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請閉嘴：新加坡的附庸式「新聞自由」

4月初，馬來西亞率先全球通過禁止「假新聞」的法案，未來在知情情況下製造、散布「假新聞」者，最高可能面臨6年有期徒刑，而在大馬旁邊的「獅城」新加坡，也如火如荼展開對於「假新聞」的打擊。儘管這個島嶼國家從未停止對於新聞內容的審查，不過感謝川普炒熱「假新聞」議題，星國政府現在多了一個能更加嚴管內容產業的託辭，對於這個新聞學者認為，網路媒體業本就不比馬來西亞發達的國家來說，恐怕是雪上加霜。

「社會穩定」一向是新加坡治國的基本邏輯。今年1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臉書上指出「假新聞」對於社會秩序的危害，提及1969年馬六甲就曾因謠言而造成數百人死亡的種族暴動；星國國會不久也通過決議，設立「線上蓄意假消息」的10人特選委員會來處理這個議題。

在3月22日的公聽會中，特選委員會找來Google、Facebook等多家科技公司的代表出席，徵詢他們對於打擊線上假消息的作法。Facebook代表認為，新加坡已經有諸多法令限制「仇恨言論」、「毁謗」及「假新聞散佈」，若再制訂新的法律，可能會阻礙社群媒體平台透過自身機制來解決相關問題的現有渠道。

不過，比起接受Facebook代表的諫詞，新加坡內務部長尚穆根卻「老辣」地連結起當時Facebook個資外洩的「劍橋分析醜聞」，將場子變成星國閣員訓斥Facebook亞太區高層米爾納的法庭訊問，把資料外洩一事與無心管控假新聞混為一談，模糊焦點，引發網友熱議。

接著在29日的公聽會上，尚穆根再次槓上牛津大學的新加坡籍歷史學者覃炳鑫。覃炳鑫指控，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就是製造「假新聞」的元老——李光耀政府——於1960年代，打擊異議分子的「冷藏行動」，透過製造「假新聞」，將政敵塑造為共產主義份子，打壓言論自由、逮捕異議份子。隨後，尚穆根為此與覃炳鑫展開長達6小時的馬拉松式辯論，話題再度失焦。

眼見覃炳鑫獨自坦下星國政府對其的文宣式攻擊，美英澳等地的學術界共133餘人簽署連署書，支持覃炳鑫，連署書寫道：

隨後，星國主要媒體就以覃炳鑫只是「牛津大學的助理研究員」而不是「正式雇員」來聚焦這名歷史學者，表面上是釐清他的學術背景，實際上是要透過貶低覃炳鑫的學術可信度，將其打為「虛假訊息」製造者。

除此之外，許多受邀出席的公民團體代表也都抱怨，他們受邀出席假新聞立法公聽會，卻沒幾分鐘可以發言，抑或者發言遭到扭曲，形同抓他們去背書。

▌Garmen-say-so media...（只報政府說）

早在新加坡建國初期，建國總理李光耀就呼籲新加坡國人要團結，才能讓這個蕞爾小島從險峻的政治環境與天然條件中脫險，逐步邁向一個成功的現代化國家。在這樣的邏輯下，民主化自頭至尾都不是新加坡首要追求的目標，相反地，民主這種無近利可圖的高尚價值，只能是國家穩定成功後才能關注的遙遠目標。

民主社會中，所謂「第四權」的媒體，在新加坡也就不全然是扮演監督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要與政府「合作」，促使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

1967和1974年分別生效的〈不受歡迎出版法〉（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和〈報業與印刷法〉（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在這個思想脈絡下，對傳統媒體的發展祭出了種種限制，以確保媒體不會跨越政府的底線，散布政府認為會傷害公共秩序與和諧的訊息。

〈不受歡迎出版法〉中明定，出版物所含資訊，如果主管機關認定會讓讀者墮落或腐化，那樣的出版物將被視為「傷風敗俗」（obscene），而如果包含性、犯罪、驚悚、殘忍、暴力或吸毒等內容，或者包含會促發種族、宗教仇恨或敵意的內容，也都可能構成「不良」（objectionable）出版物，面對這些政府認為新加坡社會不歡迎的出版品，主管機關有權力禁止其在星國流通、進口或販售。

而〈報業與印刷法〉則管控了媒體業，沒有政府執照的業者不能夠辦報，媒體執照每年更新一次，股權結構需要主管機關批准，外國媒體也不能隨意在新加坡發行刊物。

星國政府對外媒的打壓，其中最「享譽國際」的當屬1987這一年，《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因為一篇評論星國政府證券交易政策的文章，遭政府認為是「干預內政」，勒令將合許發行量從5,000份削減到400份，隨後《華爾街日報亞洲版》乾脆宣布停止其在星國的發行，並發布聲明砲轟星國政府，表示無法接受新加坡政府以發行量來交換媒體的自我審查。

同年，總部設在香港的《遠東經濟評論》亦因為報導李光耀逮捕22名宗教與政治家，指李光耀破壞了羅馬天主教結構，而遭到李光耀控告毀謗，核准發行量從1萬份大砍到只剩500份，並且只能販售給政府核准的銷售名單。隔年，《遠東經濟評論》也因為無法接受由政府決定客戶一舉，宣布在新加坡停止販售刊物。

類似的事情一再反覆出現，2010年《紐約時報》集團也因為旗下媒體指涉李家父子為「亞洲政治王朝」，最後除了道歉外，還要賠償星國政府11.4萬美元。於是基於商業考量，為了讓自家媒體來年還能在新加坡有生意做，媒體自我審查以求能繼續拿到執照的現象早已不是新聞。外國媒體尚且如此，遑論沒其他地方可跑的星國媒體，只能乖乖聽命於政府。

面對新加坡媒體非常商業化，但同時卻又受到政府箝制的矛盾，學者們給了一些稱呼，像是「政府如是說新聞學」（government-say-so journalism）、「受控制的商品化」（controlled commodification）或甚至「權力控制狂的謎團」（megalomaniacal puzzle）。但似乎再多的理論語彙都不足以描述星國政府對於媒體「走鐘」的恐懼，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18年的全球媒體自由指標評比，新加坡是180個國家中的第151名。

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在2017年底針對新加坡發布的觀察報告〈殺雞儆猴：新加坡對自由言論和集會的打壓〉中指出，隨著紙本與廣播媒體受到政府有效管控，非主流意見轉向網路平台，但星國政府也開始強化管制內容平台，前述的「線上蓄意假消息」委員會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定期會議中，早已有多國對於新加坡政府箝制媒體自由的作法多有疑慮，比如2016年的會議，拉脫維亞就提交意見，指出星國應「審查媒體法律，使其與國際人權中表達自由方面的標準相一致」，而捷克也建議：

然而作為受審查國，新加坡的代表則反過頭指責西方國家偏向自由主義、但政策卻不足以應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星國甚至還督促理事會：

▌含淚堅持的新加坡特色自由主義......？

新加坡檯面上能見到的大媒體幾乎都由「新加坡報業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SPH）和「新傳媒集團」（MediaCorp）所控制，尤其自2000年開始，2個報業集團被允許交叉持股下，新加坡的傳統媒體除了有不同語言的媒介外，原則上沒有多大的差異。

面對國內事務星國媒體只能當個鸚鵡傳聲筒，報導國外事務的觀點評析倒是力度大一些，不過隨著社群媒體佔據了愈來愈多人的生活，新加坡人的語言優勢讓他們根本不需要仰賴國內傳統媒體掌握國外事件，甚至在國外媒體中反而能看到觀點不同的國內報導，如此一來，新加坡社會對於本國傳統媒體的仰賴程度也就更顯著的低上許多。

隨著廣告商轉戰社群媒體，傳統報業的廣告收入大幅降低，MediaCorp旗下的《今日報》（TODAY）決定停止發行紙本刊物後，讓SPH決定拋售股份。儘管MediaCorp宣稱：將藉此轉型為完全的數位媒體，達到「媒體景觀的自由化」，擺脫原大股東SPH對媒體的指手畫腳；不過對於新加坡評論家Carlton Tan來說，MediaCorp的媒體自由化只是空話。

MediaCorp目前回復至百分之百由「淡馬錫控股」掌握，而淡馬錫控股是一間新加坡政府百分之百持股的控股公司，執行長是總理李顯龍的妻子何晶；SPH的董事長李文獻過去長達20年的時間曾擔任執政黨的內閣閣員，使得SPH的官方色彩亦相當濃厚。在把持新加坡大多數媒體的2大集團，都與官方關係密切的情況下，星國媒體也就更難衝破媒體自由的官方防線。

一直以來，新加坡政府有意識地揀選了西方世界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解，重新形成一套帶有「亞洲特色」（新加坡特色）的價值體系，透過對於島國生存危機的集體焦慮，讓人民願意犧牲他們「部份」的自由，來換取政府報賞給他們的經濟果實。

2013年，修改的〈廣播法令〉規範網站同樣需要取得政府執照，取得執照的網站需要按照當局頒布的〈互聯網運作準則〉（Internet Code of Practice），否則就會如同網站「真實新加坡」（The Real Singapore），在2015年，被指控為了博取點擊率，刊登「煽動本地外國人與新加坡人仇恨情緒」的文章，而被政府勒令關閉。

星國長期以來對於媒體發展的箝制、或是「照顧」，現在反倒成為媒體業在數位化時代的絆腳石——做國際議題話語權搶不過歐美英文媒體，做華文內容比不過港台五花八門的媒體產品，真正可以做出市場區隔的本地議題，卻綁手綁腳，那麼作為新聞從業員到底還可以做出什麼賣得出去的內容？

面對為了打擊假新聞而即將更緊縮的言論限制法令，星國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媒體產業造成的商業壓力，執政黨議員指出，當局正尋求同時兼顧「政府管制」與「市場友善」的方法，以讓新加坡維繫其「資通訊樞紐」的地位。

但如同Carlton Tan在少數逃過政府勒令關閉的新加坡非官方網站The Online Citizen撰文質疑，當媒體只是報導了人民日常生活對於地鐵故障的抱怨，就能引來一國的交通部長痛斥媒體唯恐天下不亂，新加坡的媒體業究竟多大程度上有所進步？

他寫道，顯然執政當局想像的「媒體自由化」，和呈現多重異議觀點沒有任何關係，對於這些報業巨頭來說，「媒體自由化」指的只是如何在避開引發政治爭議、侵害執政黨利益的前提下，吸引讀者的眼球罷了。

當局似乎預設了，新加坡現在的建國二代、三代、四代，會願意如建國一代那樣，對故障的地鐵，或是日漸擁擠的城市等問題閉上他們的眼睛——相忍為國，然後享受「非關政治」的媒體娛樂。

只不過，在新聞自由化的浪潮下，現在的新加坡，還是李光耀時代、那個乖乖閉嘴跟隨政府的新加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