1944年8月1日，直到戰後出版時，出版編輯才書末留下令人戰慄的附註結尾：

被捕的奧托被迫與妻女分開，他們先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安妮、瑪歌與母親再被轉移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在飢餓與過度勞動之下，安妮母女三人陸續在痛苦中衰竭死去。當時與他們一起躲藏的其他猶太家庭也全數罹難——「後宅」中唯一倖存的人是爸爸奧托，他在奧斯威辛撐到了1945年1月27日，直到蘇聯紅軍解放集中營。

戰爭結束後，奧托輾轉收到女兒生前留下的日記，他把涉及過多家人隱私的內容刪除後，將其出版。奧托的後半生也致力於推廣安妮生前所留下的苦難見證。1980年，奧托在瑞士因病過世。

▌誰背叛了安妮？眾說紛紜的歷史懸案

不過，到底是誰出賣了法蘭克一家？事實上在過去已經有諸多推測，例如曾有人認為告密者是一名荷蘭的反猶太主義者阿勒斯（Tony Ahlers），過去就曾經多次威脅奧托、亦有人認為是荷蘭二戰史上惡名昭彰的猶太人臥底「告密者」安絲·范·迪克（Ans van Dijk）所為。也有人主張沒有人背叛，而可能是過去公司曾因竊盜案報警，讓警察無意間找到「後宅」入口才導致這場悲劇。

根據CBS《60分鐘》採訪潘科克的說法，這次前FBI團隊的研究方法，是使用現代調查技術、加上大量的文獻資料，以排除法的方式進行推論的。他們在阿姆斯特丹檔案館等地收集大量史料，包括照片、地圖、書信、戶政檔案、口述文獻等，透過電腦運算找尋其中潛在涉案者們之間的關聯，再以當時安妮一家藏匿的公司為圓心，標記了周邊地圖上所有關係人所在地點，推測這些人們的知情程度、以及可能的洩密動機，最終以排除法的方式，推斷出可能的「告密者」，是一名叫做阿諾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的荷蘭猶太人。

他們指出，這位可能的猶太人「告密者」范登伯格，是當時荷蘭的一名公證人（notary，近似於律師，專門處理法務、合約等相關文件。）根據《衛報》說法，在當時全荷蘭只有6名猶太公證人，因此范登伯格的地位備受尊敬，也頗受猶太社群信任。

納粹入侵後，范登伯格被選為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Amsterdam's Jewish Council）成員之一，這是納粹在佔領荷蘭之後成立的組織，挑選當地有名望的猶太人加入，目的是要讓猶太人自行監督猶太社群、掌控人口、後期也曾協助將猶太人「驅逐出境」，管理他們搭上通往集中營的列車。

潘科克指出，由於范登伯格的猶太委員會身分，他不時能獲得一些藏匿猶太家庭的地址資訊，這些地址沒有具體的藏匿者名字，也不能保證猶太人仍然躲在這些地址。而他們判斷范登伯格可能出於自保，將這些不知真偽的資料交給納粹。

根據BBC報導，支持這項推論的關鍵證據之一，是他們在近期發現了一份寄給安妮父親奧托的匿名信副本，信中明確指出范登伯格就是告密者。這封信並未寫著奧托的名字，只寫著「你的地址被洩漏了！」

其次，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在1943年解散，隨後這些猶太菁英也大都被送往集中營。然而奇妙的是，范登伯格與妻女並沒有在遣送名單之內，而是依然留在阿姆斯特丹。直到1950年，范登伯格因癌症過世。

而根據該團隊說法，收到這封匿名信的奧托，照理來說應該已知道出賣自己妻女的人可能就是范登伯格，但弔詭的是，奧托在1980年過世之前，都沒有將這個消息公諸於世。為何奧托沒有公開這位出賣消息的「背叛者」？

潘科克在接受CBS《60分鐘》節目採訪時表示，除了奧托本人或許也無法辨別消息真偽外，他推測可能奧托也擔憂，這樣反而會導致人們對猶太人社群之間產生更多的誤解或反彈：「也許奧托覺得，如果現在再提起這件事...可能會進一步火上加油。」他說：

▌調查未解之謎：告密紙條到底源於何處？

不過，這份調查報告仍然留下不少未解之謎。例如這封匿名信究竟是誰寫的？調查團隊如何證實它有絕對可信度？此外，身為協助納粹的猶太委員會成員，范登伯格是怎麼掌握到這份名單的？

當時安妮一家藏匿的公司，如今已成了紀念博物館「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博物館主任利奧波德（Ronald Leopold）對這份調查抱持懷疑。他指出，猶太委員會確實可能掌握某些人藏匿的地址清單，「但這個推論還不夠可靠，因為猶太人委員通常受到納粹的特別審查。」

阿姆斯特丹猶太委員會歷史專家、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所研究員瓦斯滕豪（Laurien Vastenhout）也懷疑：「為什麼躲起來的人會想向猶太委員會成員提供他們的地址？」此外，目前也尚無足夠證據，能夠證明猶太委員會真的擁有猶太人藏身處的名單。

「匿名信實際上是這個推論唯一的證據，」《以色列時報》引述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教授范德布姆（Bart van der Boom）的說法：「但這封信的存在和內容早在2003年就已經為人所知、甚至還出版了。」

「它最多只能證明，戰後不久，有人想讓奧托相信范登伯格是叛徒。」范德布姆說，就跟二戰後的德國一樣，戰後荷蘭也充斥著激烈辯論，亦曾出現有意的落井下石與復仇動機。范德布姆認為，當該團隊提出這封信作為范登伯格是背叛者的證據時，也必須要考慮到當年的社會氣氛。

▌大屠殺的倒置：「當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一員」

《紐約時報》指出，在納粹各佔領區中，荷蘭的猶太人死亡比例是全歐洲最高的——全國有75%的猶太人遭到殺害——1939年，約有14萬名猶太人居住在荷蘭，但到了1945年，只剩約3萬5,000人活著。

之所以荷蘭猶太人有如此高的死亡率，背後有幾個原因。第一是荷蘭的行政單位與民政紀錄非常詳細，在荷蘭王室與政府流亡到倫敦後，這些詳實的戶政資料，包括戶籍地址、家中人口、宗教信仰等紀錄都直接落入納粹手中，他們得以迅速掌握完整的猶太人資訊；另外，在當時荷蘭猶太人大多集中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在迅速遭佔領的情況下來不及、或者無法逃亡到其他國家，淪為納粹快速「肅清」的對象。

此外另一個事實是，當時亦有部分荷蘭公民協助納粹抓捕猶太人。《紐約時報》報導提到，有近15,000名荷蘭人在戰後法庭被定罪，其中約10%的人，是因為向納粹洩漏猶太人的躲藏地點而被定罪。其中152人被判處死刑，40人真正被執行。在這其中，也有一個被定罪的洩密者是猶太人：安絲·范·迪克（Ans van Dijk），她曾假裝自己是抵抗納粹組織的成員，主動提議想幫同胞尋找藏身之處，結果卻出賣了145名猶太人，甚至包括自己的親戚。迪克在1948年被處決。也有一種說法是，她亦可能是出賣安妮一家的「背叛者」。

《以色列時報》指出，安絲·范·迪克就曾舉報藏匿在「後宅」附近的兩名猶太人，並且這件事情剛好就發生在安妮一家遭到逮捕的一兩天前。因此也有人認為，安絲·范·迪克當時可能已掌握了附近的猶太人脈網，推斷也是她舉報了安妮一家。

正是因為這些「猶太人背叛猶太人」的黑暗歷史，過去關於荷蘭的猶太人研究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議題。瓦斯滕豪指出，「這些調查人員將他們的論點放在阿姆斯特丹猶太人委員會上，他們應該在處理這個話題時加倍小心。」

到底該怎麼看待猶太人在大屠殺中的罪責問題？漢娜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曾提到，「猶太委員會在大滅絕中所扮演的領袖角色，是整個猶太人黑暗史裡，最陰暗的一章。」

同樣出身猶太家庭的鄂蘭認為：如果沒有猶太領袖們協助行政和警察工作，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不可能完全實行。她指出：「猶太人的官員是可以被信任的，他們被用於編列名單與財產清單，確保錢財能從這些被驅逐者的手中順利轉到用於驅逐與滅絕他們的人手中，還可以用來追蹤清空的公寓、協助警察把他們送上火車。」鄂蘭更寫道：

然而該如何看待這樣的評判？轉型正義研究如何詮釋這種「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複雜處境？在猶太歷史研究也有另一種觀點，有個詞彙適用於描述此種狀況，叫做「大屠殺倒置」（Holocaust inversion）——指的是在某些歷史敘事中，往往傾向強調有些猶太人自己也是納粹的同情者或協力者，幫助迫害同胞，並從中榨取好處。儘管在許多情境中，這些事件是真確發生的史實，但在呈現的比例與修辭上，卻無意中放大猶太人的罪惡，讓他們似乎比納粹還要「天理不容」，而弱化了他們同樣身處受迫害的脆弱位置。

這會導致的後果是，讓真正的加害者——納粹——得以隱身於弱弱相殘的猶太人社群中，並強化了猶太人就是陰險自私的形象。美國猶太裔作家達拉·霍恩（Dara Horn）提到，最諷刺的是，「猶太人迫害猶太人」的敘事往往比「納粹迫害猶太人」更能夠吸引非猶太觀眾的注意力：

回到這次的安妮法蘭克調查，潘科克團隊也提到，找出兇手是誰，不是為了要妖魔化這個人，因為真正造成傷害的元凶是納粹，而非猶太人。還原事實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大家能夠自問，如果未來發生一樣的事情，人們會選擇怎麼做？

《紐約時報》引述阿姆斯特丹猶太文化區的負責人施賴維爾（Emile Schrijver），他說自己並不懷疑研究團隊的立意良善，但在研究方法與歷史思辨上可能還需要更多分析與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