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干人（上）：說著「清末漢語」的回人

從吉爾吉斯中部的小鎮科齊柯爾（Kochkor）去頌湖（Songkul），即使是最簡便的路線，都得翻過一座高山，而且車流稀少，除了偶爾來往於湖邊和城鎮的牧民之外，只能期待包車的觀光客經過。即使是盛夏，吉爾吉斯中部的氣溫在入夜之後，也可能只比冰點溫暖一點，在這條很難被稱為公路的路邊等便車，實在不太牢靠。

我孤身一人，到鎮上的旅行社登記拼車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所以決定先到鎮上最熱鬧的廣場逛逛；那裡同時也是鎮上對外交通的集散地，大部分的城際巴士、小巴和私營計程車，都在那裡候客。

連續被幾個司機漫天要價之後，突然有人從後頭拍拍我的肩膀。轉頭一看，是個留著大鬍子的老爺：

他一邊說著，幾顆大銀牙一邊在咧開的大嘴裡閃著光。原來，老爺接了門生意，要到頌湖接幾個觀光客去南部大城納倫（Naryn），本來就要空車上山，所以也算是讓我搭了趟便車。他不疾不徐，先開去車廠修理底盤，又去市場買了兩斤瓜子，然後回家搬了幾箱飲料、幾顆西瓜，說要順道去湖邊探望朋友；我在他後面當個跟屁蟲，在市場裡忙進忙出、幫忙扛貨，好像也是要去探望朋友似的。

車子終於上路後，我們總算有時間好好聊聊。和穆斯林聊天，家庭話題是常見的起手式。談到出身，老爺轉過頭來和我說：

我當然知道；從來到吉爾吉斯開始，我就一直期待著能遇到東干人。在不少遊記或報導裡，東干人被形容成「住在中亞一帶，講著陝甘方言、使用清末漢語詞彙的一群穆斯林」；對於講漢語的人來說，東干人猶如「人肉時光膠囊」，充滿時空錯置的獵奇感。

這種獵奇的趣味並不令人意外。中亞東干人這個族群的形成，和清同治年間的「回亂」有關。回民起義失敗之後，逃難至新疆的回民們深怕左宗棠的追兵趕盡殺絕，決定在1877年冬天，進一步遠離中原，分成幾批在嚴冬裡翻越天山，最後在當時沙俄的中亞境內落腳。

除此之外，1881年俄羅斯和清政府簽訂《聖彼得堡條約》、將伊犁谷地歸還給中國時，在條約中俄方也特別明定伊犁人民可以自由選擇遷往俄國。許多回民擔心重新回到清廷控制之下會遭迫害，便移居至對穆斯林相對友善的沙俄境內。

這些不同時期的移民，有甘肅籍、也有陝西籍，彼此所屬的教派、操持的口音也都不盡相同，卻在日後因為類似的移民脈絡，而被納入了「東干人」這個族群之中。這些被趕盡殺絕的危機意識，直到後來也許仍嵌在東干人的集體記憶之中，以至於有傳聞在事隔一世紀之後，有些東干人見到從中國來的學者，劈頭依舊會問：

何止時光膠囊，簡直就像來到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桃花源了。

當年許多回民難捱途中的惡劣天氣，葬身在天山上；就算到得了目的地，腳上也早已滿是凍瘡。他們聚居在幾個聚落點，但聚落的點和點之間卻又相隔老遠，幾乎不存在面狀的「族裔區」。奇妙的是，這些甘冒風險、長途跋涉，只為了遠離中原的回民們，一開始在中亞生活時，卻又經常自稱「中原人」。

1950年代之後，東干人開始逐漸以「回族」自稱；這個轉變，和新中國成立之後，「回族」被重整納入「中華民族」的族裔工程有關。我們曾經朗朗上口的「漢滿蒙回藏」之中的「回」，其實指的是地理概念（從地圖上逆時針依序數來），原本還包括今日新疆境內的非漢語系穆斯林；將「回」限定為「講漢語的穆斯林」，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至於「東干人」這個稱呼，又是如何而來的呢？至今，學界都仍沒能夠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漢語論者認為，「東干」其實由「東岸」（黃河東岸）或「東甘」（甘肅東部）的讀音轉化而來，甚至也可能是「屯墾」的訛讀，原本是新疆突厥系穆斯林，對於到新疆開墾的漢族穆斯林的代稱。

突厥語源論者則認為，早在十七世紀，中亞的突厥人就已經開始使用「東干」來指稱這些「離開中亞之後又歸來」的穆斯林，其字源來自察哈台突厥語的「回來」（döñän）。

但不論如何，1926年，「東干人」一詞終於在蘇聯人口大普查之中，正式被官方接納為一個族裔名稱。換句話說，東干人這個族裔概念的成形，除了源於回民遭「追殺」的推力，並且仰賴這些移民的生活實作和認同來維繫之外，俄羅斯人類學家、以至於後來的蘇聯政府，也是關鍵推手。

為了增進對新納入版圖的領土的了解，俄羅斯人類學家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曾經頻繁地在中亞、遠東地區活動。其中，對於東干人的研究，最早由齊布金（Tsibuzgin）和施馬科夫（Shmakov）完成，他們在1897年針對卡拉庫努茲（Karakunuz，位於今日的哈薩克南部，緊鄰著與吉爾吉斯接壤的國界；於1965年改名為Masanchi，紀念曾經加入蘇聯紅軍的東干將領馬三奇）所寫的東干人民族誌，篇幅雖短，卻仍是窺看早期東干人生活的珍貴窗口。

落腳中亞初期，有些東干人仍會偶爾返回中原探訪親友；為了在跨境時掩人耳目，這些東干人必須提早三、四年準備，將辮髮留長，同時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被俄羅斯當局發現蓄髮，因為跨境前往中國在當時是被禁止的。

在民族誌中，東干人被形容成「衛生習慣不佳，但耿直勤奮；嗓門很大、性子又急，是標準的直腸子，但也因此有仇必報」。我看著坐在駕駛座上的老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世紀前民族誌裡描繪的刻板印象，今天套在老爺身上似乎仍然合身。

老爺習慣一邊駕駛、一邊嗑瓜子，一趟路下來，方向盤、褲襠上噴得全是唾沫和瓜子殼，大概很難被包車的客人覺得是個整潔衛生的司機。老爺興致高昂，對我的提問有求必應；在車窗完全敞開的車廂裡，他豪爽的嗓子也總是拉得很高。

一路上，我把車廂當作東干語教室，不斷拋出一個個俄文單詞，問老爺這些字在東干語裡怎麼說。對於我這個台灣人來說，那些東干語單詞，其實就像是怪腔怪調的北方話，和普通話相去不遠，但如果老爺試著全部用東干話和我對話，我卻又沒有一個字聽得懂，因為東干語還使用了不少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俄語的單詞。

東干語的其中一個特色，便是原本在漢語裡十分豐富的量詞許多已經流失，改以「個」代替；甚至，即便只是數數字，「個」都會如影隨形地跟在數字後面。

此外，「食物」的東干語發音接近「十娘」，「學校」則聽起來則是「叫福」。可惜大多數東干人今天早已不識漢字，所以沒辦法用紙筆和老爺確認；我只能猜想，「十娘」和「叫福」如果寫成漢字，大概會是「食糧」和「教府」。還有些字彙仍然活像是從十九世紀穿越時空而來，比如老爺把「政府」叫做「衙門」。

但東干語並非沒有文字。1927年，蘇聯便曾以拉丁字母拼寫東干語，又在1950年代改以俄文的西里爾字母制定東干文字，並且成為東干報章媒體、以及學校裡教授東干語時所使用的標準文字。

這些將漢語拼音化的舉措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因為俄語是蘇聯實質上的官方語言這個誘因之外，也還因為當年跨越天山而來的東干人祖先，本就多是不識字的農民，日常生活中對於漢字並不依賴。此外，必須使用阿拉伯文閱讀古蘭經的回民，其實也早就對拼音字母並不陌生；東干人的祖先在移居來中亞之前，除了漢字之外，也曾經使用過阿拉伯文來書寫漢語，這種文字系統一般被稱作「小兒經」。

東干語不只因為保留了很多舊字彙而顯得「守舊」，同時也還有十分「激進」的一面：中國共產黨廢除漢字、用拼音字母寫漢語的未竟事業，蘇聯大哥竟然在規範東干語書寫系統時，先行幫他辦到了。

——（接續下篇／東干人（下）：離散中亞的人肉時空膠囊）

《東干話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