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國會」封殺事件：軍事研究的學術禁忌與論爭

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日前拒絕將6名學者任命為被稱為「學者國會」的日本學術會議會員。由於依法該會議肩負代表學術界，獨立向政府提出建言的任務，因此日本政府也曾正式表明，首相任命僅是形式，實際上會按照會議方的推薦名單全數任命，以保障其獨立性。

由於未獲任命的學者均曾表態反對刑法共謀罪、安保法案等政府政策，因此被認為是政府要剷除日本學術會議中的異議者，製造寒蟬效應。獨立機關與政府間的張力，固然是重要背景，但之所以在此時發生衝突，仍要回到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的政治議程中去理解。

▌煙霧中的決策程序與假新聞

對日本學術會議的人事介入，始於2014年的安倍政權。當時政府仍欲維持「全數任命」的形式，但要求在推薦前先對首相說明，並提出超額名單供圈選。當時日本學術會議雖未對外揭露，但並未照單全收。對此，安倍內閣在2018年進一步推翻既有見解，主張首相有實質任命權，並在今年付諸實行，2014年以來的角力才浮上檯面。

對於為何，又是由誰決定推翻既有見解並拒絕任命，菅首相在理由上只不斷複述「基於綜合考量」的空話。而在決策程序方面，菅首相先強調是自己作為首相下的決定，但又說「沒看過學術會議提出的原始名單」、「有聽取相關報告」。根據媒體報導，真正的主導者應是出身於公安警察（政治警察）體系，長年於安倍內閣與菅內閣擔任官房副長官的杉田和博。其政治手腕長期為安倍與菅所倚重，重要人事案實際上皆出自其手筆。因為是杉田而非菅的決策，但菅又想要凸顯作為首相的領導能力，說詞才會前後矛盾。

相較於政府不願正面回應，支持政府立場的意見則是大鳴大放。自民黨稅調會長甘利明批評，日本學術會議一方面反對軍事研究，但另一方面又積極協助中國高薪挖角優秀學者的「千人計劃」，幫助解放軍。此外，自民黨眾議員長島昭久在推特上痛批：「（日本學術會議任滿後）會員可轉任日本學士院，每年要花費6億日圓！有三分之二都在付他們的退休金！」眾議員細野豪志也轉推附和：「國會議員都沒有退休金，『學者國會』反而有？」

以上的說法都是假新聞。

日本學術會議與日本政府都嚴正澄清，並未與中國千人計劃合作。而日本學士院是另一個透過授與終身院士頭銜與退休金，表揚卓越學者的官方機關，與日本學術會議無關。而後相關人士雖刪文道歉，但在假新聞的傳播能力遠高過正確資訊、也更容易被目標群眾所相信之下，日本學術會議是「賣國肥貓」的形象，已深植人心。

▌學術界的「和平憲法」

在一片假新聞的煙幕中，「賣國說」主張的千人計劃部分雖是虛構，但「反對軍事研究」確實是日本學術會議長久以來的立場。在這波輿論當中，「反對軍事研究」開始與「賣國」連結在一起，也顯示出日本政府所真正在意的，並非個別學者的言行，而是日本學術會議整體的反戰立場。

回顧日本學術會議成立的歷史，當時鑑於戰前有許多研究者選擇協助軍國體制，例如以俘虜進行生化武器的人體實驗，惡名昭彰的七三一部隊，反戰學者則遭到迫害。因此在戰後推動民主化時，就制定了《日本學術會議法》。該法第一條規定會議隸屬於總理大臣之下，預算由國庫支出，但第三條規定「獨立行使其職權」。

日本學術會議於1950年發布：「全面拒絕以戰爭為目的之科學研究」聲明，這是基於明定放棄軍隊與戰爭的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被稱為學術界的「憲法第九條」。而後在1967年，針對越戰再次發表了「拒絕以軍事為目的之研究」聲明。最近一次則是2017年，對於防衛省於2015年開始提供研究計畫經費，又再次重申了「拒絕軍事研究」的聲明。許多大學依照聲明內容，制定了拒絕從事軍事研究的相關規範與審查機制，禁止校內教師從事申請相關經費。

筆者曾出席一場大學以「軍民通用」為題所舉辦的博士生研習。所謂「軍民通用」，意指可通用於軍事與非軍事用途的研究，例如某項農藥研究，可能被轉用於化學武器，反之亦然。講師先說明了禁止軍事研究的政策，接著要求學員基於各自專長，當場寫出一個軍事研究案。其宗旨是著眼於「軍民通用」的廣大灰色地帶，讓學員能親身體會到，自己的研究被應用於軍事用途的可能性與後果。講師以自身為例，曾有「刑求戰俘之界限與正當性」的研究案找上他，但他最後選擇拒絕。

日本雖然尚未修憲，但實質上仍持續發展軍事力，軍事產業的外銷鬆綁就是重要的一環，防衛省的研究經費，也是為了促進軍事技術的產官學合作。因此，除了對個別學者反對修憲的不滿外，在修憲擴軍的大方向下，遲早得剷除堅拒軍事研究的日本學術會議。

▌「禁止軍事研究」的挑戰

日本主流輿論雖不熱衷於修憲，但對於難以有效回應當前國防情勢的護憲論，也缺乏熱情，這與日本學術會議誕生時戰後日本的厭戰民心，已有天壤之別。即便沒有這起風波，在自衛隊的民意正當性穩固，且中國崛起威脅周邊各國的情勢下，「禁止軍事研究」的正當性與實效性，早已備受挑戰。

例如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奈良林直就在媒體上批評，曾有某學者為研究船舶結構而申請防衛省經費，卻被認為可能被應用於軍艦，抵觸學術會議聲明而被校方封殺。他批評不應僅用模糊的「軍民通用」理由，就任意扼殺學術研究。

即便是持反戰立場的學者，也有不少人認為遲早得從「全面禁止」轉為「有效管制」。除了有鑒於「軍民通用」的模糊性難以一刀切、產生許多問題外，在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長年研究下，日本早已擁有許多軍事尖端科技。與其讓大學獨善其身，不如全面將產官學三方研究，都納入研究倫理審查機制。

但若要轉為「有效管制」，在大學長年禁止軍事研究下，去哪裡找能制定基準並嚴謹審查軍事研究計劃的專業人才？如果審查委員都是來自國防產業、政府部門的研發人員，要如何確保中立性？這在目前都沒有答案。

而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政治效應，一旦日本學術會議解禁來自憲法第九條的軍事研究禁令，是否代表變相支持修憲？與修憲議題掛鉤導致的高度政治性，一方面讓軍事研究議題廣受各方矚目，但另一方面也升高了不同政治立場間的對立，在制度改革上難有進展。

在這波「賣國肥貓」的輿論攻勢之後，菅首相要求學術會議必須「符合社會需求」，行政改革（組織改造）的大臣河野太郎也宣示將學術會議列入改革對象。但菅所展現出的決策黑箱與強硬態度，也蘊含著激起學界不滿、以及讓民眾感到反感的風險。

事實上根據NHK民調，菅政權上任後開出了62%的高支持度，卻在事件爆發後下降了7%，另有47%民眾表示難以接受菅首相的說法。另一方面，面對輿論的冷眼與磨刀霍霍的政府，日本學術會議若要堅持和平主義路線，要如何保衛自身的組織獨立性，並提出能說服公民社會的新論述與制度，將是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