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斷的北漂：印尼信任危機？移工輸出大國的防疫淪陷記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已將近一年。作為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 ，印尼因為政府的失誤以及國內大量的人口流動而使其抗疫工作成效不彰。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群島國家共佔地192萬平方公里，從國境以西最北端的亞齊省到最東部的巴布亞省，直線距離大約為5千6百公里，若有直航班機，也得耗時7個小時，相等於吉隆坡飛東京的距離。目前估計總人口為2億7千萬，僅次於中國，印度和美國。

而印尼有1萬7千個左右的島嶼，其中有人居住的大約是6千個，有數百個不同族群，彼此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極為複雜，文化和語言也因區域而異。要維繫一個如此龐大而多元的群島國家領土之完整，堪稱不易，無怪乎曾經在印尼工作和生活過的美國記者——伊莉莎白·皮莎妮（Elizabeth Pisani）在《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一書中稱之為「最不可能存在的國家」( the most improbable nation)。

1945年二戰結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獨立以來，印尼整體的經濟發展就以爪哇島的幾個主要城市 ——首都雅加達（Jakarta），泗水（Surabaya）和萬隆 （Bandung）為中心，數十年來吸引了大批來自其他省份的移工前来尋找就業或經商的機會，島嶼之間的人口遷移非常普遍。紐約城市大學教授Partha Deb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政策分析師Papa. Seck於2009年所發表的一份研究顯示，在1994年和2004年之間，將近一半的印尼家庭有內部遷移的經驗 。

印尼在1990年末經歷了急速的民主化進程。1998年獨裁總統蘇哈托政權垮台後， 取而代之的執政菁英選擇去中心化，擴大各省份自治權，使多個軍方人士願意回到地方上競選首長職位，從而掌握當地的發展資源，也帶動雅加達和各地的經濟與勞力互動。印尼全國各個省份的基本薪資也依據地方上的經濟差異和消費水平而有所不同，例如在2020年，雅加達首都特區的最低薪資是每月298美元（約新台幣8,300），亞齊省則是224美元（約新台幣6,200），最低的是日惹特別省，只有120美元（約新台幣3,300）。 這些薪資的差距都會影響人口和資金流動，增加印尼全國內部遷移的幅度。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印尼成為東南亞人口最為密集，內部移民人數最為龐大的國家。然而，醫療保健系統卻沒有因為人口流動而相應提升；新冠肺炎爆發以後，公共衛生服務即面對嚴峻的挑戰，也直接影響了抗疫努力的成效。

爪哇島雖然約佔全國土地面積的7％，卻擁有將近全國一半的人口，即1億4千萬人，人口密度極大。截至2020年12月14日，印尼全國累計感染病例已逾62萬宗，爪哇島的六個省份當中的四個就排在前四名，分別為雅加達首都特區，東爪哇省，中爪哇省和西爪哇省，總計將近35萬個病例，超過總數的一半。

誠然，當歐美先進國家都在這場世紀疫情中逐一淪陷之時，要求一個人口密集龐大，流動性極高，醫療體系又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做到像台灣那樣傑出的抗疫工作，確實強人所難。但這不意味着印尼政府本身就能以此作為疫情飆升的藉口。

事實上，早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初，去年剛在選舉中連任，人氣急升的佐科威（Joko Widodo）總統就對此輕忽以對，認為熱帶氣候會影響病毒的傳播。海事與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Luhut Binsar Panjaitan）附和他在今年4月初的談話，進一步解釋「4月開始的炎熱天氣將弱化病毒的傳播能力。」

佐科威自2014年首次當選總統以來，就以親商的姿態吸引外資。因此，他選擇強調「個人的紀律」甚於「更為嚴謹而具體的抗疫措施」，普遍被視為不欲影響於4月底開始的齋戒月（Ramadan），畢竟在長達一個月的齋期，大批民眾的佳節消費和返鄉活動（印尼語俗稱mudik）都能帶動經濟成長。儘管確診病例不斷攀升，佐科威直到今年3月底仍然堅持：

印尼也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民主化以來，宗教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日漸擴大。早在佐科威發表「熱帶氣候論」之前，具有宗教司背景的副總統馬魯夫阿敏（Ma'ruf Amin）就曾於2月底公開表示印尼之所以成功躲開新冠肺炎的襲擊，是因為他和眾多伊斯蘭教領袖每天清晨舉行特別祈禱。

但印尼當時之所以尚未出現確診病例，其實是因為篩檢率極低。直到3月初，全國2億7千萬人口當中，只篩檢了不到5百人；直到4月初，每一百萬人當中，仍然只有36人被篩檢，但累計病例已經超過了2千人。

篩檢率之所以低，一方面是印尼最初三個月並無發現任何病例，當局因此過於自滿，疏於行動，另一方面則是相比於同樣是中等收入的周邊國家，印尼對公共醫療的投入最少。這也是印尼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在東南亞居首位的原因之一。

總統和副總統的談話或多或少影響了民眾最初面對防疫的態度，在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範措施上掉以輕心。加上當局於疫情初期並未加強宣導工作，許多城市地區的移工因為教育程度偏低，同時缺乏獲取相關資訊的管道，都嚴重影響了防疫的效果。

最為人詬病的是政府在宣傳不足之餘，警方還動用刑事毀謗法提告被視為散播假消息的人士，在社會上形成了寒蟬效應。例如一名巴厘島居民因在臉書上散播副總統感染新冠病毒的假新聞，今年9月底遭判入獄16個月，法官所持的理由是「被告所傳播的消息，旨在基於族群，宗教，種族和階層，製造對個人或群體的仇恨和敵意」，刑罰之重讓人側目。

隨著疫情升溫，確診病例不斷增加，佐科威終於被迫於4月21日宣佈：除了禁止大型活動之外，同時也史無前例地禁止民眾在齋戒月期間回鄉。當我們看回有高達4百85萬的印尼民眾於2018年的齋戒月選擇搭乘飛機返鄉的數據，就能理解這項決定對經濟的衝擊何其大。而行動管制的目的之一，當然在於把內部移民暫時限制在他們所工作的城市，防止他們把病毒帶回醫療設施欠佳的鄉鎮地區。

但印尼政府禁止回鄉的舉措顯然為時已晚。疫情開始擴散的3月底，許多民眾已意識到當局或仿效鄰國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落實行動管制，而選擇提早返鄉。據印尼媒體報導，當時已有將近一千班次的長途巴士把數以萬計的乘客從大雅加達地區（俗稱Jabodetabek – Jakarta, Bogor, Depok, Tangerang和Bekasi) 運送到中爪哇省的沃諾吉里縣（Kabupaten Wonogiri） ; 同一時期返回西爪哇省的人數也大致相同。除了大雅加達，眾多遊子也從泗水（Surabaya），棉蘭（Medan），巨港（Palembang）和望加錫（Makassar）等城市返鄉。

某個程度上，佐科威起初出於經濟考量而不願採取更果斷和激烈的抗疫措施，是有其歷史包袱的。1998年的亞洲經濟風暴所導致的社會暴動至今仍然讓許多人心有餘悸。當年那場經濟危機除了引發印尼盾大幅度貶值、物資短缺、物價飆升、產業停頓和工人失業，全國多個地方也陷入社會脫序的狀態；蘇哈托政權企圖自保而策劃排華暴力事件，進而促使數以百萬計的群眾走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 (Reformasi)，最終終結了蘇哈托長達32年的鐵腕統治。

佐科威的第一個任期內，經濟蓬勃發展，在國內外都大獲好評，因此他個人似乎並未做好心理準備，面對任何可能的經濟衰退。無論如何，印尼當局因為一開始的疏忽和大意，錯過了機會之窗，終究給疫情打開一個缺口，往全國各地擴散，無一省份倖免，使印尼自1998年以來，首次出現經濟負成長 。

疫情爆發以來，印尼國內許多產業停頓，失業人口日益增加。當局為了有效抗疫，限制省份之間的人口流動，所有想跨省的人都必須出示醫療證明書，但依然無法阻止民眾渴望離鄉尋找工作機會。因此，禁止行動的齋戒月期間，就有人兜售偽造的醫療證明書，方便持有人外出經商或工作。

例如巴厘島因為旅遊業遭到重創，多人因此失業，經濟蕭條促使人們想到外省碰運氣。事實上，今年5月14日，印尼銷量最大的《羅盤報》就有幾篇相關新聞報導，指有個人和公司向想跨省的公眾兜售證件，其中就有巴厘島人因此被當局逮捕，甚至印尼全國瀏覽量最高的購物網站「商店百科」（Tokopedia）也牽涉其中，逼得國內其中一個最大的醫療集團「RS Mitra Keluarga」出面否認相關證明源自其屬下機構，而「商店百科」隨後也下架有關產品。

印尼人口大量流動的現實也導致貪污橫行。我曾在馬來西亞的聯合國難民署和國際勞工組織工作，總計長達9年，接觸過不少透過偷渡管道，從印尼巴淡島 (Pulau Batam)、丹戎檳榔 (Tanjung Pinang)、杜邁 （Dumai）和丹戎巴萊（Tanjungbalai）等地方來到西馬半島的移工。他們有些人身上的印尼官方證件，包括醫療證明，都是「買」回來的，其中巴淡島更是在馬的印尼移工群體所熟悉的「證件更新重鎮」。這些偷渡路線，馬來西亞俗稱為「老鼠巷」(lorong tikus)，印尼方面則直接了當稱之為「暗道」（jalur gelap）。這樣的偷渡交易之所以能夠行之有年，當然和馬、印兩國執法單位的貪污風氣有關。直到今年初疫情爆發，馬來西亞政府面對巨大的抗疫壓力，才開始嚴厲取締偷渡行動。

此外，我最近也從吉隆坡一個協助印尼移工的組織負責人那裡了解到，許多人都願意在印尼國內花錢買一張偽造的醫療證明書作為後備。因此，最近爆出有印尼的某些移工訓練所為了節省經費，花錢買偽造的PCR檢測陰性證明書，並不令人意外。

販賣偽造證件既然是公開的秘密，印尼政府如果不嚴正看待，加強管制，勢必影響人口流動的準確數據，衝擊防疫措施。

印尼政府從疫情的開頭就接連犯了幾個嚴重的抗疫疏忽和失誤，導致病例有增無減，一發不可收拾，重創這個區域大國的形象。雅加達當局雖然已經和中國以及英國-瑞典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達成協議購買疫苗，並準備在2021年底以前，為1億零7百萬名年齡介於18和59歲的印尼公民注射，那畢竟還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過程；而疫苗是否百分百安全，能否順利生產供應，目前也都還言之過早。

而當局的一些決定，也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例如，當印尼極具爭議性的伊斯蘭教士里齊克（Muhammad Rizieq Shihab) 於11月10日從沙烏地阿拉伯回國之時，幾萬名支持者到雅加達機場迎接，他之後所到之處也人山人海，印尼政府居然沒有任何即時的應對措施，一個月以後才以違反抗疫禁令的理由將之逮捕，遲緩的决策力令人咋舌，繼續重創醫務人員的抗疫努力。

此外，印尼也在疫情尚未趨緩的情況下，堅持於12月9日舉行合格選民高達一億人的地方選舉。為了解除民眾的健康顧慮，除了一般的健康和安全規程，例如戴口罩，洗手和檢查體溫外，選舉委員會（Komisi Pemilihan Umum）還將每個投票站的選民人數限制為500人以減少擁擠；為了降低感染的風險，選民也不能將孩子帶到投票站。儘管如此，衛生專家依然擔心疫情會在選後惡化。

印尼選舉監督機構 Bawaslu （Badan Pengawas Pemilihan Umum）就指出，競選期間共累計了超過2千宗違反衛生準則的案例；而印尼的獨立數據機構Lapor COVID-19的數據也顯示一共有76名候選人染病，其中4人死亡，於是不得不讓人擔心確診病例將於選後高居不下。對此，馬來西亞可是前車可鑒。該國的疫情到了年中基本上已經受到控制，卻因為朝野政治惡鬥促使東馬的沙巴州於9月底舉行選舉，結果確診案例暴增，更擴散到西馬半島，如今已經全面失控。

簡而言之，無論在國內流動或出國打工，走上這兩條路的印尼人其實沒有其他選擇，實為現實所逼。印尼政府無法有效而妥善地處理這次的危機，或導致其他國家因為對印尼移工缺乏信任，重新檢討引進政策，限制他們未來的出路，最終使國家和人民雙輸。除了持有疫苗的廠家，這真是一場沒有贏家的世紀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