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山河動：司馬遼太郎...日本國民文豪與他的「大河時代」群英傳

8月7日是司馬遼太郎的生日。

這位日本國民作家級的小說家在1996年過世，今年是他97歲的冥誕。雖然我自己寫作大多用的是中文，但是不管是寫作技巧或是對於人物和歷史的觀察，司馬都算是我私淑的導師。從十幾歲以日文為學習專業開始，司馬遼太郎就可說是在日文界無人不曉的大師級人物。但是對日本文化還涉獵不深的我，只知道這個作家取了個很像中國人的名字，然後好像也很喜歡寫中國的故事。對當時的我而言，這個名字比起海音寺潮五郎、山岡莊八、池波正太郎等「日式」名字的作者，似乎多了一份親切感。

一般台灣讀者開始認識到司馬，是因為他以描述日本各地風土的《街道を行く》這個系列裡的「台灣紀行」，其中有與李登輝對談的「台灣人的悲哀」。這個題目當然惹起很多舊黨國勢力的不爽，但是比起後來在台灣掀起軒然大波的《台灣論》來說，由於司馬遼太郎對中國文化的鑽研和熱愛，好像讓反對者也不知道從何罵起，只好一貫地用李登輝皇民賣國論而帶過。

日後看過原文之後我才知道，對談中根本講的不是身為台灣人就很倒楣的「台灣人的悲哀」，而是講台灣因為歷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我們認同複雜、而且永遠成為大國角力棋子的「場所の悲哀」，一點都沒有貶低台灣去捧日本的意思。相反地，藉由司馬充滿感性和觀察細緻的筆觸，日本首次認識到原來在舊帝國時代，他們的教育培養出台灣史上最具深度的領導人。

其實，我在對司馬一知半解時的莫名親切感，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在開始著作歷史小說後，原名福田定一的這位前記者出身作家，就以「遠遠不及司馬遷」（司馬に遼に及ばず）之意，又怕只有這樣會被誤會成中國人，所以加上了「太郎」兩字而取了這個筆名。

從小就嚮往中國草原上「馬賊」存在的他，後來也進了大阪外國語學校蒙古語學科，也因為這樣接觸了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鄰接文化的文學。在學校裡有大他一年的日後終生好友、本籍台灣的作家陳舜臣，也和李登輝是「學徒出陣」的同期（以學生身分被動員參戰）。作為日本作家的代表人物，司馬的確與中華文化圈有著不解之緣。

早期因為國策關係，台灣民間雖然充滿了親日氛圍，卻受到當局若有似無的限制。在這種氛圍慢慢解禁之後，司馬作品大量引進台灣為讀者所接觸，我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讀到《項羽和劉邦》、和前段時間改編成電影的《關原》。

但是在台灣，讀者們對司馬的認識除了中國典故和戰國歷史題材之外，最著名的應該還是他的幕末時期小說。不管是維新志士一方的《龍馬來了》、《宛如飛翔》，或是幕府方的《燃燒吧劍》、《新選組血風錄》，那些憂國志士的熱血，和佐幕忠臣們的悲壯與氣節，在司馬筆下呈現於讀者眼前，日本和台灣都受到極大的熱愛與支持。

但是真的到日本留學，有機會看到更多原文書籍之後，我才重新認識到司馬的偉大之處。

再如何具有文化底蘊，司馬都不是專門的歷史學者。所以在他的作品廣受歡迎、甚至形成了所謂「司馬史觀」之後，許多反對的學者嘴他嘴到現在。但是司馬在著作之時的資料收集工作極為驚人，據說在寫《龍馬來了》時，還曾在東京著名的舊書街神保町買下了一千多萬日幣、用廂型車才載得完的古書作為參考。

在寫《坂上之雲》時更是廣覽戰史資料，號稱在「自己的書桌上陸戰航海模擬了無數次」。最重要的，司馬遼太郎寫的是「小說」而從來沒說過自己講的是正史，但就是會有一堆自命清高或是想要「蹭流量」的跑來攻擊，批評他曲解歷史——雖然這種貨色在今日台灣也從來沒有少過，尤其是某些講日本史武士精神時虎虎生風，但面對現代各種不公不義就乖得跟貓仔就算了、還幫獨裁走狗擦脂抹粉的更是一堆。

但司馬從沒掩飾他討厭昭和的傾向。年輕時就被徵兵前往戰車部隊，用低一等裝備面對敵人卻被要求用「精神力」戰勝敵人，從戰火中倖存歸來的司馬，覺得昭和軍部愚蠢至極，根本是用國家民族當賭注要成就自己的野心。

但是另一個熱愛日本的司馬又告訴自己：這個美麗的國家應該不是一直如此，過去的日本應該是更好、更值得讚美的。於是司馬遼太郎把眼光放到了大正昭和前的幕末和明治，一個是優秀年輕人們在內亂裡爭先恐後犧牲性命的激動時代，一個則是全國臥薪嘗膽、除了完成西化維新偉業之外，還戰勝俄羅斯的光輝時期。

司馬遼太郎的寫作手法多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在已知結果的前提下描述歷史人物的人生軌跡。這種寫作方法其實很容易淪為流水帳般的枯燥無味、甚至淪為自以為是的喃喃自語。但是司馬在作品中常常插入許多的題外話，常常這些「余談」反而成為作品裡的精華。那麼，司馬作品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題外話呢？

其實司馬最擅長的，是描寫時代裡不是第一主角的「人物群像」。

先不論《新史太閣記》或是《城塞》、《關原》這種以戰國三傑或知名人物為主角的作品，其實像新選組這個今天看來好像是日本武士代表的存在，在過去的皇國史觀時代，其實一直被視為「反政府凶徒」，別說研究了還差點整個埋沒在歷史洪流裡。再如「鞍馬天狗」這種民間講古裡，新選組登場也都是大壞人。一直要等到子母澤寬的一連串訪談記錄之後，這群日本史上最強最後的劍客集團才得以為人所知，而到了司馬作品出現後，才在日本人心中形成了——病弱美少年劍客沖田總司、冷血「鬼之副長」土方歲三，不動如山古武士代表近藤勇——這些新選組的人物形像。

在悲壯的新選組之外，司馬更是為了維新志士們創造了難以撼動的形象。《宛如飛翔》裡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的愛恨情仇，為明治以來形象不好很久的大久保重新洗白，而《龍馬來了》裡的志士坂本龍馬，更是讓這個本來知名度不算很高，明治時最為人所知的，是他在日俄戰爭的日本海海戰前夕，以亡靈之姿出現在昭憲皇后面前，告知日本必勝的小眾志士，在司馬筆下一躍成為了日本的代表人物。

說到日俄戰爭，就不能不提司馬的生涯代表作《坂上之雲》了。這部被列為經典的歷史小說，司馬自稱是以「千千萬萬共同演出明治這個奇蹟的日本人」為主角，實際上則以秋山好古、秋山真之這對哥哥打造日本騎兵、弟弟更是策劃打贏日本海海戰這場傳奇戰役的兄弟檔為主人公。

在小說問世之前，除了軍事迷或專家之外，幾乎沒人聽過秋山兄弟的名字。但是現在《坂上之雲》卻成為日本上班族在認識組織與自我實現關係時的不朽經典，而描述艱辛、克難卻充滿希望的明治時代，也讓這本書每每在日本面臨危難困境時被拿出來互相勉勵。

司馬在完成了許多暢銷小說之後，晚年專心於文化評論和隨筆，其中《這個國家的原型》應該是我在學習日本文化的過程中影響我最深的好書。很可惜的，這部著作可能因為對象原本就是日本讀者，所以翻成中文沒有市場，所以一直難以在台灣問世。就像《坂上之雲》這部經典一樣，因為書中的甲午戰爭和庚子拳亂、以及主角與袁世凱間的友誼描寫會「傷害民族情感」，而一直沒有機會發行中文版。這也讓華文讀者們難以一探司馬思想體系的壯大全貌，是我一直覺得很遺憾的事。

以我專攻的民俗學角度來看，其實有時候事實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眾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又是在什麼樣的背景形成的。在這點上，司馬遼太郎不愧「大師」之名。

正如前述，日本一般對新選組、坂本龍馬的形象幾乎由司馬的作品一手打造完成。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有後續的《神劍闖江湖》、《薄櫻鬼》、《龍馬傳》、甚至是《銀魂》這些作品可以欣賞。至於那些動不動就「武田信玄其實沒戴法性兜」或是「織田信長其實才沒穿過南蠻甲胄」，這些「你們都不懂我最內行」的學究貨色們，真要論讓大眾人文素養提升、增加社會文化底蘊的話，這些人可能貢獻比不上司馬的一根腳毛。

司馬雖然是文學者，而且本人其實也不善於與人交際，但是通過作品，司馬其實處處展現出他對「人」的熱愛。在浩大的資料收集過程中，司馬常說閱讀人物傳記和文獻，就像是和那個歷史人物交遊一樣。但是內向的司馬41歲時搬到東大阪市，一直在當地住到臨終為止。會搬到這個中小企業密集的吵雜地區，理由是：「如果不是像這種吵雜的地方，我就不覺得有居住的感覺。」

熱愛日本文化、熱愛日本人，應該是司馬可以寫出膾炙人口作品的最大理由。這種感情的延伸也讓他在晚年遠渡重洋，親自與昭和年代的「桜の同期」李登輝對話，探討李登輝內心日本化的部分，在台灣的歷史進程裡起了什麼樣的化學作用。1996年，司馬遼太郎辭世。2020年，司馬的書迷、台灣前總統李登輝逝去。

或許這兩個久年重逢的巨匠，現在正歡談於坂上之雲更高處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