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新疆的「瑞典宣教團」（上）：北歐與東突厥斯坦的命運相逢
自 2017 年春季起，中國當局於新疆實施一系列的「去極端化」政策，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措施，即官方稱為「教育培訓」，實為針對維吾爾與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執行的大規模拘留營。西方各國對此多表達關切，其中包括近年因桂民海案與政治諷刺秀的「辱華」爭議，而多次和中國駐外體系交鋒的瑞典。針對瑞典各界的關切，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呼籲瑞典社會不該聽信謠言，並言談大器地邀請瑞典各界人士：「何不親自去新疆看看？」註1
然而，桂大使或有所不知，早在上世紀初，就有一群瑞典人在新疆常駐了45年，且精通維吾爾語且樂於學習地方文化。
▌新疆再教育營：來自北歐的關注
2019年7月，以歐美為主的22個國家，曾聯名致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政府於新疆政策表達關切，此舉也引來其他37個國家致信聯合國，盛讚中國當前的新疆的政策是「人權領域的卓越成就」。各國對新疆議題的分歧立場，延續至新一輪的對壘：英國駐聯合國大使代表23國，於負責社會、人道議題的第三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對發生在新疆的大規模拘留與文化宗教的諸多限制再次表達關切（其中，阿爾巴尼亞是新加入、表達關切的國家，也是聯合聲明中，唯一具有穆斯林背景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二十幾個國家中，德國和瑞典是最早在政策上伸出實質援手的國家，也是目前唯二做出保證，不任意遣返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歐洲國家。
早在2018年的8月及9月，多數國家政府尚不願斷然相信中國西北正發生著針對特定族裔的系統性壓迫，德國與瑞典即暫停對中國籍突厥裔少數民族（包括維吾爾、哈薩克）遣返程序的執行。一方面是出於人道考量，另方面也是對過往行政疏失（一名尋求庇護的維吾爾人，因德國政府疏失被遣返中國後失蹤）的調整。
此舉也獲得海外維吾爾組織的肯定，指出最直接受助的將是維吾爾族留學生，使其不用再因為簽證與護照失效，冒著「曾在海外留學」而被送進拘留營的風險返回中國。其實在中國政府實行強制拘留、再教育政策以前，泰國、馬來西亞、埃及等國都有不顧人權疑慮，大規模遣返維吾爾裔留學生、企圖流亡至土耳其的維吾爾移民的紀錄。
其中，瑞典政府延續了此一政策，於2019年3月進一步宣布，允許中國籍的維吾爾人與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以難民身份申請在瑞典居留。預計可減少因暫緩遣返卻無法取得庇護，因而在行政程序中拉鋸數年的案例。此項政策也引起部分歐洲媒體的迴響、向其母國施壓，呼籲給予維吾爾族人正式的難民身份（例如英國）。 瑞典媒體也對新疆正發生的人權迫害持續表達關切——關注程度僅次於瑞中政府頻頻交鋒的桂民海案。
與此同時，對人權侵犯案例的重視，也反映在瑞典社會對中國的觀感之上，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即顯示，瑞典受訪者中僅四分之一對中國有好感，卻有高達七成的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觀感，負面比例為全西方國家中最高、居世界第二位。
此外，也逐漸有取得瑞典居留的新疆少數族裔接受媒體訪問，例如在瑞典國營電視台SVT上陳述自身遭遇的沙伊拉古麗（Sayragul）。相對應地，多次與社會各界交鋒的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也於數日後接受採訪，就此發表評論反擊，指沙伊拉古麗是涉嫌信貸詐欺的罪犯，並且訓斥瑞典媒體不了解中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還散佈了許多「帶著偏見成見攻擊、抹黑中國的言論」。
事實上，中國大使館早有發布新聞稿、一一駁斥瑞典各媒體對新疆現況的「惡意污衊」的慣例；糾舉的範圍遍及全國各大報與地區報紙，以及瑞典在野黨派領袖的言論。
經過一年多的往來交鋒，隨著大規模拘留的證據越來越多，使館說辭也有細微的轉變：從絕口不提任何拘留設施的存在，堅稱「維繫社會穩定即是促進人權」，轉為「沒有再教育營，只有依法設置的『培訓中心』」，而「學員是有輕微恐怖行為或極端主義傾向的人」（事實上，系統性拘留始發於2017年春季，但「教育轉化」與「培訓中心」正式入法成為「合法」手段，卻已是2018年10月的事了）。一貫的是，面對瑞典社會對新疆的關切，桂大使再三強調：「希望那些評論中國的人，能夠親自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
儘管這是應對外界質疑時，中國外交新聞稿中常見的措辭，但桂大使或許真不知道，近代歷史上還真有一群瑞典人到過新疆。而且不僅止是走走看看，他們精通維吾爾文，接續在新疆南部待了超過40年。
位於斯德哥爾摩市東郊的博物館區，距離中國大使館不過五百公尺的瑞典民族學博物館（Etnografiska Museet），當期特展是一檔名為「A WAY AWAY - Swedish photographers explore the world 1862 - 2018」的攝影展，展示著150餘年以來，瑞典籍人士至世界各地，與各式人物、自然景觀、文化相遇的影像紀錄和故事。影像的作者絕大多數都不是專業攝影師，而包括科學家、作家、探險家、商人，這些影像來源，則是出自瑞典各機構的典藏檔案。
在展場的一個角落燈箱，展示著六張一組的彩色照片，眼尖的訪客或可從照片中人物的神韻，以及他們的長袍、花帽、獵鷹及取水的池渠，推測照片攝於上個世紀初的新疆南部。這組照片的拍攝者是John Törnquist，一位出身瑞典中部的宣教士。
自1904年抵達新疆至1937年逝於喀什的漢城（今疏勒縣），他在新疆南部前後待了30餘年。而其所屬的瑞典宣教團，即是這個北歐國家和新疆具有歷史淵源的關鍵節點。相較於因多次的中亞探險事業，而在歐洲與中國聞名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長期駐點的瑞典宣教團相對較少被提及，但他們長達40餘年的工作，卻影響維吾爾文化研究與新疆近代史研究至今。
▎備註
本文所涉及的歷史時期，新疆雖已建省，但西方人士、文獻多半依當時歐洲的慣例，使用「東突厥斯坦」（Eastern Turkestan or East Turkestan）來指稱現今的新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其所指涉的是意義是地理概念，而非任何政治實體。同樣的，當時的西方人士多以「突厥」（Turkis）、「薩爾塔」（Sart）來稱呼東突厥斯坦這個地理區域內的住民，因1920年代後「維吾爾」這個族群稱謂才普遍通行。於各綠洲各城間通用的語言，是源自察合臺文的地方語言，或可姑且稱之為尚未標準化的維吾爾語，西方文獻多稱之為稱為突厥語。為方便閱讀，本文仍以當前慣用的「新疆」、「維吾爾語」、「維吾爾族」等語彙來進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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