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的幽靈（中）：〈十月的教訓〉和消失的歷史面孔

《十月》是謝爾蓋‧艾森斯坦接受「蘇聯電影」（Sovkino）委託，為紀念十月革命10周年拍攝的史詩鉅片。格利高里‧亞歷山德洛夫是這部電影的共同編導。日後，他在回憶錄中提及1927年11月7日下午的意外插曲。史達林走進剪接室，和兩人打了招呼，問道：

「有。」艾森斯坦回答。於是，他們一起檢視了《十月》中托洛茨基現身的段落。史達林告訴他們，昔日的革命領袖已經公開與布爾什維克政府對抗，並且宣布：

於是，艾森斯坦和亞歷山德洛夫匆匆剪去有問題的段落。幾個小時之後，《十月》的部分片段在莫斯科大劇院的實驗劇場播放。1928年3月，電影正式上映，《真理報》上隆重地宣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100間劇院同時放映革命動作片《十月》。」

根據愛森斯坦的說法，為《十月》拍攝的4萬9千公尺長的膠卷中，只有2千公尺被剪入最終問世的版本。從大螢幕上消失的不只有托洛茨基，還有布爾什維克革命分子弗拉基米爾‧涅夫斯基（Vladimir Nevsky）、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等人。

謝爾蓋‧艾森斯坦的《十月》

▌十月的教訓

1927年，國際情勢的發展使蘇聯人的身分認同更加鞏固。蘇聯和英國的緊張關係彷彿響起布爾什維克政府與資本主義世界全面開戰的號角，而1925至1927年間的中國革命浪潮則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征服全世界的前兆。

十月革命10周年慶祝活動的重點在於彰顯近年來蘇聯社會實驗的成果。政府大規模特赦人犯，並特別加強社會福利政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周年的慶典中首次出現了反對派的示威，遊行最後以暴力衝突收場。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寫道，反對派遭遇有組織的攻擊。一名警員朝他的座車開槍，喝醉了的消防隊員還砸碎了車窗的玻璃。

事實上，如托洛茨基所言，當時黨內的鬥爭已經進入「最後的階段」。十月革命正是問題的爭端。1924年10月，托洛茨基為文集第3卷新作的序文〈十月的教訓〉引起激烈的討論。一夕之間，他成了眾矢之的，一場「文學辯論」（Literary Discussion）於是展開。這次事件涉及之廣，參與人數之多，影響之深遠，都是史上罕見。透過投書、會議發言或演說，當時重要的政治人物幾乎全都參與其中。

托洛茨基在日後回憶，「文學辯論」其實與〈十月的教訓〉無關，主要目的在於羅織不利於他的罪名，誤導社會大眾。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柯爾尼（Frederick Corney）也在〈論辯的解析〉（Anatomy of a Polemic）一文中主張，所謂「文學辯論」既無關文學，亦非辯論，不是溝通的過程，而是一場經過排演的全方面攻擊。

柯爾尼強調，托洛茨基的錯誤不在於異端的立場，因為當時正值列寧逝世之後的過渡階段，所謂的正統尚在形成之中。他的錯誤在於傲慢：他試圖在一切皆未成定局、極度混亂的時刻，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建國神話提出太過具體、武斷的詮釋。

在〈十月的教訓〉裡，托洛茨基掌握發言權、主導革命敘事的企圖十分明顯。他以列寧的傳人自居，以極大的篇幅描述革命期間黨內意見分歧的經過，批評格利高里‧季諾維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在革命中犯下的政治錯誤。他不只一次強調，關鍵不在錯誤，而在犯錯的時機。言下之意似乎是在為自己革命前不正確的政治立場開脫，並將矛頭指向在危急時刻誤判情勢的季諾維耶夫和卡米涅夫，彷彿他們在革命中所有的作為不過是一連串錯誤的總和。

除此之外，托洛茨基在文中檢討匈牙利、德國失敗的革命經驗，更是讓時任共產國際主席的季諾維耶夫難堪。同時，他完全忽略史達林的角色，使主要政敵在布爾什維克政權誕生的關鍵時刻缺席。

對此，托洛茨基的政敵異口同聲指責他扭曲史實，過度誇大了黨內的路線分歧。尼古拉‧布哈林批評，在〈十月的教訓〉中，黨消失了，只有托洛茨基存在，隱約可見遠方的列寧——

此外，托洛茨基筆下的列寧形象也招致強烈的批評。他不只評論列寧對馬克思的詮釋，更幾度提及列寧在某些時刻未能正確地評價革命事件的發展，因而錯估情勢。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不被允許的。

中央委員會於1925年1月公開譴責托洛茨基，並且要求加強宣傳工作，使廣大群眾得以認識列寧思想的內涵，看清托洛茨基言論中的反布爾什維克性質。歷時三個月的論戰於是告終。事件之後，托洛茨基交出革命軍事委員會（MRC），雖然仍保有政治局委員的頭銜，但權力和聲望皆已大不如前。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文學辯論」中，「托洛茨基主義」一詞首度出現在蘇聯報刊上，意指試圖取代列寧思想的反對派系統。自此之後，托洛茨基成了革命的反派角色，而「托洛茨基主義」則成了一個髒字。

▌消失的面孔

大衛‧金（David King）在《人民委員消失了》（The Commissar Vanishes）一書中呈現了史達林時代最的恐怖印記：一張張消失的面孔。托洛茨基不過是受害者之一罷了。

在形塑革命歷史記憶的過程之中，史達林的角色極為關鍵。1931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Proletarian Revolution）刊出史達林的投書。在信中，他批評一篇論文為「反黨」、「半托洛茨基主義」的偽歷史研究，並譴責編輯部刊登該文的決定。研究者普遍認為，這封信定義了史達林時代蘇聯史學的最主要特徵：政治立場和價值判斷完全凌駕史料之上。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史達林主導的大規模歷史出版計畫不僅展現了領導人重新評價過去、改寫歷史的野心，也定義了世世代代蘇聯人、俄羅斯人對革命的理解框架。

1931年，他採納高爾基的提議，成立委員會，著手編著一套多卷版的《蘇聯內戰史》。透過這項計畫，史達林企圖為無產階級社會創造新的歷史書寫形式——結合研究者、寫作者和藝術家的力量，呈現革命與內戰期間勞工、農民、軍人的集體經驗，藉此連結上與下、核心與邊緣，激發社會的活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動能。研究團隊在國內、外蒐集大量的文獻和檔案資料。至1937年為止，共取得檔案材料逾10萬件，書籍、資料超過1萬項。

史達林對這項計畫非常重視，不但參與策劃工作、審閱書稿，還親自挑選插圖、決定封面顏色。此外，以史達林和高爾基為首的總編輯部對《內戰史》第1卷書稿共有超過700處刪改、補充，這些重點片段在相當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史達林對歷史的詮釋與理解。

《蘇聯內戰史》第1卷終於在1936年出版。研究者指出，在史達林的敘事中，歷史的解釋往往被過度簡化為對立的評價——善與惡、好與壞的對比。這樣的現象與編著者企圖建立「普及的歷史」有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的「大清洗」使建立統一的歷史敘事難上加難。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英雄大多在政治清算中遭到迫害，淪為「人民公敵」，在《蘇聯內戰史》第1卷發行2年後，編輯部不得不修訂新版。如俄國歷史研究者維塔利‧季霍諾夫（Vitali Tikhonov）指出，在史達林全面整肅異己的同時，1917年的革命自然成了「不舒適的過去」，必須格外謹慎地面對。

藉由一再覆寫革命的過去，史達林企圖粉飾政治迫害的痕跡、確立自身政權的合法性。

史達林對於俄國革命的看法也反映在1938年出版的《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中。這本書在15年內出版301次，被翻譯為67種語言，堪稱「史達林主義的百科全書」。史達林在《簡明教程》中的某些歷史詮釋至今仍然影響著俄國人對革命的理解。

首先，他強調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地位和黨內的統一立場，將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卡米涅夫等人的意見分歧視為個別的特例。同時，他將自己塑造為革命的領袖、十月起義的英雄。在他的詮釋中，內戰的主要原因是國外敵對勢力對蘇聯的干預，而二月革命則被貼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標籤。

除此之外，史達林主張「一國社會主義」。因此，相關的革命敘事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變。1917年的事件雖然重要性依舊，但已不再是世界革命的起點。史達林甚至質疑馬克斯跟恩格斯「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說法，認為十月革命在建立工農專政的同時已經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1930年代起，俄羅斯中心的思想使民族主義的傾向成為主流。史達林重新定義了俄羅斯帝國的價值，視之為重要的傳統。彼得大帝和恐怖伊凡終於回歸當代的歷史舞台；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也得到相當大的重視。有趣的是，這個現象也可能和大整肅後革命英雄的極端缺乏有關——當代的人物消失得太多，歷史敘事勢必要建築在革命前的偉大基礎之上。

與此同時，列寧的權威地位依舊不容質疑。在1930年代的革命敘事中，史達林是列寧唯一的門徒，是其精神的延續。

在史達林的領導之下，蘇聯迎接十月革命20周年。歷史學者凱倫‧佩羅內（Karen Petrone）在《同志們，生活變得更愉悅了》中指出，1937年革命周年慶典的核心概念是「轉換」。1917年雖然已經不是新世界的起點，但依舊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在周年紀念日前夕，蘇聯當局的統計部門發表了一份數據資料，對比1913的帝俄和1937年的蘇聯，證明昔日的「半殖民地」已經成為崛起的工業強權。除此之外，紅軍的成就也是驕傲的來源。官方的訊息清楚而明確：在革命之後，經過了20年的社會實驗，光明美好的未來已經到來……