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表現の不自由」：從慰安婦到天皇像的禁忌言論審查

目前在台北當代藝術館，正在展出來自日本的「表現の不自由展：解放的漫漫長路」（表現の不自由展．解放への長い道程）。而這個展的誕生，原本起源自2012年Nikon攝影展中，韓國藝術家安世鴻拍攝慰安婦的作品遭撤展的風波。而後在2015年，在東京的私人藝廊展出了「表現不自由展」，收錄了近年遭撤展的藝術作品。

在2019年的日本「愛知三年展」中，藝術總監津田大介邀請「表現不自由展」的策展委員會，策劃了「表現不自由展．其後」。集結了包括慰安婦、天皇、反核、憲法九條等題材的遭禁作品，該展仍在激烈的政治風波而被迫中止。其後走向海外，去年底先至韓國展出，緊接著就應邀至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期間至6/7為止）。

▌「表現不自由展．其後」的誕生、中止與復活

在民主體制之下，理論上對藝術創作不應該有所審查，這些藝術品究竟是怎麼被禁的呢？

這次受到批判的作品，主要集中於「和平少女像」（平和少女像）、「時代的肖像—瀕危物種idiot JAPONICA圓墳—」（時代の肖像—絶滅危惧種idiot JAPONICA円墳—，下稱「時代的肖像」）、「遠近を抱えて PartⅡ」（英文名為Holding Perspective PartⅡ，中文直譯「懷抱遠近 PartⅡ」）。「和平少女像」被日本政府視為對日本慰安婦政策的批判，屬於政治宣傳，並以與日本政府立場相左為由，在世界各地要求拆除相關作品。

而「時代的肖像」，則是2014年在東京都立美術館展出時，由於作品是由許多與政治、社會相關的標語、報紙、書頁拼貼而成，被認為違反都立美術館「禁止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宗教」的規定。最後在館方堅持下，被迫撕去與靖國神社相關的內容，方免於撤展。

至於「遠近を抱えて PartⅡ」，則是源自一幅使用了昭和天皇照片的拼貼版畫「遠近を抱えて」（懷抱遠近）。該作品1986年於日本富山美術館展出時，因為遭抗議使用天皇照片創作是「侮辱天皇」，館方不僅賣掉所有相關作品，甚至銷毀所有包含該作品照片的出版品。基於此一經驗，其後作者在電影《遠近を抱えた女》（英文片名為Women Holding Perspective，中文直譯「懷抱遠近之女」）中，安排了焚燒「遠近を抱えて」畫作的場景，表達祈願與昇華的意象，但又因畫上有天皇照片，而被貼上「辱皇」的標籤，作為第40屆布魯塞爾獨立國際影展的開幕片，卻無法在日本上映。這次展出的「遠近を抱えて PartⅡ」，則是剪輯《遠近を抱えた女》與《靖國．地靈．天皇》兩部電影作品而成的短片。

就在開幕後，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帶著媒體來「視察」，並主張相關作品「是劫持所有日本人情感的暴力」。雖然現場大致平靜，但網路上隨之沸騰，主辦單位開始收到恐嚇傳真與大量的抗議電話，最後在短短三天內就以「安全問題」為由中止展出。

但電話並未造成實際危害，恐嚇者亦迅速落網，展覽卻持續中止。這在各國藝術家看來就是赤裸裸的審查。因此許多參展者以封閉、修改參展作品或發表公開聲明等方式聲援。不過不少日本的參展者，則對該展頗有微詞，認為藝術沾染政治，就是刻意在找麻煩，也擔心自己所參與的展覽會被波及。

最後在抗議之下，該展在三年展的最後幾天重新開放。但每日僅限兩梯入館，一梯三十人，需事前抽籤，也禁止自行拍照與上傳至社群網站。即便極力低調，重新開放當天，河村市長仍再次拿著寫著「日本國民豈能容許侮辱陛下！」的標語到現場「靜坐抗議」。

▌持續延燒的「表現不自由展．其後」

似乎正如「表現不自由展．『其後』」所預示的，情勢在閉幕後持續延燒。首先是文化廳宣佈將不給付已核定的補助款，而遭作為執行委員會主委的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提告。之後以愛知縣承認行政疏失，文化廳給付部分金額的方式和解。

愛知縣對此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則認為責任在於藝術總監津田的怠惰，明知作品會引起爭議卻放任不管，結果不僅傷害了愛知縣民情感，也有損愛知三年展及縣立美術館的名譽。而名古屋市也在檢討報告出爐後，順勢宣布不給付未付之補助款，執行委員會亦對名古屋市提告。

對此，日本知名保守派網紅高須克彌，日前發起了罷免大村知事的連署，理由是縱容「表現不自由展」，等同「濫用稅金」。同為保守派的大阪府吉村洋文知事亦高聲響應，下一場政治風暴，已是山雨欲來。

對此，津田總監在媒體上公開叫屈，認為有問題的應該是煽動攻擊的政治人物，與實際進行恐嚇的民眾，他已盡力折衝，檢討結論並不公平。而日前筆者採訪了這次台北「表現不自由展」的兩位策展人岡本有佳與新井博之，如何看待這一連串後續發展。

▌崩壞中的「臂距原則」

新井首先強調，文化行政上有所謂的「臂距原則」，亦即雖然出錢的是政府機關或是贊助商，因此出資者會在執行委員會裡面掛名，如本次愛知縣長與名古屋市長分別為執行委員會的主委與代理主委。但為了確保藝術創作的自由，因此內容須另由藝術專業的總監、策展人、創作者決定。「出錢的最大」、「監督稅金流向」看似有理，實則不符合藝術界的規則。

新井指出，目前許多美術館，雖然是以政府補助為主要財源，在體制上則是獨立法人，並不直接隸屬於政府，就是為了保持獨立性。如果以補助金要脅藝術創作的惡例一開，不只行政首長，以後議員也可能介入，將是後患無窮。

實際上，在今年三月時廣島縣政府宣布，將另組「藝術委員會」，對原定於今年九月開幕的廣島三年展內容進行檢視，「確保作品內容符合展覽目的」。對此，廣島三年展的總製作人中尾浩治辭職抗議，並發表聲明嚴詞批判此舉將對藝術界「留下重大禍根」。隨後廣島縣政府以防疫為由，宣布停辦廣島三年展。

新井表示，愛知縣的檢討委員會建議將實質決策權限，從藝術總監與策展人移至執行委員會，並另設「咨詢委員會」輔助，這等於是將審查制度化。而從廣島三年展的例子來看，該建議的影響已經開始發酵。

除此之外，岡本與新井均表示，策展方曾提出許多資料，均未被檢討委員會納入考量。而明明展覽中止的官方理由是「安全問題」，但檢討委員會卻是以「展覽內容」為檢討對象，再以作品「涉及政治」、「說明不足招致誤解」為理由做出負面結論，明顯就是對創作內容的審查。

而至於津田總監的辯解，岡本也認為不能接受，在過程中策展團隊與藝術家一直被排除在相關會議、座談之外，津田真的在意這個展，就應該支持他們發聲。岡本認為，津田或許自認是夾在各方間的受害者，但既然他作為總監決定中止展覽，就應該要負起責任。

▌幽微的言論審查

在民主時代下，或許已很難直接以強制力拘束作品或作者，但並不代表審查就此消失。從場館規則、政治人物表態、各種「委員會」、補助金決策、贊助商商業考量、同儕壓力乃至於所謂「國民情感」、「社會觀感」等曖昧不明的存在，都隨時潛藏著讓創作者噤聲的可能。

這次在台北的「表現不自由展」，不僅僅是讓台灣人了解在日本被視為禁忌的作品，展覽誕生的脈絡本身也同時警惕著台灣人，如空氣一般的創作自由是如何得來不易，又如何輕易地因各種藏在細節中的魔鬼，而遭到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