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燒殺的心田：一行禪師與被救贖的「地獄大兵」

「歷劫歸來的戰士，該如何面對往昔的戰爭創傷與罪孽？」國際知名的越南佛教僧人——一行禪師——已於1月22日圓寂，享壽95歲。做為越戰時期推廣和平理念與佛學教育的一行，在西方社會的知名度不亞於達賴喇嘛，而一行特別關懷越戰受難者以及退伍軍人的精神痛苦，也透過戰後一系列的禪修工作坊而頗受好評。

美國在脫離越戰泥淖之後，重返社會的軍人們卻沒有從戰爭的陰影中撤出，戰後衍生的創傷症候群問題，不只連帶衝擊了退伍軍人的個人身心，更讓整個美國社會受到影響；而一行禪師是當時致力於替越戰軍人設計禪修與寫作療癒自我的佛教僧人。在一行影響的無數子弟當中，一位青年時代就投身越戰的軍人湯瑪斯，數十年飽受戰爭記憶的折磨，在其自傳寫作的專書《At Hell’s Gate》（台譯《正念戰役》），忠實記錄自己在越戰殺戮的過往，到如何藉由一行禪師與心理諮商的啟發，重新活出新生命的苦鬥歷程。

一行禪師（Thích Nhất Hạnh，俗名阮寶春）出生於1926年，16歲時在越南順化的慈孝寺出家，彼時正逢越南佛教復興運動的興盛，1930年代開始以西貢為中心，遍地開花的各類佛學會相繼成立，革新傳統越南佛教制度與知識轉譯在地化，除了用越語翻譯經典之外，也導入西方哲學和科學教育，一行即為當時沐浴在佛教復興風氣下的青年僧人之一，在那個初次嘗試現代化的年代，一行成為極少數接受西貢大學高等教育、又與社會保持高度連結的入世出家眾。

越南佛教在進入1950年代之後，各地的佛學會與僧團開始謀求團結，希望藉由「統一的佛教」來普及宣教，整理各大小宗派，當時在一行的故鄉順化，也舉辦了越南全國佛學會議，重新整理制定儀式戒律和佛學教育制度，一行本身也在1956年主編越南佛教刊物貢獻所學。而後一行在1960年得到獎學金，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攻讀宗教比較學，在語言、哲學、宗教學方面繼續深造，也奠基了日後能與西方社會溝通的深厚基礎。

然而本來邁向一統的越南佛教，卻在《日內瓦協定》之下越南分裂為二，佛教復興運動也在此後受到嚴重的挫敗——北越的胡志明壓制打擊所有宗教信仰，南越的吳廷琰支持天主教而厲行排佛——越南佛教情勢隨著越戰爆發而急轉直下。1963年南越更發生一連串的毀佛危機，順化的佛誕日槍擊案濫殺平民而引發眾怒；越南僧人釋廣德為了抗議南越政府的宗教迫害，不惜以自焚的激烈手段控訴，現場直擊的照片震撼國際，同一年一行禪師則從美國回到越南，發起組織來救援受戰亂災難所苦的民眾，也盡力保護南越的僧眾不受迫害。

越戰讓僧眾陷入戰火苦海，多次公開反對戰爭的一行，在1966年又重返美國，一邊在康乃爾大學主持佛學會，一邊宣揚和平反戰的理念，希望世人的覺醒，能終結在越南發生的一切暴力。彼時正值美國非裔民權運動的高峰，一行在返美的前一年主動寫信給了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以尋求非暴力抗爭的盟友，促成兩人在1966年首次會面。

一行極力遊說金恩能夠加入公開譴責越戰的行列，金恩雖然曾經表態過對美國涉入越戰的不以為然，然而過去幾年來考慮到白人盟友和詹森政府對民權運動的維護，金恩並未對越戰問題特別著墨，直到戰事惡化到無以復加、美國輿論的反戰情緒越來越激烈，同時黑人手足們接二連三被迫投入戰場「送死」的情景，在在連動到黑人民權運動的立場。

金恩在時勢的推力下，加上週遭盟友，包括一行禪師的說服，才終於在1967年發表了措詞強烈的反戰演說。在演說發表之前，金恩還公開提名一行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雖然最終沒有成功提名，但捲動世界的非暴力運動，已成為施壓反戰、反對壓迫不可忽視的浪潮。但世事卻是給了最為諷刺的回應——1968年金恩被刺殺身亡——當時連鮮少顯露怒氣的一行禪師，事後都回憶道：「感到相當生氣...，美國誕生了金恩，卻留不住金恩。」而在海外宣揚反戰的一行，同時也被南北越政府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的眼中釘，此後將一行禪師列為禁止入境越南的名單，從此成為流亡僧人。

旅居海外的一行在越戰結束之後，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資源來協助戰爭受難者，除了飽受宗教迫害的僧眾之外，也包括那些親身投入越南而深受戰爭創傷的軍人們。一行禪師在戰後陸續開辦了專為越戰退伍軍人量身打造的禪修工作坊，取名為「療癒戰爭的傷口」（Healing the Wounds of War），藉由簡單的靜坐、禪修體驗，彼此對話討論以及寫作，來撫平戰爭PTSD帶來的痛苦。

正因為越戰之後有關軍人的創傷症候群相關學理研究越來越多，美國社會逐漸注意到PTSD問題連帶影響的社會安全和身心健康。許多深受戰爭陰影所苦的退伍軍人組成了互助會，或尋求精神科與心理諮商的協助，而一行禪師一系列的禪修和寫作工作坊也頗受支持，而在數十年的工作坊努力下，曾有一位退伍美國軍人湯瑪斯（Claude Thomas）受惠於一行禪師的開導，他擺脫越戰夢魘的苦鬥經歷，成為最具代表性之一的重生案例。

湯瑪斯於1947年出生於美國賓州，祖父輩都是分別參戰過美西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的軍人，從父系一脈相承下來的軍人魂，卻變成湯瑪斯童年經歷的高壓教育，雙親對湯瑪斯的情感疏遠和暴力打罵教育讓他備受折磨，少年時代湯瑪斯學習空手道、喜愛競技運動，1965年高中畢業之後，湯瑪斯似乎有意無意走向祖父輩的路程，成功加入美國陸軍，而後在17歲那一年志願參戰越南。

1966年是一行禪師與金恩博士見面的關鍵年代，同一時間已投身越戰的湯瑪斯，於1966年開始擔任攻擊直升機組長（後於美軍西貢富萊基地的第166突擊直升機連服役），「我拿起武器，親手殺死了數百名越南人，換得無數勳章。直到我光榮退伍，殺戮才終於停止。」根據湯瑪斯日後的回憶描述，同袍皆以比賽殺人數目取樂，自己也不例外；而任務中前後被擊落過5次，湯瑪斯都僥倖生還。但一次地面巡邏任務，讓他留下難以抹滅的創傷：

湯瑪斯與隊伍其他4名士兵找到一名穿著僧袍的越南僧人，本以為安全無虞，沒想到僧人從懷中拿起預藏的槍枝開火，當場讓湯瑪斯在內的5名士兵重傷、其中3人死亡。儘管後來湯瑪斯倖存、並且於1968年退伍，當時的「僧侶突然開槍」情景卻成為湯瑪斯揮之不去的夢魘——看似「無害」的僧人為何朝我們開火？我們又是為了什麼在這裡彼此殺戮？——湯瑪斯察覺到自己仍未脫離越戰的恐怖，但選擇的做法和自己的父執輩一樣，從此不向他人談及越戰經歷、盡力使自己看起來「正常」。

但也如同許許多多越戰退伍軍人所面臨的痛苦類似，湯瑪斯多年來飽受PTSD之苦，聽到飛機劃過天際的巨響，就會立刻反射戰場空襲的經驗；遇到下雨天時眼前就浮現出越南雨季裡那些泥濘的屍體與哭喊，

每當閉眼入睡，越南場景就不時成為夢境，而那個曾經無預警開槍的僧人身影，始終纏繞在湯瑪斯心中揮之不去。長年的創傷症候群讓湯瑪斯被推到崩潰邊緣，甚至出門要隨身佩帶槍枝才能有安全感，也一度仰賴毒品而越陷越深，自己的婚姻和子女更因此破裂。

雖然湯瑪斯曾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協助下，逐漸拉回生活的正軌，也透過自我放逐的流浪旅行重拾人生，最後更是成功戒毒。然而到了1990年代，已經40多歲的湯瑪斯未能徹底根除心中陰影，未能向他人訴說的苦難依然糾纏湯瑪斯的身心，

而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湯瑪斯參加了「療癒戰爭的傷口」工作坊，透過書寫自身經歷來重整自我。經由寫作、禪修以及與他人對話的歷程，湯瑪斯得以追本溯源理解自己的創傷從何而來，又可以如何正視面對這些痛楚。在工作坊的引介下，湯瑪斯見到了在法國創設「梅村禪修中心」的一行禪師本人，

在一行禪師的啟發下，湯瑪斯被引入佛門、雖然一度動了出家為僧的念頭，但當時自覺尚未完全準備好而作罷。1994年湯瑪斯才跟隨了承襲日本曹洞宗的美國僧人葛萊斯曼 （Bernie Glassman，後來還俗，於2018年逝世）出家。

湯瑪斯出家之後，將自己的苦難經歷、一路到受一行禪師的啟蒙，終於化解長年的戰爭陰影，學會與創傷共處的這段精神奮鬥，寫成了自傳專書《At Hell’s Gate》（台灣翻譯版譯為《正念戰役》，由一行禪師曾經來台訪問的法鼓山出版）——從地獄之門歷劫歸來的士兵，勇於正面迎戰昔日的創傷與罪孽，最後尋得化解傷痛、活出生命責任的求道之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越南』。」湯瑪斯在《At Hell’s Gate》一書中，將自身的越南經驗比喻為世人可能面對到的創傷，而從他自己的轉化過程可知，這些苦難是可以化解、進而尋求苦難的意義。現年75歲的湯瑪斯，仍在替已故的一行禪師傳承他的正念教育，對於退伍軍人和PTSD患者的關懷，仍是現在進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