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踩著誰的屍體活下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滅頂與生還」

請你想像你是一位德國公司的主管，正在和一家義大利公司談生意。你們會談相當順利，臨別前，對方的義大利主管為了表示親切，嘗試用你的母語（也就是德語）和你說再見。沒想到這句「再見」一出口，你就嚇到了，因為對方口中的「再見」不但不標準，而且相當粗魯，意思與其說是「再見」，不如說更近似於「你滾吧！」

對方看出你神色有異，趕忙道歉，並解釋說自己從未正式學過德文，他的德文都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囚犯時學來的。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麼，但這大概不是一般人會預期在商場上碰到的情境。因為這不只牽涉到商務溝通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二十世紀最殘暴、最恐怖，也最匪夷所思的一場大屠殺──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用極其殘忍而又極有效率的方式，在集中營裡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集中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如何理解一位集中營的倖存者？這些恐怕都已超出了大多數人的經驗範圍。

但這畢竟是真人真事。前面提到的這位義大利公司的主管，是真有其人，名字叫做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游擊隊，被捕獲後因為具有猶太裔身份，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了一年，最後倖存了下來。戰後他在希瓦油漆工廠擔任總經理，直到退休。在那次商務會談以前，他真心以為他在集中營裡面天天聽到的那句近似於「你滾吧」的話，就是再見的意思。

作為一個倖存者，李維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在大屠殺結束後40年，寫下了關於集中營的回憶錄《滅頂與生還》。

經過了40年的光陰，記憶其實已經不太可靠。無論是加害者或被害者，集中營都是不願回想起來的記憶。有些人甚至必須刻意遺忘，才可能正常生活。這是40年之後才寫回憶錄，必然會有的缺點。

但也有優點。因為在40年光陰的長河中，李維可以相對清楚地看到：那些在集中營裡的日子，究竟對倖存者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都還看不出來的。

在《滅頂與生還》的開篇卷首，李維便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書一開頭，李維並未回顧任何一件在集中營裡實際發生過的事，而是回顧了集中營囚犯所做的夢。李維寫道，所有他知道、他認識的倖存者們，幾乎都曾做過一個情節極其相似的夢。夢中，囚犯們終於離開恐怖的集中營，回到家裡，鬆了一口氣的他們，嘗試將親身經歷的種種苦難說給最親近的人聽，但卻沒有人相信他們。最典型（也最殘忍）的夢境畫面是，有些人聽了他們的恐怖遭遇之後，卻不發一語，表情木然，接著悄悄轉身離開。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當他們在集中營裡時，納粹親衛隊的軍官總是以輕佻的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不會有人相信你們的。」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第二，「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而就算有人倖存下來，或者就算有部分證據保留下來，人們也會認為「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

然而，來自納粹軍官的警告，只是原因之一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實在太過恐怖、太過駭人；一般人乍聽之下，很容易因為這些事情超乎尋常，而拒絕相信。事實上，關於集中營的消息，早在1942年便開始流傳，但當時卻只有少數人相信。這一點，集中營裡的納粹親衛隊也相當清楚，他們有恃無恐地告訴裡頭的囚犯：就算你們活了下來，出去之後，人們也會因為你們所陳述的事情太過恐怖，而感到無法置信。

對集中營的囚犯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是一種深刻的折磨。囚犯們認為自己的遭遇不可能訴說出來，或者就算訴說了，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相信、所了解。然而另一方面，對許許多多普通的德國人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卻反而成了一種迴避真相、逃避責任的託辭。

李維指出，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年，集中營早已成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系。集中營裡關押了上百萬名猶太人，如此大規模的機構，必然需要一般民間團體或民間組織的配合，才能順利運作。李維特別提到，當時許多大大小小的公司、農場都和集中營有合作關係，由集中營提供免費的勞動力，定期定點去做企業需要的粗活。但，正如李維所質問的，

李維指出，或許他們是有想過、懷疑過，但他們因為害怕，或者因為追求獲利，而裝聾作啞。從集中營傳出來的種種不可思議的恐怖消息，反而讓他們更加心安理得地沈默，因為那些事情太過令人「無法置信」。

這就牽涉到李維提出的重要概念：灰色地帶。在簡單的黑與白、亮與暗、善與惡、作為與不作為之間，其實有著一大片曖昧模糊的灰色地帶。一個普通德國人可能會認為自己無從得知有關集中營的真相，無從得知希特勒反猶主義的真實意圖；或者就算知道一二，也會認為自己無能為力。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的不作為，並以此確認自己的無辜。對李維來說，這就是缺乏「灰色地帶」的思考──犯錯的全是「他們」，受害的全是「我們」。這種過度簡化的二分法，本身就蘊含著暴力。

李維的深刻，還遠不止如此。因為李維清楚（又沉痛地）指出，所謂「灰色地帶」，也存在於在集中營的囚犯之間。

在集中營裡，有種特殊的職位叫做「卡波」，意思是管理某個特定營房、特定小隊的小隊長。「卡波」往往也是被關押的猶太囚犯，他們或者因為比較精明，或者因為比較健壯，或者因為一些根本不可能釐清的原因，他們被納粹親衛隊相中，成為了「卡波」（Kapo）。

李維精準而深刻地指出，「卡波」們對待囚徒的殘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親衛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一個剛剛搭乘「死亡列車」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新囚犯們原以為會是同伴的那些人，卻是打他們打得最用力的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卡波如果不夠暴力，隨時會被撤換、被遞補；但李維指出，這背後其實還有更幽微、更陰闇的一層原因──老鳥們看不慣這些新人，因為他們身上彷彿還殘留著幸福的氣息，他們心中彷彿還懷抱著希望，他們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還聞得到「家」的氣味。而這些，都是老鳥們早已永久失去了的東西。

於是，我們不得不提到李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倖存者的罪惡感」。「倖存者的罪惡感」聽上去像是一組矛盾的詞語，因為按「正常世界」的邏輯，當然是加害者們才應該要有罪惡感，倖存者為什麼會有罪惡感呢？李維指出，

作為一個倖存者，李維在經歷了40年的光陰之後，仍舊無法擺脫這莫名其妙，但又莫名深刻的罪惡感。在回憶錄裡，他講述了一個令人錐心刺痛的故事：

戰爭末期，原本已經不夠分的飲水在集中營裡更是奇缺。有段時間，營中完全沒有飲水。囚犯們沒有力氣工作，只能躺臥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李維卻發現，某處牆角一截橫段的水管，還殘存有一些沒流乾的水。他把水龍頭打開，讓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面。

於是，李維遭遇了一個自由人不可想像的「道德抉擇」：要通知所有人都來喝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嗎？還是要自己獨享？最後李維選擇告訴營中的一位好友，兩個人偷偷摸摸地，把僅剩的水喝光。

解放後的某一日，李維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對方招呼也沒打，劈頭就問：「為什麼沒有我？」李維馬上知道這在問什麼，他當然知道。正是這份「當然」讓人心痛：他繼承了一份於義於理都不該屬於他的龐大罪惡感。這就是集中營帶給倖存者的深刻傷害──

《滅頂與生還》義大利原文版出版於1986年，同時，這也是李維寫過的最後一本書。隔年，李維從三樓住處一躍而下，終結了生命。另一位著名的集中營倖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為李維所寫的悼詞所言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