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子宮的悲劇：撕裂愛爾蘭的「墮胎修憲公投」

※更新2018. 05. 27：愛爾蘭公投已在台灣時間26日上午5點結束，而愛爾蘭政府也在同日晚間，正式公佈公投結果：「贊成修憲／開放墮胎權」的得票超過66.4%；「反對修憲／維持禁令」只有33.6%——爭議的《憲法第八修正案》終於在35年後被廢除——其中，根據《愛爾蘭時報》等的出口民調，除了65歲以上選民反對立場較強外，其他18到64歲的選民，都壓倒性地支持開放墮胎選擇權。

2018年5月25日，歐洲最保守的天主教國家之一——愛爾蘭——即將針對「墮胎權」，舉辦修憲公投。自周五上午7點至晚上10點為止，愛爾蘭公民們將用手中的一票，決定是否廢除《憲法第八修正案》，藉此放寬現行愛爾蘭作為歐美最嚴格的墮胎禁令。

對相對保守又虔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來說，5月25日的修憲公投，不僅是對於國家價值觀的一次「直球對決」；來自北美或歐洲的政策聲援團體，更是集中火力透過各種網路串連、宣傳與烏賊戰術，極大程度地介入了「他國事務」，將愛爾蘭的本國修憲問題，誇張地轉化成了「捍衛生命」或「守護女權」的終極戰場。

愛爾蘭現行的墮胎禁令，究竟多嚴格？幾十年的管制下，又促成了那些人倫悲劇？而支持修憲、選擇派（Pro-Choice）的「Together For Yes」，與反對解禁、生命派（Pro-Life）的「Love Both」，他們各自追求的理想國，又該是什麼樣子呢？

▌強暴、亂倫都不行：憲法規定的「墮胎禁令」

愛爾蘭這回的公投，也被官方稱為《憲法第三十六修正案》，其將用是非選擇的二分法，詢問所有年滿18歲的愛爾蘭註冊選民：是否同意廢除《憲法第八修正案》，意即愛爾蘭憲法第40.3.3條：

簡言之，憲法本條將胚胎（懷孕10週前）／胎兒（懷孕10週以後）的生命權，置於與懷孕婦女同等的地位；配合愛爾蘭仍留有的刑法反墮胎罪，除了對母體生命造成迫切性的威脅，否則愛爾蘭「基本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人工流產。

自從1973年美國聯邦法院於著名的「羅訴韋德案」中，承認了婦女墮胎權受到憲法隱私權保護後，歐美各國紛紛針對墮胎問題響起了權利戰爭的號角。但面對當代的爭論風潮，愛爾蘭政壇卻選擇與保守派合流，雙方為了避免愛爾蘭最高法院受「時代影響」、提出可能威脅墮胎禁令的解釋，而於1983年提出《憲法第八修正案》，以最高的法律層級保障胚胎與胎兒的「生命權」。

當時，《憲法第八修正案》不僅通過全民公投，還以66.9％的贊成比例，優勢確認了修憲。但該條文的上路，卻無差別地封死合法墮胎的可能性，就連女性「非自願受孕」——包括未成年懷孕、遭遇強暴、甚至是亂倫——等爭議狀況，都不得墮胎。

愛爾蘭成為了管制最為嚴苛的西方國家。英國19世紀留下的刑法反墮胎罪，自此更無挑戰：假若有人強行墮胎，懷孕的當事女性，與任何參與墮胎行為的協助人，都將面臨最高14年有期徒刑的「法律制裁」。有人工流產需求的女性，只能渡過愛爾蘭海，以「外國人」的身份在英格蘭的醫院自費墮胎。

據估計，《第八修正案》過後的35年內，共有超過17萬名愛爾蘭婦女選擇在海外醫院人工流產；資源不夠者，只能在沒有醫療專業指示的情況下，自行使用透過走私得來的墮胎藥物，或尋求密醫協助、甚至以侵入式的「土砲秘法」，危險地自行流產。

▌「Ｘ女士」的悲劇：遭性侵而懷孕，所以...？

愛爾蘭對墮胎的嚴苛限令，限制了婦女對於懷孕的身體自主權，就連胚胎發育不健全、或出現存活缺陷，法律也都禁止墮胎，孕婦只能等待自然流產。因此35年下來，《第8修正案》也釀成數萬起爭議悲劇。

透過這些女性悲劇對體制的衝撞，愛爾蘭的墮胎禁令也慢慢出現了「折衷」。但其中，最具轉捩意義的，卻是因強暴懷孕的「Ｘ女士」。

1992年1月，一名14歲的愛爾蘭少女「Ｘ」被發現懷孕。家人才知道，Ｘ自12歲那年起，就遭一名熟識的鄰居多次性侵得逞。在知道自己身懷性侵者的孩子後，Ｘ精神崩潰，家人因此決定在1月30日報案，並於2月6日帶著Ｘ出國，到英格蘭的醫院準備自費墮胎。但在出國墮胎的兩天前，顧慮訴訟的Ｘ父母卻向愛爾蘭警方提問：

愛爾蘭警方無法回答，於是一路回報到了檢察總長桌上。但當時的檢察總長哈利．惠爾漢（Harry Whelehan）不僅沒有直接的答案，反以《憲法第八修正案》為依據，認為Ｘ與其父母「涉嫌侵犯胚胎生命權」，並於2月6日緊急發出臨時禁制令，要求已到英格蘭的Ｘ返國說明，並禁止Ｘ再次離境或安排人工流產。

惠爾漢強調，在憲法40.3.3條的規定下，自己別無選擇「只能遵行並守護憲法」；但在返國的路上，Ｘ再次精神崩潰，並在倫敦的火車站內多次出現「自殺意圖」。因此，當惠爾漢總長將全案呈交高等法院，準備申請正式禁制令時，Ｘ的法律團隊也以「懷孕已導致當事人出現自殺傾向...進而造成母體迫切性生命威脅」為由，提出抗辯。

對於強暴導致懷孕、懷孕導致自殺、自殺導致母體生命威脅的推導，愛爾蘭高等法院不置可否，僅強調「國家有義務保障胚胎／胎兒的生命權」，同意了檢察總長申請的為期9個月禁制令——這也等同於「強迫」Ｘ生下小孩。

幸好律師團隊堅持上訴最高法院，同年3月，最高法院才推翻了高等法院批准的禁制令，並認可Ｘ「自殺傾向」所造成的「母體威脅」。不過在最高法院判決的前夕，Ｘ卻在返回英格蘭準備手術的等待期間，因不明原因小產。

全案的悲劇轉折，瞬時引爆愛爾蘭輿情，從1993年3月開始，都柏林的街頭和輿論頭版，都被墮胎議題佔據。之後，在選擇派（挺墮胎）與生命派（反墮胎）的激烈交鋒下，愛爾蘭才在同年年底公投通過《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放寬公民出國墮胎或尋求流產諮詢的自由。但禁令下的荒唐悲劇，之後卻仍不斷上演。

▌Ｘ之後：Ｄ、Ｍ、薩維塔

雖然在悲劇性的司法風波後，始終匿名的Ｘ就此消失在官方記錄中，但從此引燃的愛爾蘭墮胎爭論，卻燒出了更多的離譜故事，而一再衝撞著保守社會的良善認知。她們的名字分別是：2007年的Ｄ女士、2011年的Ｍ女士、2014年的Ｐ女士、以及薩維塔．哈拉帕那瓦。

Ｄ女士：移動權而非墮胎權
2007年，因故受國家衛福部代理監護的17歲少女「D」，在產檢中發現自己懷的女兒，罹患「無腦畸形」。醫生告訴Ｄ，這種先天性缺陷將阻止胎兒的腦部與頭蓋骨發育，在離開母體之後，「她最多只有幾個小時的存活時間。」

當時的Ｄ還未成年，在痛苦考慮之後，她將自己準備出國到英格蘭拿掉孩子的決定，告訴了衛福部的社服專員。豈料該名專員，卻聲稱「少女Ｄ仍受國家監護因此不得出境墮胎」，並假造檢方禁制令，威脅她「不可出國」。

Ｄ女士之後透過其他團體告上法庭，並成為繼Ｘ女士案之後，生命派與選擇派全力對決的宣傳戰場。不過Ｄ本人的身份也被八卦雜誌惡意曝光，其墮胎意圖的選擇也被抹黑成「心理環境問題」。

最後，愛爾蘭高等法院准許Ｄ女士出境人工流產，而在英格蘭醫療所有費用則由愛爾蘭衛福部賠償；然而判決卻強調，就算胎兒確診的是無腦畸形，法院准許的仍只是D女士的「出境移動權利」，並未承認她的「墮胎權」。判決一出，輿論譁然。

M女士：快遞送來的包
2011年，21歲的「M女士」亞曼達．梅勒（Amanda Jane Mellet，她是在訴訟中主動公開真名）在懷孕過程中，腹中的胎兒被診斷出「致命型的先天缺陷」、就算走完孕期，M的孩子也不能在母體之外獨立存活。但在愛爾蘭——直到今天都是——M所遭遇的胎兒狀況，並不足以構成「對母體的生命威脅」，於法不得墮胎。因此夫婦兩人才決定前往英格蘭，並在利物浦的診所進行人工流產手術。

然而由於經濟狀況窘困，無法負擔高額自費住院的M女士，在手術後就得馬上出院，並在麻藥未退、持續出血的狀況下，於術後半天內返家。過程中，由於費用方案屬於「自費經濟」，來去匆匆的M也不及確認腹中胎兒下落。

直到數個星期後，M女士在家中簽收了一個「越洋包裹」，內容物則是她「留在利物浦院內那無緣孩子的骨灰」。M女士因此崩潰，但也決意控訴愛爾蘭的不義制度，最終全案還一路上呈到了聯合國，並由人權委員會直接行文，「公開譴責愛爾蘭政府造成女性受害」。

薩維塔：被憲法害死的媽媽
2012年10月，31歲的印度移民牙醫薩維塔．哈拉帕那瓦僅懷孕17個星期，她在10月21日出現不明疼痛，並於翌日清晨羊水破裂。根據醫事紀錄，醫生此時判斷「薩維塔的流產已不可避免」，在此狀況下，孩子不可能有存活的機會，因此薩維塔遂對院方提出終止懷孕的請求。

然而醫院透過超音波報告，認為薩維塔腹中的孩子「雖然活不成，但似乎還偵測得到心跳」，再加上薩維塔仍神智清醒，「並沒有任何生命危險的徵兆」，因此主治醫師只能「依法行事」，並向家屬再三說明：愛爾蘭的醫事規定，此際不允許醫師終止懷孕。

當時應對的接生員，曾這樣試著「安慰」哈拉帕那瓦一家。但事實上，從10月21日第一次入院開始，薩維塔的驗血報告就出現白血球數量異常——在當時，她就已經因血液感染而出現「敗血症」的前期徵狀，卻因為一系列的醫療疏失而被忽略。

兩天過後，薩維塔的狀況在10月24日急轉直下，敗血症的症狀變得明顯，但院方直到孕婦出現休克症狀後，才終於決定終止妊娠，並透過手術取出薩維塔腹中早已夭折的女嬰（院方超音波測到的心跳並不準確）。

薩維塔最終因敗血症、流產失血與大腸桿菌感染所導致的器官衰竭，在10月28日清晨病逝，這距離她第一次抱怨「背痛」，不到一個星期。她死後，悲憤的家屬也向社會投訴薩維塔在痛苦中所遭遇的「凌遲遭遇」。一時之間，不僅是愛爾蘭本地的女權、選擇派團體大表憤慨，國際輿論與印度本國也都對愛爾蘭墮胎禁令「不可思議的迂腐」感到詫異而憤怒。

薩維塔的悲劇，揭穿了愛爾蘭現行墮胎禁令，對「母體安全」設定的虛應故事，亦明白指出以憲法層級放大胚胎生命權的重量，在醫療運作上實際且駭人的怠惰空間。再配上各方團體的悲憤抗爭總號召，以及國際社會的加重譴責，愛爾蘭的保守派政團這才終於「轉向廢除《第八修正案》」，而薩維塔的悲劇也就這樣成為了愛爾蘭「墮胎政治」的關鍵轉折。

▌還沒有完：死亡與那個孩子

薩維塔的死，從根本上地動搖了愛爾蘭對於墮胎限令的態度。然而政壇對於修憲解禁的反應，卻仍因保守團體的激烈反對而刻意放緩。因此，儘管風向轉變，愛爾蘭的「墮胎悲劇」卻還是不斷地翻新章節，譬如：腦死的孕婦能不能結束懷孕？懷孕的難民受庇護者，又該怎麼墮胎？

2014年12月，一名懷孕15週的「P女士」因病腦死，其伴侶與親人要求醫院拔管「讓她免於痛苦有尊嚴地離開」；但由於P女士腹中的胎兒仍有生命跡象，擔心違憲的醫院拒絕拔管，儘管已知胎兒不可能存活，院方仍強勢但無意義地維持著P的生命。雖然折磨月餘後，高等法院最終下令「允許拔管、結束懷孕」；但在院方的積極醫療行為下，「她來探病的兩個孩子，都已經認不出病褟上母親的悲慘模樣。」

又或是2014年的另一個墮胎大案「難民Y女士」。2014年3月，Y女士入境愛爾蘭申請「難民庇護」，卻在健檢時發現有孕在身。情緒崩潰的Y女士表示，因為這是她在原生國家遭遇性侵的結果：

然而受限於難民審核期間的居住限制，Y女士不能離開愛爾蘭、也不能合法入境英國和荷蘭終止受孕。因此就算她展現了「堅決的死意與極不穩的心理狀態」，愛爾蘭也無法準許墮胎。在溝通過程中，愛爾蘭的負責單位不斷地拖延時間，並積極地誘導Y女士「先生下小孩」。最後到了2014年7月，醫生才告訴懷孕超過20週的Y女士「此刻已不可能墮胎」，再次崩潰的Y，於是拒絕進食、飲水，試圖絕食自殺。

面對Y女士的激烈反應，愛爾蘭衛福部卻向法院申請「強制令」，並被批准有權以拯救胎兒為由「灌食Y女士」。最後，透過強制令的威脅，Y同意攝取流質食物，並在幾天後、懷孕25週時「剖腹產」生出一名男嬰——後來該名男童被愛爾蘭政府安排受養，與Y全面斷絕親緣往來；而已獲居留身份的Y，至今仍與愛爾蘭政府打著賠償官司。

▌「選擇派」大戰「生命派」：所以怎麼辦？

愛爾蘭的墮胎禁令，背後一直有天主教會的強力撐腰；但近年來，愛爾蘭天主教會卻不斷被踢爆虐童、懲罰單親媽媽、甚至隱蔽收養兒童死亡的重大醜聞，社會對信仰的尊重逐漸消散，再加上一連串因禁令而起的婦女悲劇與公民直接表態的修憲諮詢，鬆綁禁令這才成為了政壇共識。

2018年初，保守的愛爾蘭統一黨與愛爾蘭共和黨，分別宣布在墮胎政策上解除黨紀指令，國會中最大的修憲阻礙自此排除，推翻《憲法第八修正案》的修憲公投，這才在確認要在5月25日舉行——官方說明，修憲公投將採簡單多數決，如果「贊成」過關，憲法40.3.3條就將被刪去，並替代以「靜待相關法案過關」；但如果「否決」過半，現行墮胎的管制將維持原樣。

假若修憲成功，愛爾蘭聯合政府將在最快時間內，把準備好的《人工流產管理草案》送進國會：未來，愛爾蘭將無條件放寬孕婦「在孕期12週內」選擇終止懷孕的權力。如果婦女有意墮胎，只要在諮詢醫生、度過72小時的「冷靜期」，醫院就必須提供足以終止懷孕的藥物（孕期超過12週，則需經過兩位以上醫生評估同意；孕期超過24週，原則禁止）。

一開始，支持修憲的愛爾蘭民意，在年初曾一度逼近7成；但當公投進程啟動後，生命派團體的大規模動員，卻將民意逐漸撕成五五波——之中「開放12週墮胎」的替代管理辦案，即是生命派號召動員的最強原因。

儘管生命派不否認X女士或薩維塔之死的悲劇成因，但他們認為：這些故事確有「個案」因素，未來的補充辦法確實可以針對強暴、亂倫、或孕婦健康定義「提出終止懷孕的通融路線」；但一口氣開放12週的墮胎自由選擇期，是否矯枉過正？透過公投，讓眾人選擇「剝奪」憲法中對胎兒的平等生命權...這是否也過於不仁？甚至等同於殺生邪惡？

愛爾蘭大主教艾蒙・馬丁（ Eamon Martin ），在投票前的最後關頭如此表態，並稱廢除憲法40.3.3，將一舉動搖愛爾蘭的信仰根本與國家價值。醫界保守派的醫護人員，也紛紛反對將醫事資源用於「扼殺生命」，各種宣傳口號中，愛爾蘭生命派更拿出了英國當墊背，「在英國，97％墮胎殺死的都是健康寶寶」、「如果殺嬰會讓你夜不成眠，你就該投『不！』」。

面對生命派的譴責，推動草案的愛爾蘭政府強調：在現行制度下，針對各種個案一一評估的時間成本真的不可行，要能含括各種「不自願懷孕」與胚胎夭折問題，因此12週的自由選擇期，已是各方折衷的最大公約數。

選擇派也表示，本回的修憲「本質上無關生命權」，因為對於不願意懷孕的婦女來說，如果真心不想要孩子，他們還是能透過各種網購藥物、跨海墮胎的模糊地帶來人工流產——35年來，到英格蘭自費墮胎的17萬名婦女就是證明——因此，推翻40.3.3條，只是讓「墮胎事實」合情、合法、合理地歸入法律管制的醫事範圍。

女權團體強調，40.3.3條的憲法架構，迫使「懷孕生產」成為了一種針對女性的「刑事義務」，其背後扭曲的邏輯，才是把女人視為工具的「歧視」價值觀。

當輿論戰得不可開交的同時，海外十數萬的愛爾蘭僑民也分別受兩派刺激，罕見地出現註冊動員；同時來自美國的反墮胎與女權團體，更大舉介入愛爾蘭國內的公投宣傳，迫使Google與Facebook緊急推出針對公投的「廣告限令」，試圖在各種社群假風向的操作醜聞後，全力阻止「假新聞戰爭」的再來。

根據《愛爾蘭時報》在公投前一週的最後民調：44%的愛爾蘭民眾同意修憲、解禁墮胎；32％的民意反對改變；17％的民眾還未決定——儘管風向貌似對選擇派有利，但在最後時刻，生命派仍不放棄「激出沈默多數」的翻盤期待。

論戰之下，這場修憲公投卻也被愛爾蘭本國媒體形容為撕裂國家的「價值觀內戰」，而這波信仰、社會與生命的激烈討論，也引發不少針對愛爾蘭認同的懷疑。

「我還記得在1983年公投時，投票所前有兩個男人，高喊大家不要殺嬰！」愛爾蘭地方歷史學者東尼．布朗（Tony Brown）對《衛報》表示，「但我至今仍在思索，所謂的墮胎公投...男性應該參與投票嗎？若是...那麼這算是男性的選擇？還是女性的選擇？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判斷，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