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宮是國家的:富國強兵,日本強制絕育的悲歌

聯合新聞網 許仁碩
當一個國家,擔憂劣等人口繁衍... 圖/歐新社

為防止優生學上不良之後代出生,同時保護母性之生命健康,特制定本法。

——日本優生保護法第一條(作者自譯)

去年12月月初,日本一名六十多歲的婦人公開表示,自己在十五歲時,根據當時的優生保護法,以「遺傳性智能障礙」為由,被強制結紮。由於失去生育能力,一生無法結婚,將對此提起國賠訴訟。

根據日本律師公會聯合會的調查,在該法從1948年立法到1996年廢止的近五十年間,施行了約八萬四千件的絕育手術,當中有一萬六千多件未經當事人同意,女性則佔70%。而本案作為首例,除了個案救濟之外,也希望能讓日本政府正視這段血跡斑斑的歷史。

過去的強制絕育手術中,有超過一萬件未經當事人同意,其中女性佔了70%。圖為示意圖...

▌「增產報國,汰弱留強」的優生政策

優生政策在日本的歷史淵源,最早可追溯至明治維新,國家開始將人口政策作為治理一環。當時最為代表性的,就是以「富國強兵」為由,隨著繼受西方法律,一併導入墮胎罪。

到了1930年代,為了防止「劣等人口繁衍」造成「汰強留弱」的人口反淘汰,日本民族衛生學會公開倡議「應對精神病患與犯罪者強制絕育」,而大日本醫師會,也呼籲「應對有遺傳疾患者強制絕育」。在1940年通過的「國民優生法」第一條即寫著:

為遏止患有惡質遺傳疾患者增加,增加健全者人數以達提高國民素質目的,特制定本法。

而在戰後所制定的「優生保護法」當中,在當時醫界的主導之下,新法的優生學思想反而更加濃厚。在新法當中,非遺傳所導致的漢生病、精神疾病、智能障礙等均也被納入了絕育手術的適用範圍內。

本案原告的智能障礙,是因幼年時手術麻醉的後遺症所引起,但仍被迫接受了絕育手術。而在今年七月取得的診斷書上,記載著絕育原因為「遺傳性智能障礙」,但家族中無人有相關疾病。家屬質疑,診斷書上的「遺傳性」,是在當時的國家優生政策下,醫師為了手術順利通過審查而捏造的。

在「優生保護法」前,人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因為從遺傳疾病到非遺傳所導致的漢生病、精...

▌「被同意」的患者與家屬

根據優生保護法的規定,絕育手術是由醫生基於公益向政府的審查會提出,當中雖然有本人同意的要件,但若本人為未成年、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礙患者,則可由家屬代替本人同意。

因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在未成年時於父親同意下,被施以絕育手術的飯塚小姐(假名),在接受NHK採訪時表示,父親在死前,曾對痛苦一生的女兒留下一封書信,表示當時是——

在服從優生保護法之下,被迫蓋下印章。

記者也訪問到曾經參與過術前診斷的精神科岡田醫師,他則表示:

雖然現在聽起來像在找藉口,但當時沒有任何人覺得優生保護法有問題,我當時也覺得對這些人進行絕育手術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樣「理所當然」的氣氛之下,所謂「家屬或本人同意」,背後也很可能有著醫師、親戚等旁人的壓力、家人擔心老後無力扶養、或者萬一新生兒亦有先天疾病,將會「給社會帶來麻煩」等種種苦衷。而這些苦衷的根源,仍是社會基於優生學的歧視思想,並未提供一個障礙者能自立安居的環境。

老後無力扶養、旁人壓力、給社會帶來麻煩?種種外在因素都是所謂「家屬或本人同意」背...

▌完結的惡法,未完的清算

1986年,在當時的身心障礙者國際(DPI)日本會議成員的呼籲下,成立了「DPI女性身心障礙者網絡」,並針對絕育與墮胎手術兩大議題,提出了修改優生保護法的要求。到了1995年,在社會運動串連以及議員們的施壓下,日本政府終於在1996年通過了新的「母性保護法」,刪除了絕育手術的相關條文,國家對身心障礙者所進行的絕育手術,終於走入歷史。

然而,數十年來被奪去生育能力的受害者們,其身體與精神上所受到的創傷,並不會隨著修法而就此消散。在有過類似政策的德國與瑞典,均對受害者進行了道歉與補償。但日本政府則認為過去的絕育手術均是依法行政,政府並無過錯,自無道歉或補償的必要。

對此,運動團體則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公約對日本的審查過程,訴諸國際壓力。公民政治與權利公約(ICCPR)的審查委員會,在1998年的審查意見中,要求日本政府做出必要的補償,並在往後重複強調此一要求。

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的審查委員會,也在2016年的審查意見中,要求追究加害者責任,官方道歉以及補償。但日本政府的態度從未改變,使得受害者選擇走向法庭。

日本政府終在1996年通過了新的「母性保護法」,刪除了絕育手術的相關條文,但對過...

▌「我是為你好」

以淘汰劣等國民為宗旨的日本優生法制,除了對當事人的傷害外,也助長了社會上對身心障礙人士的歧視結構。即便修法已屆二十年,但DPI女性身心障礙網絡在報告書中指出,儘管強制絕育已遭廢止,但發自「善意」的歧視依舊存在。

例如有因後天糖尿病所致的視障者,在產檢時被醫師以身障會遺傳為由建議墮胎。也有婦產科醫師對障礙者的配偶建議,為了省卻照護時清理月經的麻煩,不如拿掉子宮。甚至也有障礙者在看診時被醫師質疑——

障礙者怎麼會有性行為。

身心障礙者有性慾,也有權生育,其自主權並不因身心障礙而可以被任意剝奪。提供一個障礙者亦能自主自立的環境,才是國家社會的責任。從「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轉換成診間裡、日常中的「我是為你好」,反而更顯示出問題的根深蒂固。

只希望對過往的錯誤政策,透過司法訴諸轉型正義,能夠成為成功扭轉歧視的第一步。

儘管強制節育已走向歷史,社會上對於身障者的隱性歧視依然不減;甚至也有障礙者在看診...

許仁碩

台北人,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主要從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關注東亞的警政體系、社會運動與歷史議題,並致力於研究教學、媒體寫作與社運實踐,希望為人權盡一份心力。為《轉角國際》、《鳴人堂》、《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及《端傳媒》評論作者,外文評論散見於《Asia Democracy Network》與《朝日新聞論座》。譯有《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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