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臨時工：英國大學「零時合約」的血汗剝削

3月份英國高教工會針對資方提出的退休金改革方案發起罷工，動員61校、持續四週，影響了上百萬名學生。目前雙方談判中，尚未取得共識。當時的罷工行動引起廣泛回響並受到支持的因素之一，除了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本身之外，支持者對雇傭關係的不確定性與缺乏未來保障的憂慮，造成高教員工對退休金改革方案產生更強烈的反對情緒。

罷工前夕，英國肯特大學校方威脅欲參加罷工的教師：如果參與罷工，將不會支付他們的薪水，如果罷工後沒有補課，將會扣一半的薪水。

針對校方的強硬態度，肯特大學的鐘點講師、兼課研究生，以及校園內其他非正職合約保障的「不穩定工作者」（precarious staff）聯合發表聲明，抨擊校方對合法的罷工參與者不合理的對待，並強烈抗議他們在「非典型雇傭關係」下，長期受到的剝削。

聲明宣稱，作為第一線教學人員，他們一肩扛起絕大部份的教學工作；但這些非典型受聘者一年所賺的薪水，卻可能比學生一年所付的學費還少。不平等的薪資結構，更讓許多學術勞動者，掙扎於英國貧窮線的邊緣。

根據英國高教產業統計報告，2016／17學年度，高教產業總共有13萬8,405名專任教師，而兼職教師加上其它「非典型雇用教師」總計有超過10萬名非正職教師。

此外，英國大學工會（UCU ）也曾在2013年發起調查：當時145所回應調查的英國大學中，約有3分之2的大學，以「零時合約」（Zero-Hour Contract）的方式雇用高教教師。在英國，零時合約指的是一種不保障工作時數、做多少領多少的鐘點工作契約。

比固定時數的「兼職合約」 （Part-Time Contract），零時合約更沒有保障。美其名工作時數彈性：但現實是：校方、系上想給工作就給，不給的話就全喝西北風。由於「零時工」的臭名遠播，各校便統一口徑，將不固定時數的非典型雇傭合約，統稱為「臨時合約」（casual contract）。

但臨時合約與零時工，差距甚微。以布里斯托大學的臨時合約模板為例，合約清楚標示：臨時合約受雇者「不是大學員工」，學校沒有義務提供工作，受雇者也沒有義務要接受。此外，這些教師沒有夜間與假日加班費，也沒有年假或病假；但在被合約綁死的狀況下，卻時常被要求得臨時帶課、隨call隨上。

由於高教零時工的高度不確定性，在不知道下個月或明年，到底能賺多少錢的情況下，這些教師們基本上無法為自己的生涯，做任何長期規劃。例如每年5月教學結束後，這批零時工便沒有收入；每年10月開學前的1個多月，學校也常常「突然發現」這學期的學生人數比較多，而得臨時開缺、多找1位零時工來擋，但找來的不一定是專精於所授課程內容的人——不過對學校來說，只要有人上台上課、改作業，授課內容是否為是教師的專長反而是其次。

零時教師鐘點費的計算方式與價格，通常是1個小時的授課會付額外的1.5－3小時的準備鐘點；但如果同一課程內容，講授第2次或第3次，校方支付的準備時間鐘點則會遞減。鐘點費通常是最低薪資的2倍多，但教學工作是「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1個月前被臨時通知要上一門不熟悉的課，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絕對比賺的鐘點費多出好幾倍。非典型勞動所犧牲的，最終還是零工時教師自己的時間。

英國全國學生會（NUS）警告，讓授課教師長期處於掙扎求生的邊緣，承受低薪與無安全感，將影響其教學品質，也將使學生蒙受其害。就連筆者身邊的臨時合約教師們，聚餐時的話題永遠都是「最近又有多少篇作業要改」、「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改完最多份作業」、以及「今年能拿到幾個小時的課」。

這樣的薪資在臨時教員與正職教授之間，也形成一道巨大的鴻溝。一樣的授課時數，拿到的錢卻相差千里，掙扎求生的臨時教師們心中的剝奪感不難想像。更不用說這些學校的副校長們，還領著比英國首相高3倍的超級高薪。

大學中的「零時工」，有許多是在學博士候選人及剛畢業的新科博士生。學校基於招生與學術研究指標需求招收博士生，順便用這些「小鮮肝」來滿足大學部裡龐大的第一線教學需求。

這些博士生花上3至5年的時間取得學位；但畢業後卻得面對教職市場飽和的現實，便只能繼續留下來擔任教學工作，成為長期零時工。據估計，超過4分之3的資淺學術工作者，只能拿到臨時合約——他們是第一線授課的主力軍，為了學校收取的上萬鎊大學學費，而面對著龐大年輕學子們。

2012年，英國政府在高教自由化的旗幟下，強壓遍地的學生抗議，逕行將本國及歐盟生學費調漲3倍，再加上2015年英國正式廢除「招生人數限制」後，英國大學們更是全力廣招學生以求「變現」——這意謂的是，更多的授課需求以及課堂學生人數的暴增——但可觀的學費收入與大量授課需求，並沒有被轉化為更多正職的講師、教授職位。

根據校方說法：臨時合約可讓這批博士在學生、或剛畢業的博士累積教學經驗，「為未來的求職鋪路」。但這類的藉口，卻無法正當化校方連續數年，都僅以臨時合約聘用同一教師。

號稱英國長春藤聯盟的「羅素大學集團」，是學術圈內臨時合約的最大用戶。以旗下的伯明罕大學為例，70%的教師簽的是臨時合約，其次則是華威大學的68%。這些學校強調：為了在競爭激烈的高教市場中生存，他們必須保持高度彈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並對資金進行靈活的應用。

但所謂的「靈活運用」，竟是將大學盈餘，拿去蓋新大樓、宿舍，而不是把錢花在聘請正職教員——像是前述臨時合約大戶伯明罕大學，2016年就「闊氣」地砸下了5億英鎊的擴建案，其中包括了5,500萬鎊的運動中心與學生宿舍；但在此一「競爭力彈性」的彼端，伯明罕大學校內70％教員，都只拿著是臨時合約，他們勒緊褲帶、苦撐著低於平均薪資的微薄薪水，卻還巴望著有一天能轉為正職。

UCU預見了臨時合約將會失控成長，在2014年開始反對臨時合約倡議，發動「撲滅臨時合約」（Stamp Out Casual Contracts）行動，呼籲穩定的工作才能帶給學生高品質的教學。4年過去了，目前將近一半的大學仍雇用零時工，68%的高教研究人員簽的是兼職短期合約。但這並不是因為學校沒有預算招聘正職人員。

2016／17學年度，英國所有大學的學費總收入為177億英鎊，佔高教產業總收入的52.2%。在大學預期高教產業會蓬勃發的樂觀前提下，學校紛紛將這到手的大把現金用來投資擴張，蓋新大樓、新設施以吸引更多付高額學費的學生——諷刺的是，訂定這些擴張計畫的當時，沒有人預期到脫歐的到來。脫歐後，來自歐洲的學生勢必大幅減少，影響更大的是佔教師總人數超過兩成的歐盟教師。因此，結構失調的英國高教，要如何面對2020年正式脫歐的衝擊，混亂的當下也令所有學術從業者心驚膽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